姆妈穷哭，一边哭一边拍自己的大腿，这下完了呀，我儿子要吃官司了呀，全家门都完了呀。
老董说，会的。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唱歌，就跳舞，就笑。幸福的生活不是我老董创造的，是自己创造的。讲到底，人都是靠希望活下去的。
老董讲，你有劲吧，里头就是镜头和快门，还有就是胶卷，你又不懂的。
支书讲，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了。
小朋友喜欢互相起一些老气横秋的绰号，姓周的叫“老周”，姓赵的叫“老赵”，姓蒋的不能叫“老蒋”，那是匪军。全年级四个班，只有董卫国一人姓董，自然叫“老董”。礼拜六礼拜天，小黑皮和鼻涕虫在楼下叫，老董，老董，出来白相！爹爹一个枕头掼过来，册那，老子在单位都叫小董，你算老几？
姆妈一呆。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老董说，喀秋莎，你不要怪我姆妈，她很苦的。我爹爹59年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姆妈一个人把我和两个阿姐拉扯大。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老董说，这样你满意了吧。
支书又讲，有两个整版唻，专门讲你开照相馆的事情。我收藏了。
姆妈跳起来，这个东西不能要。
喀秋莎解开背包，拿出那台基辅牌相机，董，这个送给你，我用不着了。
老董一愣。
姆妈说，要死啊！要死啊！这个苏联女人肯定是特务，克格勃，你不要跟她搭一起。
老董说，瞎讲的。
姆妈是教会中学毕业的，最喜欢坐在窗边弹钢琴。姆妈一边弹，一边伸长脖子唱“正如从前，莉莉玛莲；正如从前，莉莉玛莲”。毛毛闯的最大的一次祸，就是把姆妈心爱的德国蓓森朵芙牌钢琴拆坏了。姆妈气死了，发了好大的火。她指着毛毛的鼻子说，小宗生，将来你要赔给我的。
老董五十岁那年，有一回逛旧货店，逛到一台蓓森朵芙牌钢琴，跟姆妈那台一模一样。老价钿了。老董买回来，请人调试，音色完美如初。老董每天擦两遍，擦到胡桃木油光发亮。他在心里讲，姆妈，这台钢琴算我赔给你的。
老董心想，克格勃晚上还跟我睡觉呢，嘴上说，好笑吧，你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又不是党政军校，又没有国防科技情报，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人家跟我搭有意思吧。无非是看你儿子吊儿郎当，人家觉得蛮有劲的。
老董说，苏联相机。
团里有个苏联姑娘，名字一长串，大家图方便，叫她喀秋莎。喀秋莎是典型的东欧美人，个子高挑，身材凹凸有致，特别是一双深邃的绿眼睛，简直迷死人。演出从晚上八点开始，先是一个女孩子唱两首邓丽君，接着一个小伙子上来跳一段霹雳舞。老董会弹吉他，偶尔也上台，唱几句John Denver或者Karen Carpenters。随后，演出进入了高潮。主持人高喊，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莫斯科天鹅湖剧团的安娜·卡列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喀秋莎！主持人基本属于瞎讲。台下一片骚动。幕布徐徐拉开，喀秋莎穿着贴身的苏式军装，歪戴船形军帽，款款步出。掌声、口哨声一片。喀秋莎微微一笑，向台下挥手打招呼，一口标准的广东话，雷猴啊！逮嘎满胸猴！男人们沸腾了。手风琴响起，喀秋莎伴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摆，唱道：
喀秋莎说，不会的。
老董接着说，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从此，没人再叫毛毛毛毛了。大家都说，老董最了不起，老董最厉害，知道吧，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三班的老董创造的。
有天晚上，老董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董卫国同志对吧，我是雪珍。
喀秋莎感激老董，请他吃西餐，地点定在刚开业不久的荷里活咖啡馆。老董先到，坐了一会，远远看见喀秋莎走来。喀秋莎穿一件鹅黄色连衣裙，化了淡妆，抹一点腮红，更显得肤白如雪。喀秋莎坐定，朝老董笑一笑，明眸皓齿，顾盼流连。老董看呆了。
老董心中一阵酸楚，他低下头，不敢看喀秋莎的眼睛。
姆妈哭着说，你不要害自己。你害自己算了，不要害了全家。
姆妈说，就是呀，你想想看，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呀，肯定是有目的的。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姆妈恍然大悟地说，我想呢，一个外国人，怎么广东话说那么好，肯定是专门培训过的。
