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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2000-01-01 加入
2009年初，《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述英文版《兄弟》，“《兄弟》实属20世纪末的一部社会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仿佛报纸上习见的故事，和美国全天候的电视纪实节目一样直白、幼稚、色情、感伤。这些特点应该会让《兄弟》的出版在西方世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就像它在中国的情况那样。”在有所保留的赞扬之后，英文版《兄弟》留给这位书评人的印象并不算好，他最终对《兄弟》在西方语境下能否成功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因为，“余华只是在对中文读者讲述，压根不在意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同年余华在美演讲期间，据说对此批评做过正面回应，他聪明地先把书评人和《纽约时报》撇清关系，然后再质疑这位书评人的水平，认为其资历不具备评述他小说的能力。这篇书评后来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刊物发表过，余华回国后一定也重新读过，并且或许会暗暗感激这位叫做杰斯•罗的书评人，因为他碰巧讲出了两点所谓“世界文学”图景下的写作策略，一是内容上的，往往越是直白、幼稚乃至粗暴的叙事，越可以满足媒体时代人们对于陌生世界的猎奇和窥视欲，就像全天候的电视纪实节目一样，能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二是姿态上的，小说要写给谁看才能最终获得世界级影响，中文读者还是西方读者？杰斯•罗对《兄弟》的批评无论是否准确，至少从反面进一步刺激了余华对于目标读者的重新定位。
最近，余华的新小说《第七天》高调出版，小说并不长，十余万字，讲的是一个人死后七日的见闻，他的魂灵四处游荡，并见到一群和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这其中有他的亲人，也有陌生人，他们都是在生活中遭遇种种不幸的非正常死亡者，通过叙述他们各自不同的死亡故事，小说家似乎是想以某种类似但丁《地狱篇》式的手法，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有所勾勒。我相信第一批迫切买到书的读者应该大多都是余华的拥泵，但就我所见，那些对这部小说抱有期许的读者，读完的第一反应，基本上是懵掉。
如果说《兄弟》简单粗糙的白描叙事还可以被视作一次冒险和尝试，由此证明一个先锋小说家不懈探索的勇气，那么，《第七天》在叙事语言上变本加厉的陈腐与无所顾忌的平庸，似乎就不太容易再予以一种善意的解释；如果说，《兄弟》对社会新闻的采用，虽然生硬，但因为其间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至少还有一点点在遗忘的尘埃中翻检历史的努力，那么，《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从文学观感而言，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它更像三两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
然而，我也相信，作为一个阅读过大量小说的人，余华还没有愚蠢到对《第七天》中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都一无所知的地步，也许，他只是认为，这些所谓的缺陷并不是缺陷，尤其当这部小说在不久的将来被译成西方语言之后。
《兄弟》在内地文坛受到的口诛笔伐，以及相应的在西方世界的意外成功，提供给了余华足够的经验，于是，到了《第七天》，他绝对已经在有意识地面对西方读者来写作。小说家已经明白，中文读者之所以每每苛责社会新闻和网络段子在小说中的滥用，是因为这些读者甚至比小说家都更熟悉这些社会新闻和网络段子。他们在阅读《第七天》的时候，可以一眼看出此处是在抄袭某袭警事件，彼处是在照搬某死刑冤案，至于对食品安全、地产拆迁等等群体事件的牢骚，这些中文读者比小说家知道的更多，更详尽，作为一个只知道利用社会新闻和段子写作的小说家，面对这些中文读者，毫无优势可言；但假如面对的是一个西方读者，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早已视为陈腐旧闻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司空见惯的现实事件，会重新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比文学想象更为狂野的现实境遇中，又有什么比转述社会新闻更能轻松地令西方读者瞠目结舌并惊作天人的呢？另一方面，至于语言的陈腐粗糙，对话的僵硬空洞，挑剔的母语读者或许在语感上不堪忍受，但经过翻译，反而都可以得到遮掩甚至是改进，这一点，不唯《兄弟》，更有已获诺奖的莫言作品可以作为先例。
在所谓“世界文学”的图景中，如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所指出的，一部作品会沿着“文学性”和“世界性”两个不同的坐标轴起浮不定，一部文学性的作品未必能成为世界性的，反之亦然，在作品从文学性坐标轴滑向世界性坐标轴的过程中，变异和误读几乎无处不在。“为了理解世界文学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的不是艺术作品的本体论，而是现象学：一个文学作品在国外以不同于国内的方式展现自己。”（见氏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导论，宋明炜、陈婧祾译，下同）
大卫•丹穆若什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名教授，他的观察，我以为是相对公允和可信的：“直到今天，美国也鲜有外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勿论广为发行，除非是相关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关心的事物，并且吻合美国人心目中外国文化的形象”，他进一步援引蒂姆•布勒南的说法，“有几位年轻的作家开始写作一种第三世界都市小说，这一文类的成规，使他们的作品读起来不幸好像是用配方预先调制好的。与其说它们不真实，不如说太关心接受语境，它们在图书馆里通常被放到同一个橱窗里展示，置身于各色杂交主题的作品之列，它们参与制造出美国人心目中的多元文化”。
在《兄弟》之后，余华写过一本名为《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它既是一次国际旅行的产物，也从一开始就立志迈入国际橱窗。在这本作品中，余华向海外读者描述的中国形象，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他成为小说家之前的生活经验，二是他成为小说家之后搜集的社会新闻。除了描述之外，他议论的方式是这样的：“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如果抹去作者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一定是余华所写。当一个迈入中年的先锋小说家企图面对变化中的社会发言之际，他不知不觉地，选择的是一种根植于童年和少年记忆中的文字经验，一种以陈词滥调为己任的社论语言。
很大程度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可以视作《第七天》的先声，在这些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里，生活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案例和事件。余华像收藏家一样搜集案例和事件，但他没有明白，这些案例和事件其实只是大海表面的泡沫和漂浮物，它们的壮观、疯狂和奇异，是由宁静深沉的海洋作为底子的，一旦这些泡沫和漂浮物被单独打捞出来，放在堪供展览的瓶子里，虽可吸引观光客的注意，但假如他们就此谈论起大海，渔夫和水手是都会报之以轻笑的。
余华，以及很多和余华一样“鼠标点一点、尽知天下事”的中国小说家，大概也会嗤笑杜鲁门•卡波特式的偏执。作为一位已经写出《草竖琴》和《蒂凡尼早餐》的名小说家，卡波特竟然把盛年最好的时光和精力，挥霍在对一起谋杀案的追索上。整整六年的时间，无数次和犯人之间的通信和面谈，几千页的案件调查笔记，最后成就了一部厚厚的《冷血》，这时候，它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家把新闻事件背后的复杂生活，把泡沫之下的整个大海，和盘托举了出来。没有人，罪犯也好受害者也好，只是新闻记者和公众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没有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小说家自己也不是。通过《冷血》的漫长写作，卡波特最终所完成的，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深渊的毁灭性认识，他如此谈及那个杀人犯，“我和派瑞就像是同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
而当余华说，他“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我想他太过自信了，因为他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异邦人天真好奇的眼睛，就像那些呼啸于世界各地的“到此一游”者，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
（原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