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神父摇摇头。“一年里的这时候，我想各种主要信仰的人数全满员了。”他说，“时间这么紧迫，我大概最多可以打个电话安排你信印度教什么的。不过我需要一张护照用大小的照片。”
“不知道。是让他们不好过、尖叫吧。”
突然他和朱丽叶在做爱——要么只是性交？他知道性和爱有区别，但是觉得除非两人之一戴着吃龙虾时的围嘴，两种行为才都很棒。他沉思道，女人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活着也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有时将你完全包容，然后你就永远别想出去，除非在某些真正重要的情形下，比如你母亲的生日或者有当陪审员的义务时。克洛凯经常想到“生存”和“在世上生存”之间区别极大，并认为无论他属于那一类，另一类人绝对过得更开心。
克洛凯此时想道，我选择杀死布里索的话，我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谋杀者，我就会成为杀人者克洛凯，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在巴黎大学教家禽心理学的老师。通过选择我的行为，我就为全人类选择。但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来这儿对准布里索的耳朵开枪打死他怎么办？真够乱的！还不用说门铃会整夜响个不停。当然，我们还需要有服务员代客泊车。噢，天哪，再考虑到道德或伦理，让人脑袋都大了！最好别想太多，更多依靠身体吧——身体更靠得住。它开会时到场，穿上运动服样子不错，真正方便的，是你想来个全身按摩的时候。
接下来几周里进行的审判像是一场马戏表演，不过在把大象拉上法庭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陪审团认定克洛凯有罪，他被判决上断头台。他为争取宽大处理而提出上诉，却因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被驳回，即克洛凯的律师递交上诉状时，戴着纸板做的假胡子。
盖斯顿·布里索来自一个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当职业告密者。还是个小伙子时，他上过演讲课，目的是让告密时口齿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凯承认：“天哪，我真喜欢告别人的密！”
“对。”克洛凯说。
克洛凯想道，布里索对他的朋友完全是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恶极！克洛凯以前认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喜欢拍打别人的后脑勺，然后又微笑着否认。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克洛凯心想，好人睡得更好，而说起醒着的时候，坏人似乎过得更开心得多。
“为什么呢？”克洛凯问。
克洛凯突然觉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里索的衣柜那里照镜子。（他每经过一面镜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间健身俱乐部里，他盯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的倒影，时间久得让管理人员不得不把水放干。）没用，他无法打死一个人。他放下手枪就跑掉了。
没用，克洛凯沉思道，我必须独自面对我的命运。没有上帝，人生没有目的，一切无法持久。宇宙燃尽之时，就连伟大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会消失——当然，如果没了像《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出戏还不算太糟糕，可别的呢？怪不得有人要自杀！为什么不阻止这种荒唐事发生？这种名为人生的空空洞洞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为什么要经历它？除了我们体内有个声音在说“活着吧”，别的还有什么原因？从某处内心地带，我们总能听到那句命令：“活下去！”克洛凯听出了那是谁的声音：卖给他保险的那位。那当然，他想——费什比恩公司是不想赔钱啊。
他决定去朱丽叶家。
“你干掉他了吗？”走进朱丽叶的公寓时，她问他。
朱丽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克洛凯提醒自己，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种——有对晒黑了的长腿。据他所知，她是那种脑子里能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少数几个女人，如黑格尔辩证法和如果你在某个人正演讲时，把你的舌头伸进他耳朵，为什么他的说话声就像杰里·刘易斯。她这时穿着紧身裙及衬衫站在他面前，他想占有她——像拥有任何别的物体那样，如他的收音机，或者被占领期间戴着去骚扰纳粹的橡胶制猪面具——就像那样拥有她。
六星期后，在被处决的前夜，克洛凯独自待在牢房，仍然无法相信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特别是法庭上的大象。明天此时，他将已经死掉。克洛凯一直以为死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注意到它经常发生在胖人身上。”他告诉律师。对克洛凯自己而言，死亡似乎无非是另外一个抽象概念而已。人会死，他想，但克洛凯也会吗？这个问题令他困惑，然而看守之一在拍纸簿上画了几幅简单的素描，便把问题解释清楚。这是逃无可逃的，很快，他将不复存在。
做完爱后，他照例睡得很好。然而第二天早上，令他万分震惊的是，他因为谋杀了盖斯顿·布里索而被捕。
克洛凯很快又走近布里索沉睡中的笨重躯体，再次举起手枪。在沉思自己行为的意义时，一阵恶心感掠过他的心头。这是种存在主义的恶心，由于十分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导致，用一颗普通的感冒药无法缓解，而需要一颗存在主义的感冒药——那是巴黎左岸药店里卖的一种产品，药片很大，像汽车轮毂盖，溶于水，能消除对生命考虑太多时产生的恶心感。克洛凯觉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后也有用。