支书最后讲，哪天我来你的照相馆，看看老同学，拍张照可以吧。
支书感慨，真的都是一把年纪了。时间过得真快呀，现在你是真的老董了。
喀秋莎租住的房子在三楼，有男人为了偷偷看她一眼，顺着外墙水管爬上去。喀秋莎受了几次惊吓，白天都不敢拉开窗帘。喀秋莎来找老董，老董说，放心，交给我好了。他拎来一桶凡士林，又借来梯子，在水管上涂了厚厚的一层。
老董没头没脑地冒出来一句，那么，现在团组织终于肯定我了？
老董没办法，跟喀秋莎摊牌。喀秋莎眼泪汪汪：我会戒酒，也会戒烟，以后我不穿高跟鞋了。还有什么不好，你跟我说，我改。
支书说，我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好少年。到了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积极向团组织靠拢？
喀秋莎说，董，我已经看过你出生的地方了，希望有一天，你也去看看我出生的地方。
毛毛的爷爷从前在洋行上班，有些家底。大人上班，毛毛就在家里拆家什。所有新奇的玩意儿——布谷鸟座钟、蔡司牌相机、胜利牌收音机、手摇电唱机……没一样逃出毛毛的毒手。拆完了，有些能装回去，有些装不回去。爹爹回家就是一通毒打。爹爹下手狠，毛毛被打死过好多回。可是没办法。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老董说，谢谢侬好吧，一把年纪了，不要拿我寻开心。
老董一吓。
毛毛大名董卫国，1952年生。那几年，全国诞生了无数的援朝、抗美、卫国。董卫国同学从来不是个好学生，也不属于坏分子。上课么，调皮捣蛋，问老师一些怪问题，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放学后，功课一歇歇做掉，人就不见了。抓鱼，摸螺蛳，斗蟋蟀，不到天黑不肯回家。
老董托了铁路上的朋友，照顾好喀秋莎。两人在站台诀别。老董说，路上小心点，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你就说自己是新疆人，从乌鲁木齐来的，党的政策亚克西。
老董一呆。
支书严肃地说，董卫国同学，这样说就是你的不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人应该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这种态度，是典型的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再说，入团这种事，是你让的吗？
过了半年，老董写信给姆妈，请她来广州玩。姆妈到了广州，喀秋莎陪着姆妈吃饭、逛街、打麻将。有一天晚上，看姆妈心情蛮好，老董试探着问，姆妈，你觉得喀秋莎怎么样？
这天夜里，老董又梦见了喀秋莎，坐在远去的火车上。在梦中，一切失去了色彩，唯有那双深绿色的眼睛，一闪一闪，像宝石落在湖底。
支书讲，董卫国，你现在老厉害，老了不起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老董看了一会姆妈，面色铁青，说姆妈，我拆给你看。
老董觉得嘴巴发苦。他说，姆妈，你出去一下，我要把相机再拼起来。
老董把目光从支书凸起的胸部移开，说，报告支书，我成绩不好，觉悟也比较低，还是把入团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吧。
老董说，好的。
老董买了张去拉脱维亚的机票。苏联早已解体，航班仍经莫斯科转机。在里加国际机场降落前，可以看见蔚蓝色的波罗的海。阳光照耀着老城，托姆斯基大教堂的尖顶闪闪发光。年轻的姑娘们走过古老的广场，老董坐在台阶上，久久地发呆。
老董上了中学。有一天，漂亮的团支部书记来找老董谈话。支书严肃地说，董卫国同学，你多大了？
老董把喀秋莎安顿在姐姐家里。第一天，带她逛了外滩、南京路、城隍庙。第二天，带她去看了自己的小学、中学、街道工厂。第三天，喀秋莎说，我要走了。老董心如刀绞，说，我送你回去。
喀秋莎说，董，我想去你出生的地方去看看。
老董留在了上海，他租了间店面，开了间照相馆。招牌是老董自己写的——里加照相馆。
一遍国语，一遍粤语，再唱一遍俄语。男人们如痴如醉。别的演出团是女八路、红色娘子军，顶多是国民党女特务，喀秋莎是苏联女红军，攻克柏林的那种。每次演出结束，剧场外的橱窗玻璃碎了一地，喀秋莎的照片总是不翼而飞。
姆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喀秋莎快要哭出来了，董，我心里难过，你让我一个人吧。
