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小伙子，我是没见过，但见过的人都说挺俊的。而且两人成天到晚在一起，也不处对象。就有人吧，碎嘴，说他俩是玻璃。”
“没。”绿夹克愣了一下，回答。蓝帽子往他肩膀上打了一拳：“听他瞎说，他对象，可多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三里屯，泡个金融男，或者就找内以前中学里暗恋你，还骑车接你下学，后来出国的那平头男，人家现在据说是在望京一外企工作呢，月收入倍儿高。
“没，就是遛弯儿。”一个戴着蓝帽子、瘦一些的笑了笑。
“还真有！”
别看王大伟没上过什么好学校，没正经读完过两本书，她可是个倡导“性开放”的微博女权主义者。我见过她在网上跟人吵架，那可是连珠似炮。她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与捍卫自己的理论，这套理论从她口中说出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在她看来，嫁给金融男是依附金钱，嫁给工科男是屈服给了安全感，只有跟有趣的灵魂约炮才能体现女性的个人价值。然而，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的那类型便越来越油腻，越来越搞对象低龄化。一个28岁的大龄果儿，要想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圈遇到品味甚高又不张扬咸猪手的新潮男性，真是难上加难。然而王大伟仍坚持不懈，她认为她一定能约到95%匹配度的DNA。
“你俩来这儿听现场啊。”王大伟问。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
“遛弯儿来这儿？”我问，“这大半夜的。”
“你们年轻人现在叫啥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他俩那会儿在暖瓶厂是有名的，他俩小时候也一起长大的，两家父母都急疯了，就说这样不成，不能让他俩在一个地儿呆着。”
“谁说，我俩就住内附近，厂子旁边。”
而我俩再也没去过五道营胡同。
“80年代的时候，咱家里都拿暖壶打啤酒啊！”
参考事件：5·22北京锅炉爆炸事故
“你小时候没冰箱啊，”王大伟直爽地问，“我奶奶那会儿用这保温瓶，我都不用了。”
跟我发小王大伟比起来，我都不算一个文青儿。
“诶小姑娘还挺有态度。”
王大伟特自觉地从他手上拿过烟，抽了一口：“哟，手这么凉！”
“走喽！约炮去喽！”
她跳了起来，挥舞起她那细长的胳膊，狠狠地往楼上甩了一个飞吻。
“你俩小姑娘，跑哪儿去干嘛？”司机问，“那儿以前可是重污染呢，后来又关了，听说还闹鬼，我们晚上都不敢跟那儿走。”
“求求您！”我俩戴着哭腔凑上去，“我们俩小姑娘，今天回不了家不行的。”
第二天下午，王大伟骑着一共享单车到我家楼下，跟小时候一样往我窗户上扔石子儿。
我俩以前只去过798的那种改成美术馆的工业风车间，从未见过真正车间里放车间里该放的东西。我跟王大伟站在这几百平方米的巨大空间里愣住了。
“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小姑娘，不知道这儿的好。”蓝帽子幽幽道，“在这儿工作是最好不过了。我们这里出产的瓶子，其他省市过来订货的货车都要排到场外去。”
刚开始的半小时，我还能半睁着眼在车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停在了一个红墙琉璃瓦的大门面前。
绿夹克不好意思地抚弄了下头发：“天冷了呗，手自然凉。”
而鸡皮疙瘩已经爬上了我的后脖颈。
那些从王大伟高中开始“被睡”的三流歌手们，如今都个个有了出息。我妈嗑瓜子儿时在选秀节目上都能看到：“这不大伟高中那个黄毛对象吗？唱歌真不错！”
“是啊师傅。”王大伟忽然切换了她的恐惧模式，一下子又开启了她嗲嗲的林志玲声，“爸妈要骂的啊。”
大概跑了一里路，我们才看见路边的树荫下有一辆空车，司机脱了鞋，翘着腿，在副驾驶上睡觉呢。
“怎么要？”司机转头笑了，“两人明显是故意的！还得给厂子里赔偿呢！况且这殉情要是传出去了，在八十年代，家里人还有脸么。他们就商量着，把这事儿压下去了。”
“那我俩明天过去看看，看看你内破厂子怎么样。”王大伟又摆出了一副大小姐的微笑，眨了眨眼睛。
“女厕在那边。”绿夹克抬手一指，“到头右拐。你快点哦，我俩在这里等你们，带你们去前头那个铁塔上。”
怎么回事？