月光下，布里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翘出一个愚蠢的笑容，他仿佛是种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一个大足球或两张歌剧票。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月光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头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银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汤锅。
昏过去的克洛凯一小时后醒了。惊慌失措中，他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再次回到了里维埃拉，然而一刻钟过去了，他没看到游客，这才想到他仍在布里索的衣柜背后。他又回到床前，抓过手枪，再次对准布里索的脑袋，却仍然没能开这一枪，来结果这个臭名昭着的法西斯告密者。
克洛凯和布里索是几年前认识的，经过很奇特。有天晚上布里索在双偶咖啡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向河边。他以为已经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便脱了衣服，却没躺到床上，而是掉进了塞纳河。他想拉被单盖时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来。克洛凯刚好正在顺着新桥追他的假发，听到冰冷的水里传来一声喊叫。那天晚上风大，天又黑，克洛凯只有一瞬间来决定他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位陌生人。由于不愿空着肚子做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就进了一间餐馆吃饭。之后，满怀悔恨的他去买了些渔具又回到现场，想把布里索钓上来。一开始他试了干苍蝇，可布里索太聪明，没咬钩，最后克洛凯不得不以免费上跳舞课为诱把他哄上岸，然后用网把他捞起来。在对布里索量长度并称重时，两人成了朋友。
布里索太穿着一件花朵图案浴衣进了房间，拧开一盏小小的灯，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脑袋一侧。几乎像个母亲般，她叹口气把它拿开并放到枕头边，还把掀开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声关了灯就出去了。
“好像死了。我模仿了一段莫里斯·舍瓦利耶，通常会博得满堂喝彩，可这次什么也没有。”
“你肯定他死了吗？”
我快死了，他留恋地想，但普劳特尼克夫人——她脸长得就像一间海鲜餐馆菜单上的东西——会活下去。克洛凯惊慌起来。他想跑掉躲起来，甚至更好的是，变成某种结实耐久的东西——比方说一张笨重的椅子。一张椅子不会有麻烦，他想，它就放在那儿，没人去烦它，它不用付房租，也不用卷入政治。一张椅子不会碰疼脚趾或者把防寒耳罩放错地方，它不是非得面带笑容或者理发不可，永远不用担心如果带它参加一个派对，它会突然咳嗽或者当众吵闹。人们只是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些人死了，别人又会来坐。从这番推理中，克洛凯得到了安慰，狱卒来给他剃脖子上的头发时，他装作自己是把椅子。他们问他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他说：“你们问一件家具它想吃什么？干吗不给我装上椅套？”他们瞪着他看时，他软了下来，说：“那就来点俄罗斯调味酱吧。”
他想着可以选择做多少事，越想越兴奋，几乎要晕倒了，此时狱卒打开牢门，告诉他杀害布里索的真正凶手刚刚招供，克洛凯可以走了。克洛凯跪下亲吻牢房的地板，唱起《马赛曲》，他流泪了！他跳起舞来！三天后，他又进了监狱，因为他戴着假鼻子和眼镜，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现在卢浮宫。
克洛凯渴望自由——离开监狱，在一块空旷的草地上跳跃。（克洛凯高兴时总要跳，的确，这一习惯让他参不了军。）想到自由，让他既振奋，又惧怕。我真正自由的话，他想，就要完全人尽其才。也许我可以当个腹语术表演者，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样。要么戴着假鼻子和眼镜，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现在卢浮宫。
到街上后，他决定去圆顶咖啡馆喝杯白兰地。他喜欢圆顶咖啡馆，因为那里总是明亮而且拥挤，但他总是能找到一张桌子坐——这跟他自己的公寓很不一样，在他所住的公寓里，光线阴暗，令人压抑，他母亲也住那儿，常常不准他坐下。可是今晚，圆顶咖啡馆里全是人。都是些什么人啊，克洛凯纳闷。他们似乎模糊地形成一个抽象概念：“群众”。然而没有群众，他想，只有个人。克洛凯觉得这是个异常精彩的观点，可以在时髦的宴会上说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诸如此类的高见，一九三一年以来，他就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一种社交聚会。
梦中，布里索在阳光照耀的海滩上，正开心地跑向母亲张开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拥抱那个流着眼泪的灰白头发女人时，她变成了两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里索呻吟了一声，克洛凯放下左轮手枪。他是从窗户进来的，在布里索跟前已经沉着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抠不了扳机。有一次，他甚至打开保险并把枪口捅进了布里索的左边耳朵。正在此时，门那边传来一声响动，克洛凯一下子跳到衣柜背后，手枪仍戳在布里索的耳朵里。
“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叛党了。”
他在睡觉，克洛凯手持左轮手枪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梦，而我存在于现实中。克洛凯不喜欢现实，但意识到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从未杀过人。确实，他打死过一条疯狗，可只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医生证明它疯掉后。（那条狗咬掉克洛凯的鼻子并笑个不停，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狂躁型忧郁症。）
克洛凯一直是个无神论者，可是当伯纳德神父到来后，他问还来不来得及皈依。
在警察局，克洛凯声称自己无辜，但他们告诉他布里索的房间里到处有他的指纹，找到的手枪上也有。克洛凯闯进布里索家后，还犯了个错误，即在来宾留言簿上签了名。毫无希望，这是桩一清二楚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