爹爹后来去了青海，姆妈一个人拉扯着老董和两个姐姐。家里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老董记事起，家里就在不停地卖东西。座钟、地毯、齐白石的画作、欧式丝绒面沙发、成套的红木家具……隔三差五往外面搬。坏了的蓓森朵芙牌钢琴，三钱不值两钿卖掉，换来半个月口粮。到后来，姆妈开始卖衣服，卖首饰，卖结婚时戴的劳力士女表，卖喷过两三次的法国香水。姆妈最难过的时候，会穿戴整齐，头发梳理地一丝不乱，一个人跑去福州路天蟾大剧院看京剧。姆妈一个人坐在三层最后一排，鼓点一响，眼泪就掉下来。老生咿咿呀呀地唱，姆妈把脸伏在手心里，无声地哭泣。戏散了，去盥洗室洗一把脸，回到家里，该缝补缝补，该做饭做饭。
老董心想，不就跟你一样大吗，装什么外宾？嘴上很服帖，说，十五岁。
在老董的记忆中，那段日子就像电影一样，美好地不真实。老董的老蔡司坏了，喀秋莎有一台苏制基辅牌相机。没有演出的时候，老董骑车带喀秋莎去郊外，给喀秋莎拍照。老董的眼睛也像镜头一样，所有的所有的底片，全都是喀秋莎。
老董目送喀秋莎上车。快过年了，火车上人很多。喀秋莎穿着军大衣，戴着绒线帽，只露出一双眼睛。她背着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箱子，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喀秋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她坐在窗边，隔着玻璃，静静地看着老董。往后的岁月，这双眼睛无数次地出现在老董的梦里。老董想挥挥手，想给喀秋莎一个轻松的微笑。他的手僵住了。列车轰隆驶去，一节一节，像断断续续的时光，远去了，永远不再回来。老董心里明白，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喀秋莎最后拥抱了老董，在他耳边说，欢喜你。
喀秋莎也哭了，董，我不明白。
老董反而笑了，你觉得你儿子，哪一年会给领导人拍照呢。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老董扶起姆妈，感觉姆妈在发抖。
姆妈走出房门，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
老董说，可以讲得具体点吧。
老董说，忘了我吧。没有我，你会过得更好。
老董初中毕业，正赶上“祖国山河一片红”。老董收拾了行李，跟着大部队去插队落户。78年回城，老董进了街道工厂，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从一个工厂师傅那里学会了冲洗照片。自己在家里搭个暗房，平时帮别人拍拍照片，赚点小钞票。
老董没有办法，乖乖打了入团报告。不久，团支书得到表彰，她所在的班级每个人都打了报告，包括后进生老董、留级生鼻涕虫、门门功课不及格的小黑皮。老董苦笑，心里明白，这个团，自己是一生一世入不进的。
老董泪如雨下，你没什么不好。
姆妈讲，我警惕性很高的。苏联人的东西，你外面看看是个相机，其实里面有机关的。哪天你对着领导人拍照，一颗子弹就射出来了。
镜头、透镜、胶卷盒……一样样拆出来，拆了足足半个多小时。老董说，有枪吧，有子弹吧，有窃听器吧。
姆妈跌坐在地上。
一张照片一块钱。先交钱，老董承诺，一周后把照片送来。等第二次去的时候，老董故意绕一大圈，手里攥着最满意的几张照片，见人就问：同志，认识这个人吗？这个呢？他家住哪？……哦，我是来送照片的。
喀秋莎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明。老董给喀秋莎买了件军大衣，喀秋莎剪短了头发，戴上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喀秋莎高，可以假扮男人，臃肿的军大衣遮盖了所有的身体细节。广东的冬天不冷，好在也没引起更多的怀疑。发往上海的50次列车要开一天一夜，老董买了四张软卧票，等于包下了一个隔间。一路提心吊胆，终于抵达上海北站。
姆妈说，我知道是相机，里头是啥？
这天音乐课上，老师教大家一首新歌——《劳动最光荣》。老师踩着木质风琴，深情并茂地唱，“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老师唱了一遍，有小朋友在底下挤眉弄眼。老师说，不要讲话了，跟我一起唱。唱到最后一句，所有的小朋友一齐跺脚，大声唱，“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老董——去创造！”
支书扑哧一声笑了，三十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调皮捣蛋，看来人是不会变的。当年有一首关于你的歌，还记得吗？
姆妈笑眯眯地说，这个苏联女人蛮发噱的，广东话讲得那么好。
姆妈要回上海了。临走的时候，姆妈对老董说，你讨这个女人，我就去死。
喀秋莎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上海人为什么不说“爱”，只说“欢喜”了。欢喜，就是开心。两个人在一起要开心。不开心，就不是爱了。你跟我结婚，你妈妈不会开心，你也不会开心的。
