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国的边境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5·恺撒时代(下)》写到恺撒和庞培之间发生的内战时,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行省人民为何没有趁这个时候发动起义呢?二人都将军队把持在自己手中,此前被罗马人征服的地方在军事上都处于真空状态。恺撒刚刚征服了高卢,庞培称霸东方最多也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罗马世界的东西方,败给这两人的人们都还健在,如果这些人有意为自由和独立再战的话,罗马人之间自相残杀的内战正是一个好机会。
然而,在内战持续的三年半中,没有任何一个行省揭竿而起反抗罗马。被恺撒驱赶到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销声匿迹,没有尝试过一次在恺撒出现以前屡试不爽的跨越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罗马人之间的内斗还包括从恺撒被暗杀后到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终结内战为止的14年。不过这14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布鲁图与卡西乌斯对决安东尼与屋大维以及接下来的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冷战状态下,真正发生交战的只有腓立比战役和亚克兴角海战这两次,因此难以拿来作为比较对象。能够与公元69年的内战进行比较的只有120年前恺撒与庞培的对决。
另外,由于尼禄的死而爆发的公元69年内乱仅持续了一年。然而,就在这短短一年之间,除了依靠皇帝尼禄的决断成功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东方防线之外,利用罗马人互相争斗的机会起兵反抗罗马的民族不在少数。
在尚未实现全面征服的不列颠,由于要应对揭竿而起的原住民部族的反抗,在接到意大利本土的召集命令时,驻扎在此的3个军团中只有1个军团做出了响应。
在多瑙河防线方面,达契亚人抓住这个时机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正在向西进军的穆奇阿努斯只能和剩下的军团兵一起抵挡。
在莱茵河防线,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幸事件——罗马军中非主要战斗力的辅助兵攻击了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并且,这些日耳曼人的辅助兵不仅配合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系部族一起行动,还煽动同为罗马行省人民的高卢人,企图建立高卢帝国,从罗马的统治下独立出去,问题非同小可。
为什么在恺撒和庞培之间的三年内战中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三皇帝时代”短短一年之间,边境却如此动荡呢?
我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于足以领导反罗马运动的行省实力派人士而言,庞培和恺撒都是在罗马世界中家喻户晓、数一数二的名人。相反,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在帝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却很低。不知道对手是谁的话,起兵反抗时也不会感到什么压力。
第二,庞培和恺撒都是拥有压倒性战绩的人物,前者扫除了地中海的海盗进而称霸东方,后者征服高卢并取得了对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两个人对于行省的实力派人士和居住在罗马防线之外的人来说,是让他们尝到完败苦果的始作俑者。
相反,另外三位皇帝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虽然有担任行省总督的经历,却没有打过胜仗。在行省人民和边境的部族看来,他们并不是尽全力作战也无法战胜的对手。韦斯帕芗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此成功结束犹太战争对于韦斯帕芗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战场位置不同。
当时恺撒和庞培交战的战场包括意大利本土、西班牙、埃及、北非,最后又回到西班牙,可以说遍及罗马世界全境。相反,公元69年的战场只有北非,并且前后两次都是在半径二三十公里的相同范围内交战。即使把首都罗马也算作战场,同样没有跨出意大利本土一步。在广大的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在帝国中央的意大利展开的战斗。
总之,可以将前者的例子比作以整个非洲大草原为舞台展开的大象之间的激战,感觉就好像由一头体格最大的雄象率领的象群从对于自己来说不是很宽敞的大草原正面排山倒海般冲过来一样。这样一来,连狮子也只能害怕得躲在草原的一角观望形势了,因为如果贸然踏入草原的话,很可能会被横冲直撞的象群踏成肉泥。连身为百兽之王的狮子都是这副模样,经常敢于成群结队与狮子为敌的鬣狗恐怕也只有屏住呼吸等待结果的份儿了。
相反,公元69年的情况却如同一群雄狮在大草原的中央为争夺配偶而展开决战一样,这不是一场让其他动物害怕得不敢动弹的激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是一场围绕国家政体展开的斗争,结果将决定是一如既往地继续采用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还是选择对于罗马而言属于新政体的帝政。与此相比,公元1世纪的内战只不过是决定由谁来领导已经持续百年的帝政而已。在远离战场的大草原周边,不同的种群可以自由地展开行动。
塔西佗认为“虽然维特里乌斯的死让战争状态结束,但这不等于恢复了和平”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雄狮之间已经分出了胜负,但是大草原的其他地方仍然持续着混乱无序的状态。让这种状态恢复如初便成了新皇帝韦斯帕芗和他的左膀右臂——穆奇阿努斯的工作。
行省兵的叛乱
将话题转回到巴达维人。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同时,他们承担了提供兵源的义务,具体来说是作为向罗马军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提供辅助作用的“辅助兵”,在罗马人的指挥下服兵役。让其提供兵源不只意味着保证士兵数量,还能建立雇佣关系。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人就会变得保守。趋向保守后,采取起兵反抗罗马这种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在这个方法开始实施的初期,西塞罗、小加图和布鲁图都认为恺撒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对他横加指责,这只能说他们的指责太目光短浅了。恺撒以自己的家门名相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见效最快的方法,证据在于,在恺撒死后继承其位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倒台之后,这些外族的“尤里乌斯”和罗马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一直延续了下去。恺撒早就看出,这些人和自己的“clientes”关系一定会在这些人的子孙和罗马帝国之间传承下去。这种策略才是当之无愧的“百年大计”,当然从实际来说岂止是百年,至少持续了400年之久。
确实,完全是这样,下文中的“尤里乌斯”随处可见。但是,如果各位读者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产生以下想法可就错了——即便恺撒针对被征服民族的同化政策得到了《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的赞赏,但作为一项政策是失藏书网败的。
积极协助韦斯帕芗的犹太人埃及长官的名字是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这个时期他正在帮助提图斯攻打耶路撒冷。
总之,在公元69年统率巴达维部队8000名士兵的指挥官名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他当然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并且这个“尤里乌斯”趁罗马人在意大利本土忙于内战的间隙,在莱茵河下游一带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
