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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他们所谓的“冷天”里，流着汗，自拉瓦尔品第赶到加尔各答，搭船前往南非——克莱门斯夫人的健康却仍旧在持续地改善。在南非旅行演讲的整个过程当中，她同克拉拉始终都陪着我，对我的饮食起居进行照顾，帮我排遣烦恼寂寞，除了到比勒陀利亚那天之外，她身体没有犯过一次毛病。

不久后，家里剩下的人便来到了英国同我碰面。我们先后在伦敦、瑞士、维也纳、瑞典住过，后来又住到了伦敦，直到1900年的10月。那个时候，我们才搭轮船回国了，此时，克莱门斯夫人的健康和体力是自她十六岁时遭到前面所提到的不幸以来最好的了。

五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另外一座能够令人满意的别墅，我认为只要是能让克莱门斯夫人从夸托别墅中搬出来，摆脱同别墅有关的种种恶魔一般的纠缠，环境能够称心一些，她的身体以及精神便会好起来了。我发现非常多的别墅能够具备各种应有的特色，但只缺一两样，而这一两样却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病人的健康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在6月4日，星期六那天，我终于听说有处别墅能够满足全部的条件。星期天的上午，吉恩同我驱车前去察看，并且非常满意地回到家来——不仅是满意，而且特别高兴，卖价是三万元现款，马上便能够成交。

差不多两点钟，她神态安详，似乎睡着了，从此便没有再动一下，她的知觉丧失了。接下来的两天零五个小时里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星期二晚上的七点零七分，她才最终解脱了。那个时候她二十四岁零五个月。

她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为美丽、最为崇高的灵魂，但如今她却死了。

我听了之后特别生气，他这样无知的学徒竟还信口开河，拿人的性命当儿戏，令我非常愤慨。我付了钱，当场便将他谢绝了，也没给他一封推荐证明书。但在那一打的医生当中，他是唯一一个作出了还有些价值的预言的医生。要清楚，当我们在约克港住下来时，克莱门斯夫人所活得时间已经要比其他全部的预言多了十一年啦。

来访的是位夫人。她寄来一封介绍信，现在便是应我们的邀请，在下午过来作客，并且在我家吃晚饭。她是个美人儿，她说自己三十岁了，结婚已有十五年。凭她的神态和她的英语，肯定会令别人以为她的祖辈生活在外国，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她的那个人们无法念出来的，任何一个不具备经验的基督徒都拼不出来的外国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1896年的8月18日，在哈特福德的家里，苏西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吉恩、凯蒂·利里、约翰和埃伦（花匠以及他的妻子）四人都守候在她的身边。那个时候，克拉拉、她妈妈以及我都正在环球旅行当中，7月31日我们便到了英国，并且还在吉尔德斯找到了一所房子。按照我们先前的计划，一周之后，本来应该是苏西、凯蒂以及吉恩自美国来这儿同我们团聚的，但正当这时，我们接到了一封这样不祥的信。

这时候我正好抬起了头——只见这位可怜的妇女脸色白得就像大理石那样。那句法语翻译出来啦！我住了口，急忙转换了话题。

我们住到了离第五条街不远的西第十条街的14号，在那里住了一年。在那里，克莱门斯夫人的身体由于过分操劳而负担过重，那是因为我们的屋子非常大，家务操持起来是非常辛苦的——在纽约的时候她也一直是这样——但是她又不愿意请帮工。自结婚的那天起，在这种事情上，她就从来都不听从我的劝说，非要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可。

社交应酬也对她的健康无益。在纽约最为繁忙的冬季社交季节，我的那些来往的书信多得令我和我的秘书都无法对付，克莱门斯夫人便分担了我们的部分任务。一天我亲自写了三十二封短信，后来却发现克莱门斯夫人同样写了这么多，这真是令人不安啊。本来她的负担就已经够重了，又加上这样的劳累，实在是令人担忧。

接下来，她便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很衰弱。她说，如果我们去不成的话，也不必放在心上，还是要安下心来住在这里，她相信在这里天气是不会热得受不了的。我鼓励她说，以后不会比今天更热了，她的卧室还会同今天一样凉爽的。

