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政令之变
从1950年4月16日,即朝鲜战争开始前两个月的时候起,哈里·杜鲁门总统心里一直藏有一个秘密:他已不打算争取连任。待他任期届满时,将是担任公职达30年了。他认同连任两届的规矩。“我认为,当8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像大家知道的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
但像杜鲁门这样精明强悍的政治家,故意毫不声张,直至做出自己选择之时。他的确在私下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谈过,他认为文森是“最合理的、最合格的候选人”,但是文森以健康为由请免予考虑。杜鲁门逐渐向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透露了他的秘密,至1952年1月,他认定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是“最佳的、最全面的候选人”。史蒂文森同杜鲁门见了两面,但是对此事竟不置可否,这使总统颇为恼火。到了3月29日,史蒂文森还在犹豫不决。这一天杜鲁门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上做了惊人的宣布:他将不再参加竞选。
虽然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曾断言他是可以赢得连任的,但是当时的情况说明并非如此。从1950年开始的那一连串丑闻震撼了他的政府,公众对此已经深恶痛绝:联邦税务局贪污舞弊;那些“5%回扣收取者”把政府承包合同转让给朋友,然后收取诸如貂皮大衣这样的回报;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流入了像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这样的投机企业,并付款给诸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小威廉·博伊尔这样的民主党高级官员以疏通关系。虽然没有人指责杜鲁门拿过一个子儿,但是图财贪钱的风气也渗透进了白宫(举个例子说,总统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少将曾经老老实实地对一帮听众说,他如何轻而易举地在德国黑市上把他55美元的手表卖了500美元)。日积月累,杜鲁门政府的丑闻造成了哈定总统年代里的蒂波多姆事件 以来华盛顿最感难受的时候。杜鲁门为取得公众支持付出了高昂代价。1950年末,朝鲜战争顺利进行时,杜鲁门享有盖洛普民意测验中46%的支持率,这是他任内最高的了。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中,他的支持率从未高于32%,有时还下降到23%。由于只获得4个公民中不到1个人的支持,如果杜鲁门愿意再度竞选的话,显然面临着艰苦的战斗。
1952年的竞选任务本来会更加令人生畏,共和党提名了一位本世纪中期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此人政治取向尚不明确,但却以他的实力和正直,无愧于他在公众中的声望。自从他自欧战胜利凯旋,两党政客都曾以总统候选人提名对他相利诱,杜鲁门也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1948年他曾提出让位给这位将军。艾克——人人都这么叫他——在战后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第一任总司令。1951年底,艾森豪威尔开始对来访他巴黎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流露出意向:他已是万事俱备。他对纽约州前州长托马斯·杜威的老朋友、后来成为艾克的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艾森豪威尔看到了举国上下对于杜鲁门处理朝鲜战争的深深不满。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只要发表一项声明就可以轻易地赢得共和党提名。布劳内尔不以为然,他劝告将军说,要战胜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以赢得提名,比赢得大选还要困难。在以前的三届大选中,拥护塔夫脱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们看到他们党提名了一个“东部的国际主义者”(1940年是温德尔·威尔基,1944年和1948年是杜威),现在塔夫脱这一派希望该轮到他们了。他们在初选中倾力奋战,锁定了塔夫脱的领先局面。1952年4月初,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说,他“作为政治人物而出人意料的进展”受到其军事职务的掣肘,要求有人接替他北约司令的职位。杜鲁门选中马修·李奇微将军接替他,这是对李奇微在朝鲜的功绩的褒奖。这番大换班又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战役的英雄马克·克拉克将军调到朝鲜去接替李奇微。
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阿比林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他呼吁在朝鲜实现“公正的停战”,但是他并未着意批评政府在那里的政策。他宣称说,竞选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对决”。他要求撤销“无用”的联邦政府机构,“铲除破坏分子”。大约两周之后,塔夫脱在一次被称为“回答阿比林”的重要讲话中,批评艾森豪威尔对政府战争政策未加谴责。虽然塔夫脱也没有提出什么可在朝鲜实行的新政策,但是他的一项诺言与艾森豪威尔形成了鲜明对照:塔夫脱要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重返政府,尽管未指明是何职务。艾森豪威尔很明白,他说只有他才会“倾听麦克阿瑟不得不说的任何话”。(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不久的那个春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一位老朋友说:“我对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一直紧闭嘴巴。”)