这种对辅助兵的利用制度在奥古斯都皇帝确立军制后作为罗马军的一项正式制度固定了下来。兵役期限明确规定为25年,期满退役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巴达维人中的罗马公民也迅速增加。然而,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门名的权利仅限于部族长级别的人。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为止的罗马皇帝都是尤里乌斯一族的人,与皇帝使用同样的家门名肯定也具有强调与部族其他人的身份差别的效果。
第二,恺撒让住在莱茵河东岸且与罗马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日耳曼系乌比人移居到莱茵河西岸,将后来的科隆相赠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莱茵河这条罗马帝国的防线。
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恺撒是一个用合理性来对待所有事情的人。赐予“尤里乌斯”这个家门名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明确身份差别,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因为由九_九_藏_书_网行省人民或罗马的同盟国人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会按相同地区或相同部族出身的人来分别组队,统率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通常由士兵所属部族的族长级别的人担任。在仅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指挥官的任用上奉行实力主义的公元1世纪,任用辅助部队的长官时首先看重的仍然是权威,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许合理的思考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关系。
然后恺撒还像对待其他高卢人一样,将自己的家门名“尤里乌斯”赐予了这些日耳曼系的高卢人,从而与他们缔结了“clientes”(保护者,英语为“client”)的关系。在现代看来,这种关系相当于本家和分家的关系,或者是帮会老大和手下,以及政治人物和后援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恺撒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创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证据在于他将罗马公民权赐予了这些部族中的实力派人士。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现代的我们听到“荷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遍地盛开的郁金香,还有这是个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低于海平面的区域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的辛勤劳动的民族,但荷兰人同时也是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以超群的实力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民族。荷兰对于人种的融合持宽容态度,所以现代99lib•net的荷兰人中有不少黑人,但如果你想知道古罗马时代的“荷兰人”是什么样子,设想一支由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白皮肤荷兰人组成的足球队就足够了。在罗马时代的荷兰人祖先被称为“巴达维人”。
恺撒将莱茵河划为防线的想法根据以下几项史实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名传后世的水道系统研究著作的作者,是在公元69年担任首都罗马法务官的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除执政官之外只有法务官拥有,通过将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二人推上执政官之位从而着手恢复秩序的穆奇阿努斯,如果没有弗朗提努斯的协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
仅从这几个例子便可以清楚地得知,恺撒在120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任何事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总是伴随着风险,仅仅遇到一些风险不能代表政策是错误的。证据在于,后来的罗马皇帝们谁都没有试图更改恺撒制定的这项“同化败者”的政策,解决了行省兵的叛乱问题后着手重建帝国的皇帝韦斯帕芗也完全没有触碰这项制度。这说明没有任何一名统治者怀疑过恺撒式思考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每次出现一个新的“尤里乌斯”,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只有让读者会心一笑的程度。
在讲述这件不到一年便得到解决的事件之前,我想先交代一点,在叙述的过程中九九藏书网我可能会反复用到这个事件的登场人物的家门名(Nomen)。之前以防过于烦琐,我一直极力避免将一个人的个人名(Praenomen)、家门名、家族名(Cmgnomen)全部列举出来,比如在提到尤里乌斯·恺撒时只使用他的家族名“恺撒”,但是这次有别的目的。之所以还要坚持使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这些家门名和家族名,是因为我想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些人是在120年前从尤里乌斯·恺撒那里获赐家门名的人的子孙。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意识到,原来所有人发起的叛乱都是恺撒自己种下的恶果。
居住在莱茵河河口附近的这支日耳曼系部族不是罗马的行省人民。他们因为不是行省人民,所以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罗马人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手,他们没有将巴达维设为行省,归入罗马的领土范围内,却与其缔结了同盟关系。双方约定,巴达维人向罗马提供兵源;作为交换,罗马尊重巴达维人的独立,并且当巴达维人遭到周边其他部族攻击时出兵协助。这种关系起始于第一个将莱茵河视为北方防线的人——尤里乌斯·恺撒。
第一,早在征服了高卢时,他就已经承认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永久居住权。后来被划分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莱茵河西岸一带,抑或九九藏书网在现代来说是荷兰南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东部,在恺撒时代以前是跨越莱茵河向西移居高卢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居民与同样被称为高卢人、后来居住在法国的高卢人不同,属于日耳曼系的高卢人。
但是,除“尤里乌斯”之外,通过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却相当严重。后世的史学家蒙森甚至断定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这个问题让人不得不思考内乱产生的流毒是如何波及其他方面的。
并且恺撒对于被纳入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人以及日耳曼系高卢人以外的民族也使用了这个方法,这明显是对罗马的霸权无法到达的地带——莱茵河东岸部族的一种怀柔政策。结果,住在莱茵河河口的北部也就是现代的阿姆斯特丹周边一带的巴达维人的部族长及其亲属也成了罗马公民,开始使用“尤里乌斯”这个家门名。
最后就是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完全称霸不列颠计划的实施者——尤里乌斯·阿古利可拉。
这种想法错误的原因在于,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门名的非罗马人并非全部是这一次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试图借行省兵的叛乱创建高卢帝国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实现,便是因为高卢地区其他的“尤里乌斯”不同意。并且除了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尤里乌斯”,只列举一些人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帝国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