信上说苏西得了小病——意思是没多大关系的病。但我们却不能安心，立刻拍去了电报，询问了最近的情况，我记得是星期五那天拍的电报。整整一天，都没能等到回信，而船在第二天正午便要离开索斯安普顿了。克拉拉同她妈妈已经开始整理行装了，以防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会传来。后来等到了那边的一个电报，“请等明晨电。”啊，这种电报不能令人放心——令人很不放心。我们都非常不安，又去了电报，要求向索斯安普顿回电，因为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当天晚上，我就守在邮局里，直到夜半时分邮局打了烊，盼着能够来个好消息，但却仍旧没有。

最后，在1896年的7月14日，我们的旅行演讲结束了，第二天我们便搭船前往英国，31日在索斯安普顿登陆。两周之后，因为知道苏西害病，克莱门斯夫人同克拉拉搭船回国去进行护理，结果发现她已经在外祖母家里躺进了棺材。

到了6月底的时候，我们在约克港的近郊找到了一个带家具的屋子，以便用来过夏。罗杰斯先生将他的“卡那华号”送过来了，将它停泊到我们所在的河边。那是全美国在水面上行驶最快的蒸汽发动机快艇。吉恩、克莱门斯夫人和我上了汽艇。也就是在那时，我才发现在克莱门斯夫人的身边并没有佣人，这是因为她不想给罗杰斯先生增添麻烦。

身体魁梧的英国厨师将克莱门斯夫人送到了楼上，放在床上，交给了经过训练的护士去护理。当他关起卧室的房门时，也就将真实情况永久地关到了卧室的门外。莫法特医生每天来一到两次，每次会待几分钟，如果需要医疗方面的谎话的话，他是一定会忠实提供的。

苏西一生中最后的十二天是在我们位于哈特福德的家中度过的。那是她幼年时的家，她最心爱的所在。她的身边，有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她还在摇篮中便和她认识的，她的牧师特威切尔；这次特意远道而来陪伴她的，还有她的叔叔以及姑姑西奥多·克兰夫妇；车夫帕特里克；苏西8岁时起就给我们帮工的凯蒂；已经跟随我们多年的约翰和埃伦，除此之外，还有吉恩在那儿。

我们在10月里到达了位于赤道以南三十四度的澳大利亚的悉尼，那里正是澳大利亚的夏季。我们停留期间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塔斯马尼亚时全都是夏天。1896年的1月1日，在墨尔本开船离开时，也还是夏天。

自然吉恩需要有个专门的护士，因此我们请来了一个名叫托宾的妇女对她进行护理。吉恩的卧室在房子的另外一头，同她妈妈的房间距离较远，这样，医生以及护士便可以自由来去而她妈妈却觉察不到。到了一月中旬或是一月底时，吉恩能够走动了，于是医生主张为她换个环境。他说，应该将她送到南方的老角疗养院去，我们照办了，凯蒂同托宾小姐在那边陪伴她。在老角疗养院她住了几个星期，医生规定她要待六个星期，但吉恩也好，凯蒂也好，任何人都受不了那个受过训练的护士，因此没有住满六个星期便回到了河谷镇。

卡曼·西尔伐的这封信是用英语写的，英语是她所精通的语言。信上将她这个十五年以来安居宫廷、久获宠信的人突然成为流亡者，举目无亲，被迫要靠一技之长，流下汗水，才能够生活的原因说明了。但是，正当我们想要了解什么事引发了这场灾难的时候——假如算是灾难的话——正当我的妻子和我急切要将这个秘密的核心找到时，王后用法语将这个核心表述了出来。那是个短语——有两三个字母——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过去所没有见过，并且猜不透含意的单词。

我费了非常大的力气，才一点点地将早已忘掉的那非常多支曲子的歌词回忆了起来。吉恩一直都待在那里听着，直到一个佣人将她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到自己的房间去，现在已经快到下楼说晚安的时间了，因为已经九点一刻了，我一定不能在九点半之后去。可就是这时，莉薇快要断气了。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了家，等到七点钟时，我去报告了消息。每天我能够去病房两三次，每次十五分钟——最后一次是在晚上的七点钟，我还能够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进去说声再见。晚上七点钟，我去了床边，对那座别墅进行了描述，将别墅的平面图展开了。我说，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明天便可以买下来了，只要她可以吃得消，立刻将她搬进去住。她非常高兴，非常满意，她的脸庞——这几周一直以来都是苍白的、大理石般的脸——如今终于又容光焕发了。