麦克阿瑟那里可没有这种沉默。他自认为(过分地)是他吓退了杜鲁门参加竞选,现在他的目标是要代表塔夫脱——也许是代表他自己——来阻止艾森豪威尔获胜。共和党选择他在7月初于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麦克阿瑟在私下的谈话中把自己的意愿说得很清楚:一旦命运发出召唤,他就要听从命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他当主旨发言者的角色只是一个开头,他已经随时准备脱下戎装、退出军旅,尽其所能……来击败他的五星上将同仁。”整个春天,麦克阿瑟都在攻击杜鲁门如何进行战争,引起了阵阵喝彩。现在他希望有机会来捍卫自己的名声。
麦克阿瑟反对他的将军同仁,这既有哲学因素又有个人因素。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美国陆军中“乔治·马歇尔派”的化身,这一派以欧洲而不以亚洲为导向。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参谋人员而不是一名战士,他虽然有爱国之情,但是缺乏麦克阿瑟那样的“反共救世”之心。作为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曾让艾森豪威尔做他的助理,在他第一次退休之后把艾森豪威尔带到马尼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他们当时在政治上意见相左(艾森豪威尔甚至胆大妄为地押下相当大一笔现金赌注,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36年连任),麦克阿瑟在这个比他年轻的人身上没有看到变化,除了变得更糟糕之外。现在,麦克阿瑟的竞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利福尼亚的“支持麦克阿瑟的美国人”、得克萨斯的“要求麦克阿瑟”、宾夕法尼亚的“麦克阿瑟的战士们”,等等。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几周之前,麦克阿瑟和塔夫脱曾在华道夫饭店将军的隐居之地共进早餐。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答应支持塔夫脱获得提名和竞选总统(对他自己萦怀已久的问鼎雄心则只字未提);塔夫脱报以桃李,答应如果他当上总统,就任命麦克阿瑟为武装部队首脑。这是麦克阿瑟那帮人的说法。据塔夫脱自己说,他打算要求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麦克阿瑟做他的竞选伙伴,然后宣布他将让将军当“副总司令”,共同承担“制定同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外政策”的责任。
事有凑巧,所有这些宏图都成了泡影,因为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艾森豪威尔已经在按程序进行的测试投票中胜出,取得了相互竞争的代表们足够数量的投票,这使他离获得提名只有一步之遥。这样,麦克阿瑟想使自己重新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唯一机会就是他的主旨演说:如果他能够使代表们群情振奋,他或许还能使全国代表大会倒向塔夫脱(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一边。但是预兆不妙。艾克的势力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了政纲的要点,肯定了美国要对欧洲承担义务,其势头看来势不可当。麦克阿瑟当然不成其为障碍。即使在那些友善的观察者看来,他的主旨演说也是他生涯中最差的演讲之一。他的声音频频中断,身体上下起伏,仿佛是要强调那些关键句子。《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写道:“他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人们都能感到屋子里的激情正在渐渐消退。我认为他是自身难保,而不能对塔夫脱有什么帮助。”
当晚,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飞回纽约,心中仍然希望全国代表大会可能还会召唤他去恪尽职守。这个召唤没有出现。艾克在第一轮投票中以595票对塔夫脱的500票取胜。(麦克阿瑟有来自铁杆支持者的10票,其他候选人分享了100票左右。)尽管塔夫脱未能赢得提名,但是他的追随者们把一个为这次竞选留下印记的重要主题带入了这届全国代表大会:煽动反共主义,并攻击那些现在仍在“赤色迪安·艾奇逊的国务院”里活动的“卑鄙的卖国贼”。这些话出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之口。当乐队高奏《海军陆战队颂》时,代表们举着写有“艾奇逊”“希斯”和“红鲱鱼”字样的鱼形标语牌,在讲台前列队示威。麦卡锡咆哮着说道:“我们不能用艾奇逊—拉铁摩尔 的方式同共产党战斗。当共产党用黄铜指套在后门痛击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却用洒了香水的丝绸手帕在前门对付共产党!”他呼吁“千百万忠诚的民主党人”要意识到他们的党已经“抛弃”了他们。在谈到朝鲜问题时,麦卡锡保证,如果共和党获胜,“我们再也不会处于担心打不赢的任何战争中了”。大选真正争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挥霍它的鲜血、浪费它的资源和牺牲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继续这个主题时,被艾克请来作为竞选伙伴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喊叫说:“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低声下气、哭哭啼啼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大谈美国的恐惧,而不谈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
