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识苏童前，我读过他的《桑园留念》，作品散发着的优雅、伤感的气息很符合我的审美胃口，对它分外喜欢，我至今还记得作品的一些细节，如女主人公多年以后大着肚子从桥上经过的情节。苏童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成熟于他的年龄，富有沧桑感。苏童以他的枫杨树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天空的黝蓝的底调，这决定了他的文学的丰富和纯净。他的“亮相”引得文学界的满堂喝彩，不足为奇。
苏童曾
在《钟山》做过编辑，曾经编辑过我的一部中篇《没有夏天了》，所以我该称他为“老师”的。他那时大约精力充沛，不但写出了一大批令他大红大紫的作品，而且在做编辑上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大约也可以看出苏童为人为文的“诚恳”。最早见他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苏童看上去有点“腼腆”，在公众场合的话语似乎也不多。他的形象，可以用如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他的“腼腆”，使他相貌上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敛，所以苏童才成为“书生”，而不是演员。
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我很关注苏童的创作，他的作品既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他的新作，我只要能见得到的，一定要读的。我喜欢他的小说。比如发在
《收获》上的《两个厨子》，《钟山》上的《白雪猪头》，《天涯》上的《一九七三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这些作品都是苏童的近作，我觉得它们非常扎实，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可感可触。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对苏童作品的评论，说他的近作不如从前，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要知道，苏童走红的那些年，很多人也未必认真读了他的作品，而是跟着媒体人云亦云。而现在认真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才敢来“发言”的批评家也越来越少了。文坛已经相当浮躁了。当然，一个作家一直保持着创作上旺盛的激情是不现实的，谁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我们用不着怀疑一个优秀的作家，用不着为着一个作家极个别作品的“平淡”而大惊小怪。
苏童和兆言同在南京，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学品质，那就是闲适。无论是他们的为人还是为文，都可以让人体会到那种宠辱不惊、挥洒自如的气度，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一直悠徐从容、不急不躁。看来是江南灵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他们。
笔会上的苏童非常喜欢打牌。他与兆言和格非凑在一起，会打得昏天黑地的，全不把优美的风景放在眼里，也不想着该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雨露阳光。所以我曾戏谑他们要在青山绿水间把自己给打傻了。苏童还特别的“懒惰”，那一年我们去黄山，我们早已经到顶峰，两小时后，苏童才姗姗登临，一脸的痛苦状，抱怨这山太高。我说他这做派很像一个地主，大约要有几个长工抬着滑竿，再有几个丫鬟拿着摇扇为其驱热，他才来得惬意。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了。
我与苏童开过几次笔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贪吃”，我与他一样有“贪吃”的同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和他邻座，两个饕餮之徒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美味佳肴，它被“消灭”的速度可想而知了。不过，苏童的吃相很文明，而且他也懂得谦让，是一个有品格的“贪吃”的人。我知道他“贪吃”，有一次我就给他讲我如何在副食商店买了大骨棒，把它们放到大的钢精锅里用文火煮它几个小时，你在这边可以从容地写作，等到了饭时，骨头汤只剩奶白色的小半锅，你可以加上各种调料，洗一把碧绿的菠菜放上去，美美地吃上一顿。这菜做起来不需大操大办，省时，既解了“馋”，又补充了营养。苏童听完我的叙述，果然馋得声称“要流口水了”。
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自己的一本书被出版社恶意篡改而与之对簿公堂，法庭需要一些作家提供的关于这类事对一个作家“名誉权”的影响，我给苏童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很快写来了与之相关的文字，并说他的作品也曾有过类似遭遇，提醒我打官司要“酌时酌情酌力而定”，使我一直心存感激。还有一次，我们在海南岛参加《天涯》的笔会，有一天傍晚一行人在海边散步，李陀先生忽然指着前方的苏童说：“你们看他，像不像一只虎头鞋？”李陀是东北人，他把苏童与憨头憨脑的虎头鞋联系在一起，的确十分传神和精妙。我们大笑起来。苏童大约听到了这话，他回过头怪声怪气地问：“你们笑啥哩？”
苏童与我一南一北，虽然相识较早，但交往寥寥，只是在一些笔会上可以见到他“老人家”。所以对他的印象，只能是浮光掠影。好在苏童是个极其随和的人，所以不会在意我没有“浓墨重彩”地写他。从他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他似乎也不大喜欢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