到了十月底，我们将克莱门斯夫人抬上船，让出色的护士谢里小姐陪伴我们，11月9日抵达了佛罗伦萨，我们将病人送到了令人生厌的夸托别墅。自一开始克莱门斯夫人便注定劫数难逃，只不过她自己从来都没有疑心过这一点——我们也从来都没有疑心过这一点。她在一生当中已经害过好几次重病了，但是因为神奇的复原能力——这一能力非常强，好几次都安然脱险了。

在前面，我曾经提到过克拉拉所处地位的难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几次在给朋友的信里将克拉拉的为难之处进行了说明，从不懂得怎样说谎的她如今却无时无刻都要在她妈妈的面前编造假话，筹码便是她一贯的诚实以及妈妈对她的无比信任。在那当中有一封信是在1902年年底写给苏西·克兰的，那是我们回到约克港两个半月之后。

在老角疗养院里，吉恩玩得非常快活。克拉拉已经让凯蒂上来，我们希望她会同意。

在这里我对一封写给苏西·克兰的信进行引用。

可怜的她，这个为疾病所累的孩子，她是多么热爱生命啊！在这被捆住了手脚、无比孤寂以及身体上吃尽了苦头的二十二个月中，她是多么热切，多么渴望地依恋生命啊！她那自我们的眼神里面寻求希望的情景，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悲怆啊！在全部这些辛酸的岁月中，我们又是多么一本正经地将谎话同她说尽了啊！说她肯定会好起来的，但心底里却明明清楚她是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了。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四个钟头之前——而如今她却非常苍白地、安静地在那里躺着了！

8月18日为我带来了噩耗，而母女两个在大西洋路途上走，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正在飞速前往着去对非同寻常的灾难进行迎接。只能依靠亲友之力才能对她们进行保护，使之将这晴天霹雳所带来的痛苦减轻。他们去了码头上，半夜才将轮船接到，他们到了清早才露面，也仅见了克拉拉一人。她返回头等舱时不发一言，事实上也不需要说什么了。她妈妈望了她一下，说：“苏西死了。”

９9ｌib.ｎｅｔ回到家里，我们无法入睡，都默默地守到了凌晨一点，等候着——也不清楚在等着什么。后来我们便搭乘了最早的班车，赶往索斯安普顿时，电报已经传了过来，说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但肯定能够痊愈。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但我的妻子却不是这样，她感到非常惶恐和害怕，她预备立刻同克拉拉登上轮船去美国，以便照看苏西。我留了下来，以便能够在古尔福德找一个更大一些的房子。

这确实是人性的一个秘密：一个人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突然间遇到这样的暴风骤雨，竟然还能够活下来。这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时候我正常的情感已经因惊吓而崩溃了，只是在对字句的含义进行着摸索。幸亏当时没有能够充分理解字面的意义，仅是模糊地感觉到了损失很大——仅此而已。

克莱门斯夫人一直都保持着一副年轻人的性格，她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一直都是非常强烈的，对于我的演讲，她比我自己还有兴趣。那三天中，白天她跟在马的后面，晚上则坐到了船上，对于正在举行的一切，百听不烦，百看不厌，尽情地享受。但是这样却很劳神，超过了她的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病症便开始显露了出来。我费尽口舌，终于将她劝阻住了，没让她去参加末晚的节目表演，但在两三英里之外的游廊上观看了焰火。但是我的劝阻却已为时过晚了，她的体力消耗已经远远超出了可承受的限度。

见她的精神非常好，我便上了当，所以时间便待得太久了。本来只能够说一句话，吻一下，但我却待了整整有半个小时。当时我便责怪自己，说自己做错了事情，但她说那没关系，还是像三十四年以来的老样子那样万般爱抚着我，除此之外，她还说：“你还会再来吧？”我说：“是，我会再来说声晚安的。”——这是指许多个月来每天晚上九点半都来道一次的晚安。

1904年的6月5日，也就是星期日晚上的11时15分，我的妻子莉薇去世了，她已经去世整整两个小时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任何话都已失去了意义。那全部都是事实。从形式上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从意义上我却还并不能够深刻领会。我只知道，她便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财富，现在她离去了，我便成了个乞丐。

那是在1896年的8月15日。三天后，我妻子同克拉拉已经走了一半的海路。我站在餐室里面，心里并没想什么特别的事，有人送了一封电报给我，上面说：“今日苏西病逝。”

