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新闻是被时代抛弃的职业。除了一直以来的活多钱少，现在还少了曾经的自由，以及职业的尊严。
可能你想去支教，做乡村老师；可能你想做个画家，画却很难卖出去；可能你想倾其所有去创业；可能你就想做一个日复一日的匠人。
如果你问我，我要去不去？我一定说，去！
“我突然很恐惧。”18岁的吴呈杰，于是回到了他曾经一如既往的“正确”道路上，去了北大光华学院。他想，也许做金融挺好。至少大家都说很好。
这种从小到大的惯性，可以让一个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踌躇很久很久，最后总是很怂地选择直行。
那10万块，他打算请帮他一起准备比赛的同学去海南度假——当时他在光华学院的朋友知道他要参加这个比赛都很支持，为了最后的演讲，有人帮他改PPT，有人翘课陪他模拟演讲。
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你最疯狂的梦想是什么？你先想一会儿，待会儿我再来问你。
有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梦想，本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你若不去试一回，你除了悲伤，还多了懦弱。
在过去21年，吴呈杰都在被焦虑持续笼罩。现在他依旧焦虑，但都变成了具体的焦虑：焦虑采访，焦虑选题。
他发现，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至于人生选择，他不再焦虑。他过去心有不甘的梦想找到他了。
然而长大以后，那些比打针、检票、按电梯还要酷的理想，居然都不被看好。
吴呈杰开始淡忘的新闻理想，又被点燃了。他找到《此间》的主编，成了其中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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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因为看了《广告狂人》而决定进广告业做文案的朋友，每月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日没夜地工作。
有的人的理想被时代抛弃了，有的人的理想是背离世俗，有的人被说天马行空、痴心妄想，有的梦风险太大，有的又太普通。
“原来，写作是能改变一些事情的。”他对我说。
我妈给我买了一套护士的玩具，我给我们家每个人做身体检查，再去黛黛家给他们一家三口消毒、扎皮筋、打针。黛黛她妈给她做了一个木板儿，上面绑着一大摞纸，当作车票。黛黛就在两个家跑来跑去，拿着一支小铅笔，给每个人检票，提醒我们从前门上车。
他说：我想做记者。他那种状态就像，终于做到了世俗的优秀，熬出了头，现在总算可以去做真正喜欢的事了。
他出差到横店，看少女们拍戏。天蒙蒙亮，他就搬着小板凳来到剧组，开始一整天的观察。
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给这个96年的天秤男，泼一桶冷水。我大他4岁，当过记者，有过新闻理想，到现在还有。但我不得不吐槽，这条路很坑。
不出意外，他们都会进入最好的银行、投行、私募、VC……拿着远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四五千的工资，10年后，很可能年薪千万。
因为那些你放不下的梦想，是会回来找你的。不依不饶。
我跟吴呈杰吐槽，他们应该是觉得，他们十年后的年薪会是你的几十倍，所以提前关怀关怀你吧。
他可能是疯了。
吴呈杰的说法是，他迟到的青春期逆反心，推了他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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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了公司里没有DonDrapper，曾经的麦迪逊大街，现在只是富太太逛街地方。但她，只有亲眼看到，才不愧对这个梦。
但，随着毕业越来越近，朋友们都在谈论出路，吴呈杰又开始迷茫。
今年7月，吴呈杰有了答案。那时他在《人物》发表了第一篇特稿。报道的是少女偶像团体BEJ48的培训体制和弱肉强食。
真的应该去做记者吗？十年后，如果身边朋友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远高于我，我能接受么？
BEJ48里的一个少女团员读了吴呈杰的这篇稿子，她的反馈辗转传到了吴呈杰那里。她说，这个记者写了我这21年没考虑过的很多问题，我该想想我的生活了。
我问他，传统媒体的老师们一个个转行，特稿记者越来越少，你不怕走错了路么？
听吴呈杰讲他的故事，我其实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纠结。虽然没他那么厉害，但我也从小就是，年级前三，全家的骄傲，走在正确的康庄大道。
那篇文章出色，他也从一个做外围采访和整理资料的实习生，升级为一个可以独立做特稿的记者。
习惯于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既厌倦世俗意义上的优秀，又没有勇气跳脱出来。
“我居然能帮一个姑娘重新审视人生。”吴呈杰也很惊讶和激动。
“过去，大家都说，你要取得多大的社会影响力，说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都听。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大家越想让我成为怎样的人，我就越不想成为怎样的人。”
那时候的我们，好幸福啊。我们的梦想没有高低，我们追求地毫无顾虑。
一篇关于北京高校LGBT群体的稿子，让他尝到了做记者的成就感。文章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广受好评。因为这篇稿子，北大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的LGBT社团。
我常常想起这件事，讨厌自己。
吴呈杰用一个夏天又做了两篇特稿，一篇《动物孤独》讲述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三只孤独的斑鳖，和想拯救它们却一直在失败的动物学家。另一篇《追凶》讲述了一场22年的追凶之旅。为了采访和拿到素材，他就像上访似的，在公安局一坐就是一天。
大二，吴呈杰决定修双学位——光华的市场营销和北大中文系，同时开始在《人物》杂志实习。
这种感觉我懂。是不想再被任何世俗标签绑架，不想被自己的过去绑架。他不是高考状元了，他是个记者。
然而事实证明，你心中那些梦想，放不下，是会回来找你的。不依不饶。
新生舞会上，吴呈杰遇到一个女生抱着厚厚的一摞纸在阅读。她刚加入了校媒《此间》，她读的是主编布置给她的阅读作业，一堆特稿。
高中时选修课，我很想选画画。老师说，这门课成绩不容易高。我问我妈怎么办，她说让我自己决定，只要不太影响GPA就行。我纠结了很久，最终选择了化学课。
三天前，他以《动物孤独》这篇报道，在刺猬公社主办的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里，从5000名选手里脱颖而出拿到了第一名。奖品是10万元，和一份40万元年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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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有点感动。想起了当年我写《偷渡客在美杀人事件》时的那种骄傲和成就感。那是会上瘾的。
“选题的范围，从我们关注的校园生活，变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半径扩大了很多。”
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这会儿，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四学生们已经在接收第一份工作的Offer，而他们明年才毕业。
他说，也许记者做不长久，也许他也会跟很多前辈那样，在十年后遇到中年危机，但是现在的他，还早。
他还不知道那40万年薪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是做特稿记者的话，那他很开心，因为这薪水这可比他原本想象的多得多了。
他说，在光华学的东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窄，而做记者，让他的世界，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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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记者都告诉他：千万不要。
除了吴呈杰。他是2014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北大光华学院大四学生。他如今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决定做一名记者。
那个夏天，原本纠结要不要进入金融行业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做几个月全职记者，试试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合。
小时候，我最想当的是护士，我的邻居黛黛，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
“我其实有个伟大的理想，想做作家。虽然说作家也失去了尊严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这么说还挺悲伤的。”
采访的最后，吴呈杰跟我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标题里，可不可以不要出现‘高考状元’四个字？”
后来发现，他没少被泼冷水。
我们也许被时代抛弃，也许被时代裹挟，但我们至少可以，靠勇气来和时代和自己，达成和解。
3年前，吴呈杰成了江苏高考理科状元，大批记者到无锡找到他，问他想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