正式的政纲中充满了关于“高层的卖国贼”和“傲慢的官僚”等说法,它谴责民主党人从雅尔塔到中国的一连串外交失败。然而,关于朝鲜战争的用语倒是相对温和的,主要集中于杜鲁门做出不宣而战的决定上:“我们指责他们未经我国公民通过国会中的全权代表来表示同意,就把我们推入了朝鲜战争,而且还在并无决胜意志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对外政策的要点则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杰作,他在过去六个月中纵横捭阖,使自己成为艾克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虽然至1952年1月初,他继续在国务院担任特别顾问,但是他对“杜鲁门—艾奇逊主义”的遏制政策越发持批评态度。杜勒斯意识到,20年来民主党的连续当政,加之对他们的怨烦之情日益增长,这一切都意味着民主党统治的结束即在旦夕。其核心问题就是朝鲜战争。按照国防部一位年轻官员汤森·胡普斯的看法:“由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同较为简单的美国往昔作战风格是如此严重地相抵触,因此它生发了紧张、焦虑和信任问题,这些变成了滋长新单边主义和恶意煽动的沃土。”杜勒斯希望能够成为占据华盛顿的新卫士中的一员。
情不自禁地,杜勒斯要同艾森豪威尔命运与共。他认为塔夫脱是一个狭隘的孤立主义者,而且是保守派,对欧洲的诸多问题怀有强硬的敌意。杜勒斯通过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早就同欧洲大陆的企业家和官员们交谊甚笃。而且他认为,对美国来说,背弃这样一个许多国家的重要阵营是鼠目寸光的。虽然艾森豪威尔对于世界事务的见解鲜为人知(实际上,他对几乎所有面临的问题的观点也不为人知),但是杜勒斯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个“基本上宽宏大量、讲求实际的国际主义者”。杜勒斯开始着手吸引将军的注意力,首先是通过杜威和另一位退休将军,现在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和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支持者卢修斯·克莱,给艾森豪威尔送去备忘录,然后又去巴黎访问。他的观点汇总在一篇题为《鲁莽之策》的文章中,此文于1952年5月19日即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七周之前,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篇文章极为重要,因为除去其他内容外,它预示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一年之后用以结束朝鲜战争的那些方法。
杜勒斯虽然在杜鲁门的一些行动中,如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干涉朝鲜(他把第三条称为是“勇敢的、正义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看到一些强有力之处,但是在总体上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系列反应式的、消极的、应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苏联扩张主义。“我们之所以工作、牺牲和付出,并不是为了能够在没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而是为了能够在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也许是永远如此。……我们的政策是原地踏步的政策,它至多可能使我们保持原地不动,直至我们精疲力竭”。
那么,应当如何是好?杜勒斯提出一个概念,后来以“大规模报复”而著称。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仅此一个:自由世界要培养这样的意志和组织各种手段,对赤色军队发动的公开侵略立即进行报复。这样,不管它在任何地方发生,我们都能够而且必将以我们选择的手段在它所侵犯的地方予以回击。”杜勒斯论证说,存在着一种“道德法则或自然法则”,人们和国家必须遵守这一法则,否则最终就要面临毁灭。他还认为美国是上帝所选择的复仇代表。“这一法则已遭到苏联统治者的践踏,他们将会而且应当被迫为这种破坏行为付出代价。”自由世界拥有报复的“手段”(这是核武器的代名词),现在它必须“培养意志”来“立即”运用这种威力。
帮助杜勒斯撰写这篇文章的《生活》杂志编辑埃米特·约翰·休斯一直要求杜勒斯对他的政策意愿给予更具体的定义:“你建议美国的政策应如何行事?”杜勒斯宁愿坚持含糊其词:他已经制定了广泛的目标。现在就让苏联人去琢磨,如果艾克当上了总统,他将会怎样来实现这些目标吧。