她在欧洲度过了九年半的安静生活之后，如今又过上了如此辛苦劳累的日子，以至于到了六月份时，由这些繁重的任务带给她的负面影响便能够看出来了。在阿迪隆达克斯进行休息的三个月的时光，对她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后来我们住到了赫德森河谷街，但这又是一间大屋子，家务还是非常繁重。1902年年初，她也一度有过神经衰弱的危险，但似乎很快这种危险便过去了。

但她却根本不是什么外国人，她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英国人。她的舌头从来都没有念过英语之外的语言，直到十五岁时，她在巴黎嫁给了一个名字不好念的外国人。她的英语古怪而又好听，优美而又易懂，但却并不是英语。

给约瑟夫·赫·特威切尔牧师的信亲爱的乔：

那是在十二年前，哈特福德的两位很有名望的医生曾安排她去埃克斯累班洗温泉浴，还告诉她说，如果谨慎小心一些，她还能够活两年。埃克斯累班的那两位医生则说只要足够谨慎小心，她还能够活得更长一些。罗马、柏林和佛罗伦萨的名医还是将两年这个期限提了出来——而在德国的瑙海姆，据温泉的官方医生名册上所记载的，名次最低的医生为克莱门斯夫人进行检查之后告诉我说，她没有得什么了不得的病，或许还能够活许多年哩。

“这天晚上，她吃了最后的一顿晚餐。”（吉恩在信上同我说）第二天，她便发起了高烧，她忍着疼痛和昏迷在地板上走了几步，感觉实在是虚弱，于是便回到了床上。在这之前，她见到小房间里有一件她曾见妈妈穿过的长外衣，她把那当成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她哭着吻了这件衣服。中午前后，她的眼睛瞎了（由疾病引起的），她哭着告诉了自己的叔叔。

莉薇正坐在床上，头向前倾——她已经有七个月都不能躺下了——凯蒂坐在床的另外一侧，护士也在那一边，她们都在扶着她。克拉拉同吉恩站在床前，茫然地看着。我绕了过去，俯下了身体，望着莉薇的脸。我想自己同她讲了话，但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她并没有同我说话，这就奇怪了，我不明白。我盯着她，心里感觉非常奇怪——但做梦都没有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克拉拉说：“难道这是真的吗？凯蒂，是真的吗？不可能是真的啊！”凯蒂呜咽着，后来我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切正同她的脾气相符，她的性格还是同以前一样。她还在笑哩！这正是她那无比自然的微笑啊，就像阳光透过了已经持续了好几周的层层云雾以及莫名的恐惧，令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就将不可能的事都当真了——我以为她在以后还能够再次走路，会再次同我们结伴同行！她谈起了乡间的那个屋子，似乎她能够身体强壮起来再去那里似的，这可吓了我一跳。一个月前，我们弄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她几乎当时就将这样的希望放弃了，这令我的精神再次一振，从而感觉前途光明，幸福无边。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是克莱门斯夫人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她这一生，自从做小姑娘起，便一直都是活跃的，一直都是全身心地对社交活动的欢乐进行领略的。这是最后一次了——用这般尴尬的境地将这最后的篇章结束了。并且自此开始了她在世上的后一个也是末一个篇章。我想，纵使这次会客是普通而又平淡的，但因为别具特色，我也会将它永远记住。更何况这次根本就不普通，根本就不平淡，在我的记忆里，这次经过非常鲜明，并将永远鲜明而又深刻。

如今又有一件奇异的事发生了。豪厄尔斯住在基特里角，距离我的住处只有三刻钟的电车路程。有一天，在七月或是八月初，他第二次来看我们，那是个下午，克莱门斯夫人正在休息。她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面，豪厄尔斯和我则坐在能够对小河进行俯瞰的游艇上聊天。他聊到了自己有一个朋友一生当中的一个悲惨的插曲的前后经过，其中最为感人的一两点竟很快就在克莱门斯夫人的身上重现了。

当晚的十点半钟，克拉拉同她妈妈到了埃尔迈拉，结束了这次环球旅行。所搭的火车，所坐的马车正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一个星期之前她们自这里西行时所坐过的。这一次，苏西还在这里——但不是像十三个月之前挥手告别时在晨光熹微中招手欢送那样，而是在她出生的家中，带着她那苍白而又美丽的容颜躺在棺材里面。

