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霸道激进的作为,使得他的雄才大略变成了残暴不仁,千秋伟业变成了人间噩梦。鼎盛辉煌的大隋王朝,也迅速掉头坠入了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亲征高句丽的壮举,强如唐太宗者也只尝试了一次,隋炀帝却做了三次:一征高句丽,损兵折将,民怨沸腾;二征高句丽,后院起火,功败垂成;三征高句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
下江都这事儿,酷爱巡幸天下的隋炀帝同样做了三次:前两次都是风风光光,挣足了面子,摆尽了排场。但到三下江都时,却弄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与“三”有缘的隋炀帝,终究毁在了三个李姓之人手中:曾经东躲西藏的通缉犯李密,却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是隋炀帝的近亲,却也是大隋王朝的真正终结者。
隋炀帝,世人眼中的“大暴君”。可是,谁能否认他的传奇性呢!万丈豪情,千秋功业,再配上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一个不那么庄严肃穆的谥号,如此巨大的张力,真的是使万人恨,也令万人迷。
在市井传说中,他弑父杀兄,荒淫无道,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一个“炀”的谥号,永远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君不见,他功业伟大:大运河沟通南北,惠及百代;洛阳城威震东方,名传千古。君不见,他才情绝世:一洗南朝以来颓唐的诗风,直追大气磅礴的汉魏雄风。
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历史上的隋炀帝,真的一无是处吗?他这个人,到底有几分是魔鬼,又有几分是英雄?
被称为“圣人可汗”的不是唐太宗,而是隋文帝,单从这一点就足以管窥隋朝开皇年间堪比大唐的盛世局面。
隋文帝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成为彪炳千秋的明君圣主,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造就了他与隋朝光鲜的一面: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
但他在理想与道德上的苛求,也同样为大隋盛世埋下了深深的危机:他为了确保存粮,宁可与百姓一起逃荒,也不开仓赈济;他营建恢宏的大兴城,里坊却严整得如棋盘一般;他苛责儿子,终酿成亲情乃至国家的沉痛悲剧……
他的价值取向,注定了他无法成为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他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
隋朝就像流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瞬间璀璨又瞬间毁灭。尽管如此,它却拥有非凡、传奇的历史特性:统一、富强、文明与短命、暴虐、造反并存。
杨坚,大隋王朝的缔造者,生在寺院、由尼姑抚养长大;年仅十四岁就步入仕途,凭借特殊手段快速攀上权力核心;不到四十岁时,再次通过特殊手段,从皇帝女婿死后的孤儿寡妇手中夺取皇权。
改朝换代,这事儿在南北朝时期早已司空见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将相奢望将乱世终结,却都抱憾失败,但是,杨坚成功了。历史上的隋文帝当时还是皇帝新人,却兼用武力与计谋分裂突厥帝国,取代其东亚霸主地位;随后,世人再次见识到他的霸主威势,大隋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消灭南陈,统一天下。
以霸业而论,他配得上“千古一帝”的称号!
张岱是公认的明代散文大家,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堪称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性喜游山玩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但四十九岁那年,清兵入关,张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转折。他带着幸存的家人逸隐于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余生力修明史,八十八岁方成,是为《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
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还归龙山是张岱的一个选择,能自主画下的一条人生界线。不论是怀志一生纂修的《石匮书》,还是《陶庵梦忆》里一幅幅简约、多情善感的前朝旧事,镶框着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荡之间,隐隐浮现。
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历史上并不存在静止不变的族群,避难而远徙,求生而奔赴,我们的祖先在“行行重行行”中渡过了漫漫的岁月。从“中国”到岭外,从巴蜀到滇南,从关内到塞外,从蒙古大草原到青海湖畔,处处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足迹。正是伟大的迁徙运动开拓出民族生存的崭新天地,创造出中华大地广阔的家园
交通的发展,为国家内部各个区域间、各个民族间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为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比如,战国时期士的游说之风兴盛,《庄子•胠箧》形容为:“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明朝水陆交通繁荣,商人经商、仕宦旅游之风兴盛。同样,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受当时交通条件的制约。如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新航路的开辟,使得火铳、传教士、西学在明末进入中国。
传说,神农曾有“十城十仞,汤池百步”;另一位传说中的人物黄帝,也曾“为五楼十二楼”;大禹的父亲鲧则有“做城郭”的故事流传。这些记载或传说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在中华共同体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
中国的城市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城市与人们的生活互相辉映,编织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