艾森豪威尔在私下对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观点颇感烦恼,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讲过,他认为政纲中对杜鲁门的攻击“有点过头”。但是他做了一个现实的决定。他对政纲的用语并未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因为他需要党内塔夫脱这一派,以便取得胜利。至于具体细节,艾克将会在今后几个月里从容不迫地搞出来。
民主党人:“疯狂支持艾德莱”
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共济会会所发表了这个演说。艾森豪威尔在结束发言时,说起在1952年会给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什么,他说他的政府将最优先来结束朝鲜战争:“这一任务要求亲自去朝鲜一行。我将做此行。只有这样,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
与此相反,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担心的是将军是否把朝鲜问题利用到了极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公众期望于他的当然就不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时候艾森豪威尔才会具体说明他打算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使美国部队离开亚洲的泥淖返回家园?
几天之后,史蒂文森有意地撇清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他说,他的竞选总部将设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他撤换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代之以自己人、芝加哥的一名律师斯蒂文·米切尔。他还对一名记者说,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收拾华盛顿的乱局”。这一说法本来应该在共和党政纲中加以突出。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说:“由于这个失策,史蒂文森就使得共和党对手们更加肆无忌惮,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在两大莫须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贪污和朝鲜战争。”
它果然结束了。自从193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九_九_藏_书_网尔获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得票比例是33 936 234票对27 314 992票。现在,艾森豪威尔有机会来谋求朝鲜和平了。
这些年头的可怕纪录在1949年6月国会山上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场面中达到了戏剧性的顶峰。在此之前,关于美国部队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尽管从北朝鲜出现了威胁的迹象——已经由国务院拟订好了。
布劳内尔和休斯在商谈之中,定了这么个短语:“我将前往朝鲜。”发言稿在经过几次起草之后,这个主意提交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但是他对此把握不大。一天晚上,在摇摇晃晃地穿过纽约州北部的竞选列车上,艾森豪威尔把这份草稿念给几个人听,人们反应不一。艾克最后让布劳内尔来决定。布劳内尔劝告说,去做这个演讲吧。
但是史蒂文森不能摆脱他的党最近的历史,而且他发现自己要对付的共和党的攻击各有不同。一个是参议员卡尔·蒙特概括的公式:K1C3(即朝鲜,犯罪、共产主义和贪污),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他所到之处都听到“我们喜欢艾克”的齐声呼喊。《圣路易快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写道:“千千万万的人乐于选择艾森豪威尔,只是凭信任,只是凭他的脸孔,只是凭他的微笑,只是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只是凭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艾森豪威尔喜滋滋稳坐钓鱼台,而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则在“高层的叛变行为”上大做文章(尼克松说,史蒂文森的胜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弹间谍、更多的危机……”)
民主党听众都拍手叫好,然而美联社的政治作家杰克·贝尔写道:“实际上,这场竞赛那天晚上就结束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似乎仍然缺少确保胜利至关重要的闪光点。史蒂文森昂扬激奋的雄辩令电视观众们印象至深,尽管艾森豪威尔拥有全国大多数新闻媒体社论的支持,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支持被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称作“书呆子” 的那个人。在头几周中,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有意把朝鲜问题摒除在正式竞选活动之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屑于说任何话来伤害那些正在负责目前这场战争的老战友。6月5日,他表示支持继续进行有限战争,同时谋求“公正的”停战。8月21日,当他被要求说明如果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同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的政策将有何不同时,他却攻击了塔夫脱—麦克阿瑟的方针,说他们甘冒使美国卷入同中国打仗的风险,而那场战争将“远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难以停止”。