她寄过来的介绍信属于王室所独有的那种被大型信封套起来的文书，那封信是罗马尼亚王后寄过来的。信上说，持信的人和她的丈夫——一个罗马尼亚的贵族，已经在罗马尼亚宫廷内待了十五年，她的丈夫在政府里面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来信热情地提到了他的妻子，还说她是音乐家，非常有素养，能够胜任音乐教师的职务，说她是重回故国，希望能够靠教学来维持生计。王后陛下希望我可以为她这位流亡中的朋友找份音乐课程供她教学。

这可实在是太糟了！原本人家欢迎她，她能够对那条快艇进行全权支配，快快乐乐地玩个够，但吉恩的身体不好，非常需要人照料。于是这个任务又落到了克莱门斯夫人肩上，因为我一直都是笨手笨脚的，不大懂得应该怎样去照顾人，帮不上什么忙。总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早已安排好要将全部家什以及行李用火车运往约克港。

当她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刻，当死亡的阴影逼近的时刻，还可以被赐给美丽的幻觉——这最后的幻影，自她心底深处那蒙着云雾的镜子里面照出来的是她妈妈的幻影。在她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激发出来的情绪，是因为这想象中的幻影的出现而激发了喜悦和安宁。这一切应该是上苍的多大恩惠啊！

本来对这本自传进行口授，是1904年年初在佛罗伦萨开始的，但后来因为失去了妻子，我日夜怅惘，愁肠百结，工作很快便被迫停了下来。一直到了1906年的1月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要将口授恢复，这段时间里我最为难熬，我无法将思念与哀悼停止，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办法进入状态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个让人感到哀痛的事件，和这段孤独时间中的不幸遭遇，以及在这之前的二十二个月中那种折磨人的痛苦，千万种情绪以及细节，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诉说。现在我希望能够勾画出一个轮廓，对这段缺漏之处进行一下弥补，我想目前自己只能够做到这样。

我将杂志打开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便是一位奥地利王子所写的《欧洲大陆各国王宫以及军方的决斗》，我非常感兴趣，于是起劲地读了起来。这位王子反对决斗风气，他提到了奥地利——我记得是着重讲到了奥地利的将军以及贵族如何采取措施，来将这个风气消灭掉的。他在对这个风气进行坚决谴责的时候提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哪个重要的官员会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来谢绝一次挑战，从而令自己和全家蒙受耻辱，并且自此为社交场，甚至自己的亲友们所不齿。

但是，现在这洋溢着的力量以及热情又回来了。我再次精神抖擞了，似乎又回到了八年以前，当我唱到了“我主召唤我，雷鸣般地召唤我”时，吉恩便轻手轻脚地进入了我房间内，坐了下来。这倒是叫我非常诧异——也非常尴尬，我停了下来，她要求我继续唱时，我那诧异的感觉还没有消失，但又觉得非常高兴，感觉受到了鼓舞。

我将吉恩信上的这句话抄到下面，评论是多余的：

那是在1895年的7月15日，我们于埃尔迈拉搭乘火车西行的时候，正赶上夏日炎炎，热浪炙人，后来再加上夏季炽热的森林地带高温，如此情形持续有二十三天之久——而在这二十三天内，每晚我都要发表演讲。即便是这么艰苦，克莱门斯夫人抵达温哥华时，还是能够像启程时一样健康，也就是自这一天起，她的身体好了些，虽说连续五个月我们都过着夏季生活，在这中间没有歇过一口气。我们到达夏威夷群岛时已经是夏末了。

在如此的心境下，我做出了自从失去我们的无价之宝苏西之后的八年中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一件事。苏西的意外之死，为她妈妈和我带来了永远都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八年来，我头一次走向了钢琴，唱起了那古老的歌曲，那黑人唱的那支古怪的圣歌。过去我在演唱的时候，除了苏西以及她妈妈之外，没有任何人注意，每当我唱起来时，苏西总是跑过来听。她死了之后，我便对唱歌丧失了兴趣，没有她在场进行鼓励，我唱得也没有力量和感情。