姆妈哭天抢地起来，我命苦啊，男人没了，眼看着儿子也要没了。
喀秋莎凄然一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哪里。
老董成了喀秋莎的专职司机。喀秋莎演出结束，老董在后台等候，然后骑自行车送她回家。喀秋莎坐在后座，抱着老董的腰。一天夜里，两人分别时，喀秋莎勾住了老董的脖子。喀秋莎双唇滚烫，在老董耳边轻轻地说，想看女红军洗澡吗？
老董一呆。
老董说，烦死了。
老董接着说，姆妈以前喜欢唱《莉莉玛莲》，后来搬了几次家，钢琴也卖了。再后来，她跟着里弄生产组的阿姨们排样板戏，唱《红色娘子军》。你再让她唱
《喀秋莎》，她唱不来的。
老董说，喀秋莎是我的女朋友。
支书感慨，想不到啊，皮大王董卫国，是一个专情的男人。
姆妈神情紧张，这是啥？
两人一边吃，一边用粤语聊天。喀秋莎的老家在拉脱维亚，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祖辈是里加的贵族。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家族就成了专政对象。喀秋莎小时候，妈妈带着她偷渡出境，辗转到了香港。妈妈嫁了个香港人，喀秋莎一个人来到深圳。两人从波罗的海聊到黄浦江，从里加老城讲到十六铺的弄堂。老董问喀秋莎，那部卫国战争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有红军女战士洗澡的那个，你看过吧。喀秋莎点点头。老董作捶胸顿足状，作孽啊，国内上映的时候，这段剪得一秒不剩。多少人兴冲冲跑去看，骂咧咧回来。老董有个邻居，是离休干部，有天去看了场内部的无删节版，回来到处讲，女战士们的身体是怎样雪白晃眼。有个老革命当场心脏病发作，被担架抬了出去。老革命的老伴哭天喊地，直骂苏修害人不浅。喀秋莎咯咯咯穷笑。老董说，以后一定要去趟苏联，看一遍原汁原味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哪怕听不懂俄语呢。喀秋莎嫣然一笑，董，我教你俄语，你教我上海话好不好，我还没去过上海呢。
后来，岛上开了家照相馆。加上有人眼馋老董，也带个相机去拍，相机里不装胶卷，收了钱就跑掉。老董的业务渐渐不好做了。这一年，有朋友从深圳回来，说特区到处是发财机会。老董动了心。他辞掉街道工厂的工作，卷个铺盖，背着蔡司相机，告别了姆妈，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南下的49次列车。
支书又问，报纸上讲，照相馆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以前的外国女朋友，是真的吗？
姆妈紧闭双眼，神情黯然。
姆妈炒好了菜，端进房间里。老董正捧着相机发愣。
老董说，不可能的。
老董低下头。
几年后，新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上映了，仍旧有女红军洗澡的镜头。老董坐在空荡荡的影院，看着那些美好的酮体，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老董说，记得的。你们拿我开玩笑，说幸福的生活是我老董创造的。我怎么会忘掉？
老董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姆妈正在灶披间炒咸菜毛豆子。
生意大受欢迎。每个周末都能拍六七十张，抵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收摊了，总有农民兄弟请老董去家里喝点小酒，谈谈山海经。夜里酒足饭饱，就睡在人家家里。
毛毛侧卧在凉席上，眼睛闭牢，假装午睡。听见门砰的一声关掉，木楼板嘎吱嘎吱响。毛毛一动不动。楼下，自行车趟过水门汀门槛，“咣当”一记，接着车铃清脆地响了一声。毛毛一咕噜爬起来。
女人说，我是你初中团支部书记呀。
喀秋莎拉一拉老董的手，董，我会记得你的。
到了年底，老董每个周末都往长兴岛跑。当时长兴岛没有一家照相馆。老董端着爹爹留下的蔡司相机，像个货郎一样，从一个村跑到另一个村，给农民拍照。这个时候的农民，手里是有点闲钱的。老董随身带一把小提琴，或者尤克里里。拍照的大多是女人。她们叫住老董，羞涩地请他等一等，自己回屋梳洗，换身新衣裳。想了想，把小孩叫回来。老董不厌其烦地指导，小提琴该怎么放，尤克里里怎么拿，手的位置怎么摆。镜头前，女人的表情拘谨而温柔。小孩脸上还沾着泥巴，笑得龇牙咧嘴。还有些一辈子没拍过照的老人，他们端坐在板凳上，对着镜头，神情肃然。他们说，活够了，见得多啦，就差一张放在棺材上的照片了。
八十年代初的深圳，充斥着各类演出团体，有歌舞团，有马戏团，还有“时装模特队”。老董手巧，在一家名叫“夜玫瑰”的歌舞团负责舞台灯光。空闲时，也给演员拍点宣传照。
老董说，我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