接着,艾森豪威尔迈过了界线,卷入了有关九-九-藏-书-网朝鲜问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十分不准确的)党派之争当中。在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一次讲话中,艾森豪威尔说:
这一讲话使杜鲁门勃然大怒,他断言艾森豪威尔“应该知道他是在削弱我们的谈判实力”,而且使美国人民误认为他当选之后,和平很快会接踵而来。史蒂文森则一如既往,企图对他对手的这一成功之举一笑置之。“假如我当选,”史蒂文森第二天说,“我将前往白宫。”
主意来自埃米特·约翰·休斯,他是《生活》杂志编辑,最近签约受雇为艾森豪威尔的撰稿人,他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同艾克的竞选总管赫伯特·布劳内尔吃晚饭时,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布劳内尔回忆说:“休斯有一个主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得做出一个许诺……前往朝鲜,亲自视察那儿的局势,以期结束这场战争。”据休斯回忆,这个讲话的动因“是因为有必要对于当前最尖锐突出的问题说些肯定的话——这样既不会陷于一些浮皮潦草的保证,又不会使未来的政府被迫履行那些因国内政治的扭曲气氛而在竞选中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朝鲜问题就是当前“最令人心烦也最富戏剧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位候选人恰好是在全国声望卓著的军人,他立誓要亲自去视察那个地区。”休斯认为这一提法是“自然而然和恰如其分的,几乎有
99lib•net点平淡无奇了”。
虽然艾德莱·史蒂文森是历史上最犹豫不决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然而到了1952年7月,他终于开始忙碌起来,以赢得竞选提名,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民主党总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折腾自己,以致在11月大选之前,该党都不能团结一致。这种情况在20世纪屡见不鲜。这一次争斗是围绕着对党的忠诚、民权问题,以及对哈里·杜鲁门丰功伟绩的效忠程度。为了胜出,史蒂文森必须击败党内那些颇受欢迎的人物,如:在南方深受爱戴的理查德·拉塞尔;出身豪门、备受东部自由派人士欢迎的前纽约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田纳西州的埃斯特斯·基福弗,他在过去两年主持的关于黑社会的电视听证会打动了公众的心弦;还有密苏里州的斯图尔德·赛明顿。史蒂文森虽然是一个大州的两任州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全国性人物。他那粗壮矮小、头顶光秃的个人形象固然能激起一部分妇女的母性,但是对其他人却实在是毫无引人之处。史蒂文森的崇拜者们——他们可能是感情炽烈的——在这位州长身上追寻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再世重生。可惜的是,他并非如此。史蒂文森能够真诚地滔滔雄辩,他是笔者所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们的讲话能够在尘封土埋30年之后依然“读来很漂亮”。虽然他先前犹99lib•net豫不定,史蒂文森还是答应全国代表大会要努力取胜,纵然他走的是一条道德高尚的道路。“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说,“也胜过带领人民走入歧途。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胜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可以立即而且是令人难堪地被驳倒。关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最初建议是1947年5月由共和党人、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的。1947年9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美国在朝鲜保持部队和军事基地,并“没有多少战略利益”,美国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利用。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当中,就有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再者,如前文所引证的(见第一章),在1949年至1950年,是国务院而不是美国军方争辩要放慢美国撤军的步子,但国防部压制了这一意见。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说法以及同一篇讲话中的其他提法使杜鲁门大为光火,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滥用记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总统能够理解,他的极端孤立主义的劲敌正在政治上利用朝鲜问题,“但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