第二天（8月11日）早上的七点钟，我被一声尖叫惊醒了。我突然发现克莱门斯夫人正在卧室的另外一边站着，靠在墙上，用墙支撑着身子，喘着气说：“我快死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吉恩同年轻的道奇夫妇共同在雪地里面长时间地坐雪橇、滑雪，回来后他身上披着皮大衣，坐下的时候全身还是汗淋淋的，就这样突然受了寒。后来立刻请来了医生，等到圣诞节前天晚上就病得非常厉害了，医生说是双肺炎。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情况一直都是特别可怕的，但在整个儿的这段时间内，她妈妈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出了事。

至于在锡兰的时候，那当然也是盛夏季节，从来都是如此。一月份，我们到达孟买的时候，孟买的英籍居民说他们正处于冬季，但对于我们来说，自从7月自埃尔迈拉启程以来，就一直都没见过气候有什么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印度都是夏天，直到3月17日为止。那个时候杰普尔的一个英国医生让我们立刻飞往加尔各答，离开印度，因为热天随时有可能来临，将会对我们这些对亚热带气候不习惯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本来她又有了个机会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但她却不肯也不能休息，这是因为她从来都不愿意休息。她那血肉之躯具有蒸汽引擎般的精神，她一直都是用无穷的精力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着折磨，劳累到了超出自己体力的承受极限，很快，她的心脏便为她敲起了警钟。

当时的天气非常好，我们就像一只鸟儿掠过泛着片片金光的海面那样，追逐着眼前的一艘艘船只，并将它们一个个的抛到后边。但这样的乐趣可没有克莱门斯夫人的份儿，她要待在下边，照料吉恩。

在她妈妈的心目当中，克拉拉的诚实已经成了她牢不可破的信念，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幸运的事，能构成天地让我们免于遭受到大的灾难。她妈妈从来都没有对克拉拉的话进行过怀疑，克拉拉能够将非常多的难以相信的事同她讲而不至于引起什么怀疑，但如果我要想推销哪怕只是其中一桩非常小的事，便会出问题。我从来都没有克拉拉那样的信誉。对于我来说，这本来是可以大有用处的，但现在才开始想方设法去取得这种信誉，那实在是为时太晚了。所以，在卧室里我不愿意讲任何消息。但幸亏每天我只能进卧室一次，每次也只有两分钟，在我进去时护士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一到时候就会将我赶出来。

我妻子同克拉拉启程返回美国时，苏西还没有病危。三个钟头之后病情突然恶化，她的脑膜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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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了，立刻显出了致命的症状。那是一个星期六，8月15日。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房间里面，细细地思量着，心里感到非常满足，奇怪的是在那一瞬间，我心上那份沉重的负担便突然间消失了。在那样艰难的岁月当中，我头一次感觉心里一片宁静，接下来，精神便又为之一振，甚至都昂扬起来了。

23日，她妈妈同她的姊妹们亲眼看着她入殓——她一直都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心爱之人。

下午的三四点钟，我、克莱门斯夫人以及美丽的美籍外国人坐在游艇里面闲聊。我手里拿着崭新的《北美评论》，它的一页页书里还散发出印刷厂的油墨的香味，非常惹人喜欢，令我热切地想要将它打开看看内容。这位美人不愧受过长期的宫廷熏陶，她的观察力异常敏锐，已经习惯于自别人的体态、烦躁的神情等外表来将别人所隐藏着的感情以及愿望看出来。当然，她也看出了我的心境，她令人喜欢地恳求我将书打开并念读一下。我真是自心底里对她万分感谢。

同往常一样，我在门口站了有一分钟，深情地凝视着她，身子向里面探了探，将一个飞吻给了他，她也回了我一个飞吻。她的脸上露出了最近才会出现的微笑，显得非常光彩照人——但我做梦都没想到，在我平生里是最后一次看着这张亲爱的脸。但事实却真的就是这样。

才只是四个小时之前，我坐在她床边，那时候，克拉拉和吉恩正在吃晚饭，她表现得非常高兴——在这不幸的几周里面，这可实在是件难得的事——并且她非常想要讲话，虽然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讲话容易将她累垮。她对于吉恩以及我出去看望人家的事情特别感兴趣，那些被看望过的人都被她问到了。

当那位受过训练的护士值班时，她也会提供必要的谎话。每天，克拉拉会值班三四个小时，做的可真是苦差事，每天，她都要将十来个危险的真实情况锁到心头，并用神圣的谎话对她妈妈的生命进行抢救，给她以希望和幸福。在这之前，她平生都没有向妈妈说过一句谎话，我也能够说，从这之后，她几乎从来都没有向她妈妈说过一句真话，自然，那都是最为善意的谎言。