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占主导的意见认为,行政区划始于大禹时代:《尚书‧禹贡》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岛: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随着朝代更迭,疆域变迁,行政区划也不断变化。秦汉设郡县,唐分道,元置省,一朝有一朝的状况,一朝有一朝的对策,区划总归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金灿灿的宫殿仿佛近在咫尺,又远远相隔;小旅馆里王维正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窗外慈恩寺里俗讲声嚣,他也许更渴望看一眼寺院墙上的丹青壁画;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在人生的顶点离开长安,走向崎岖;与他同时离开的朋友刘 禹锡江湖漂泊二十多年后独自归来,只有玄都观的一树桃花依然为他开得灿烂;白菊花盛开的九月九日,李商隐只能在反目成仇的昔日好友令狐綯家客厅屏风上题一首诗,怀念曾经的重阳节;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挚友元稹去世的第八个秋天……
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圣”、”诗仙“、“诗佛”、“诗魔”……各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不朽的经典。于他们而言,诗句曾经是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诗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长安,要出名,做官,买房,甚至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本书集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于一体,可以说是一本诗人版《人类群星闪耀时》。用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从诗人的眼里看见时代与命运,讲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的梦想、艰难和漂泊。那些不朽的诗篇来自他们无数欢欣和至暗的时刻。通过这些故事,你或许能重新认识这些诗人,看见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他们对自我和时代的追问里,看见尊严,信仰,爱与同情,生命的意义。
朱元璋成功实现了王朝私有化,在他架设的舞台上,政治剧终于被演成了家庭伦理剧。在这出悲喜剧中,聪明如严嵩也是受害者,清廉如海瑞只好当摆设,帝王师与实干家张居正,只侥幸逃过开棺戮尸的下场。
在第22卷"中华史"中,易中天先生尝试回答:这一切是为什么。他用一以贯之的严谨态度,更上层楼的生动笔触,尊重人性之复杂,拒绝"昏君""奸臣"之简单化标签,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并且尝试回应那个更为庞大的问题:
大明衰于何时,亡于谁手?
在明代皇帝中,嘉靖是最长袖善舞的。他既能够保证大权在握,又不像朱元璋和明成祖那样辛苦,倒霉的便只有他的臣僚和帝国。首辅走马灯般更替,直到严嵩上台。终其一生,严嵩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虽然害人不浅,却终归被嘉靖皇帝坑了。几经沉浮的海瑞更反映出一个怪现象:谁都知道海瑞是清廉的,但几乎谁都要孤立他。孤独的海瑞甚至不能辞职,只能当作活化石供在南京,作为帝国推崇道德的招牌。张居正则更为复杂,他趁着皇帝年幼,抓紧推行改革,到头来却以差点被开棺戮尸收场。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教育者,他是失败的;作为改革者,也是失败的。万历帝三十三岁以后就不再视朝,躲在深宫悄无声息。阁臣爱见不见,奏章爱批不批,他到底干了什么呢?大明是否如后人所说,亡于万历而非崇祯?
朱元璋称帝没多久,就掀翻了传统政治的桌子,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重建了帝国的制度,改变了中华的航向。朱棣从侄子手中篡取皇位,并将国都迁往边地北京,他的制度设计,更是奠定了整个明朝的个性和特色。
朱明王朝,是彻头彻尾的朱姓王朝:皇帝们恣意任性;大臣们沦为家奴;文字狱和太监擅权层出不穷;锦衣卫和东西厂无孔不入。
而在皇权的边缘,南国富庶,人物风流。繁华的城镇里经济活跃,并催生了多样而新颖的市井文化。
从庙堂到江湖,大明精彩。
☆ 侯家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官员、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生平对儿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生活于明朝末世的侯家子孙,一直用思想、用行动践行这一目标。
☆ 明末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腥风血雨让嘉定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在朝代鼎革的大时代背景下,从小处着眼,用鲜活、珍贵的细节,还原一个个珍贵的历史瞬间,让读者可以从一个家族的荣辱变迁,窥见中国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变。
☆ 嘉定,古称“疁城”,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嘉定建县的申请正式获准,以年号为名。本书出版之时恰逢嘉定建县800周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上海市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作序推荐,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联合推荐。
一段明末清初的历史真相,一部壮烈恢弘的家族史诗
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叶至明末的名门望族,忠烈之门。侯氏起始于一户普通的耕读人家,以读书科举起家,终达“一门三进士”的辉煌。“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进士侯尧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后来成为侯氏的家训。《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以侯氏家族的侯峒曾为中心人物,广泛搜罗前人未用、少用的史料,试图还原一段尘封的真实历史,用鲜活、珍贵的细节消解由来已久的模式化人物形象。时代的更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碰撞出无数令人唏嘘的细节,让今人感同身受。通过这个故事,读者也可以具象地窥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生活。
袁氏当国,袁后中国,几乎封尘的遗稿,劫后重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
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领袖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最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因此呈现“民国史军阀篇”。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政府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