她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个字，表达出了自己热切的希望。她用手摸索到了凯蒂，摸着她的脸，叫了一声“妈妈”。

那天下午，他坐在那里对那个奇异的故事进行讲说时，我们俩谁都没有想到那竟然是个预言，但实际上的确如此。我立刻以一个故事的形式写出来了——用化名将它寄给了《哈泼斯月刊》。

“大概在下午的一点钟，苏西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将她扶回了床上，并请来了纽约的医生伦纳德博士。他说这是神经衰弱，除去绝对的休息、安静以及细心护理之外，便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而这还只不过是开始，在接下来的二十二个月中，狭义上说，就只剩下医生以及护士同她做伴了。

我在楼梯口遇见了莱昂小姐，她是来叫我的，但在当时我却没有想到这层，我只是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老凯蒂觉得莉薇累了，应该让她安静下来，好好睡一个晚上。下楼时，我在路上将一句话编好了：“莉薇，吉恩夸奖我所唱得自我们上次——”但是，不，我绝对不能这样说，苏西的名字会令她心碎，那样她便睡不安生了。我到她房门口看望她时，她已经睡着了——这我可是没有想到。

但是，正像我前面所说的，七月初，在约克港，她开始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脏担忧了，并且很快就越来越担心。不到两周的时间，她便开始对将汽艇开出去感到害怕，任何比较快速的动作都令她感到害怕。她害怕走下坡路，即便坡度非常小，小到在夏季的暮色当中似乎觉察不到的程度，因此她也就不得不请车夫在爬小山坡时勒着马一步一步地走。这样做还不止，她还要充满恐惧地看着他才会感到放心，如果马有片刻步子不稳，她就要边抓住我，边抓住车身，被吓得非同小可。整个七月份，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要经过多少月、多少年，才能将细节搞清，从而领会到这损失有多么严重？一个人的房子被烧掉了，断壁残垣只能表明多年以来亲爱的，生息其间、人来客往的家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到了后来，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了，开始他想起了这个，之后又想起了那个，以后又是其他的什么。他四处寻找，却发现东西就在那间房子里面，这往往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这样一件是找不到替代品的。本来在那间房子里面的，如今却永久丢失了。东西在时倒并没有意识到它不可缺少，如今却发现没有了它就什么事都干不成，这才发现它是不可或缺的。要等多少年之后，这种缺失的感觉才能消逝，而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真正清楚灾难有多大的。

这是多么的突然，多么的出乎意料啊！不过是今天下午，我和克拉拉还有吉恩还在走廊中快活地谈到她，克拉拉说“今天她可比三个月以来的任何一天都好！”接下来，她有些担心害怕，于是说：“罪过啊，罪过！”我们也便急忙迷信地跟着她这样说起来。

明天是6月5日，是我一生当中惨遭不幸的日子——我妻子去世的日子。这件悲惨的事情是在两年前发生的，地点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们将她九九藏书带到那里，本来希望她可以好好休息，希望她的病体可以恢复健康。

每天，她都向克拉拉询问吉恩的健康情况、精神状况、衣着以及做些什么事情，如何消遣，玩得开心不开心等，而克拉拉就一项一项地仔细讲给她听——自然每个字都是假的。每天她要讲吉恩穿些什么，有时她讲吉恩原来的那些衣服讲厌倦了，便在老一套的编造之外，再搞些新的发明来换换口味，凭着自己的想象为吉恩的衣裳增加些什么。如果不是她妈妈对她进行提醒，说这样凭想象添置的那些衣服已经超出了家里的收入，也许克拉拉会将吉恩的衣服编造得超出两倍以至于三倍。

其后的话，实质便是——确切的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她的丈夫被迫辞去职务，退出了宫廷，这是因为——然后就是那恶魔般的法国话。当时我气得宁愿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学过法语——非常明显，那是一种在紧要关头会误事的语言。

我们一直都满怀着恐惧、焦急而又担忧的心情，但依我看来，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丧失过信心，至少最近的两三周前是这样的。她也不是个轻易便丧失信心的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她丧失信心——到了后来，她神色悲怆地看着我说：“你看我还能好吗？”这在过去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这句话将她的真情泄露了，我看出来了，她的信心正在消逝。

在吉恩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内，克莱门斯夫人还认为她在家呢，心里美滋滋的，还认为她身体很好，还认为她和这一带的年轻姑娘们一样，玩得非常快活。克拉拉负责令她妈妈每天都清楚吉恩的动向。某天，她会向妈妈报告说，吉恩正在忙于木刻；第二天她会再次报告说，吉恩正在刻苦地学习外语；过了一天，她又会报告说，吉恩正在忙着为我的作品打字。隔了一段时间，同先前厌倦了自己所说的吉恩的服饰一样，克拉拉同样厌倦了这些陈旧的舞台道具。

那个时候是九点二十分。五分钟之前，她还在说话呢，她听到了我弹琴的声音，跟护士说：“他在为我唱那支祝晚安的颂歌。”大家都没有想到她已经逼近了死亡。那一刻，她非常快乐，还在说话呢——刹那间，她的一生便这样结束了。我是多么的感谢她能够免于自己一向恐惧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的挣扎也便是我替她感到害怕的事。过去的四个月中，她曾经先后五次，每次都持续一个多小时地挣扎着维持呼吸，她非常害怕自己会因为窒息而死。仁慈的是她能够迅速而又平静地死去——因为心力衰竭死去——而这些她则根本就不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约克港为一连串散落的独立小村落，它们分别被称为约克、约克港、约克村、约克中心以及西约克、东约克、南约克等——我记得大约是这些名字，但却不能肯定，反正这并不怎么重要。我只要将其中的一点记住就行了，那便是，它们合起来便成为了这个明了的名字：约克。在八月六日左右，这堆蜂窝内开始了庆祝活动——庆祝美洲大陆实行城市自治两百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展开的那两三天内，白天在边远的殖民区举行古老游行、群众大会、演讲等，夜晚便开始放焰火。

第二天下午是她一生当中最后一次参加人世间的活动，最后一次接见以及款待来访的客人了。这次来访，原本以为只是普普通通，很快便会忘掉的那种，但由于我天赋的某些才能，总能做出种种天真而又令人不快的蠢事来，以致这次来访成了另外一回事。

只要想一下，克拉拉如此机灵地做了两个半月，并且还要继续一年半，每天都要如此，就可以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些她所做的差事有多么困难，多么棘手了。我再提供一个例子。

克莱门斯夫人向来身体都不是非常结实，应该说是特别孱弱的。以她那瘦弱的身体，能否将环球旅行那十三个月的奔波劳累顶下来，本身就很难说，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太平。

克莱门斯夫人卧室边上便是我的卧室，中间隔了很大一间浴室。我不能同她讲话，但我能够写信同她联系。每个晚上，我会将一封信自浴室的门下塞进去，她的床就靠在门边——信上没有同当前情况相牵涉的消息，不会有任何害处。她用铅笔写回信，每天一到两次——开始的时候，写得比较长，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体质变得更弱了，每天，她在小纸片上颤抖地写着字来表达自己的爱，这样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天。

其后的六十天里我们最为焦急，进入了10月，我们还能否将她送回河谷那边成了问题，我们不敢用罗杰斯的汽艇，因为她受不了海上颠簸。后来我们便决心尝试一个可怜的办法，那便是搭乘送病人的专车。我之所以说这是个可怜的办法，就是因为虽然车子很宽敞，全部的亲友和必需的护士、医生都能够容得下，但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病人的床是被固定的，不能移动，因此它会随着火车的跳动而上下颠簸。如果对具有弹性的绳索进行利用，按照吊床的方法，自顶上挂下来，病人就丝毫不会颠簸或是颤动。我们搭上了一列开往波士顿的专车，并绕过了波士顿，之后搭上了一班普快，将我们按时送往了纽约总站。一个火车头在那里等候，十五分钟内便将我们送到了河谷那边的家。

到了夜晚，我们便避到了新伦敦港，以便将坏天气躲过。为了将吉恩照顾好，克莱门斯夫人的休息、睡眠都严重不足。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往了费尔黑文，本来对于克莱门斯夫人来说这是个好机会，能够在汽艇上躺两到三个小时，而我们其余的那些人则上岸前往罗杰斯的乡间住处对他的一家进行看望。但她却偏偏也要同我们上岸。她一直都是这样的，过分地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到头来却将自己搞得很累，她还需要在前往约克港的途中对吉恩进行照料，搞得累上加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