“不走啦！”师傅头都没回，“我今天刚下班儿，不拉人了。”
就是在那段萎靡的时间，我开始跟着王大伟去各种地下酒吧，听躁到不行的小众乐队。喝得糊里糊涂地坐在她身边，听她跟那些大花臂大胡子大靴子男人调情打诨。
“我肚子疼。”这阵秋风拂过我的时候，我忽然感到腹部绞痛，“我要上厕所。”
“本姑娘一定要泡到那个绿夹克儿！”王大伟自信满满地说，“蓝帽子就给你了！”
“就说要给一个调到车辆厂去，另一个啊，撵去当兵。”
“有女朋友吗？”王大伟嬉皮笑脸地凑上去。
“我也要上厕所！”
“美女，借个火儿。”一个略沙哑的声音忽然出现。
“继续继续，咱继续走，”我打破僵局，走到那三人前头去。唉！王大伟这个重色轻友的女人！把我拉到了什么鬼地方？！
“诶诶，说正经的呢。”王大伟有点不高兴，这两人的关注重点不是她，这还是第一次，“你俩跟哪儿住呢？”
我看着这两个人，蓝帽子的眼光从一个角落扫到另一个角落，充满了情感。他在走过这些破败的走廊的时候脚步放慢，生怕吵到了谁。绿夹克则与他并肩而行，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应该说，与他们同走在一起，我感觉我们并不是在一幕戏中上演的人。他们俩不属于大部分的北京城，只属于胡同里，和某一个年代的国企。这样说吧，他们两人自带了一种整体的音效。这种声音我从窗户缝里挤进的秋风中听到了。
有天晚上，我又跟王大伟在地坛附近看演出，那是刚入秋的时候，有点冷，我裹着一件毛衣，王大伟穿着个机车夹克，一小短裙，大长腿蹬着一双高跟靴子，她说她不冷，但是其实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跟王大伟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奇了怪了。”王大伟说，“内两人呢？”
蓝帽子顿了顿，忽然露出了神秘的笑：“下午四点，厂里见。”
“哎哟，小姑娘，这么注意。”司机打趣道。
我急忙扯扯她的衣角，这也太直接了吧！
“战高温，夺高产，劳动竞赛促发展”
“不对劲。”王大伟突然在一个角落站定了，她直勾勾地盯着一个本子。那是一部上面印着搔首弄姿的女明星的日历，“你瞧，这是2012年的。”
“暖瓶厂还有呢啊，那不是内啥贫嘴张大民里演的吗。我还以为早没了，现在都谁用暖瓶啊。”我说。
忽然，从我们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不易察觉的气息。身边有些枯黄的叶子开始颤抖，我们头上的树也开始沙沙作响。
王大伟这名儿听起来阳刚气十足，却是个肤白貌美的姑娘。她爸妈都是部队文工团的，一直想要个儿子，没想到是个女儿，就延用了大伟这个名儿。
“昌平那边。”绿夹克吐了口烟出来，说。
“扯。”绿夹克也一拳打回去，“哪比得上你啊。”
我俩大学都在北京上的，我上了个211，她瞎混了个三本。大学四年，王大伟可成了五道营和张自忠路一带有名的果儿。注意，你可别说她是“大蜜”，王大伟不是去三里屯跟富二代陪酒的那种姑娘，她对男人可有独特的口味，从她胸部刚开始发育，个子刚开始上蹿就开始定型了——她只睡那种不入流，搞音乐的潮男。而且她想睡的，一定得睡到。
“幸好我们出来了。”我嘀咕。
再往前走一些，忽然看见一大堆瓶子，玻璃做的酒瓶子，摆得整整齐齐整一墙，上面还用红漆隶书写着“毛胚库”。
“来了啊。”王大伟激动地说，“你们赶紧的，带我俩参观参观呗。”
老厂房里有一种机油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我斜眼抬头看，有一只蜘蛛，缓缓地在自己偌大的网上爬着，那网上，粘着它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虫子。
“来啦。”又是昨天那个声音。
“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蓝帽子冷冰冰地说，“我们小时候，都是把北冰洋汽水倒进这瓶胆里，第二天入口还是冰的。”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看见了那废弃暖瓶厂的大门，一个年老的门卫正在门口锁门。
王大小姐带着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大门。门卫室空空如也，们半开着，铺着玻璃板的桌子上放着个玻璃杯。杯子是空的，然而有一层黄色污渍，看上去是很久没人用了，也没人收走。
我晕晕乎乎下了车：“这哪儿啊，颐和园？”
“昌平？那儿不是就有一破暖瓶厂么。”
我，作为一个万年乖乖女，从来不喜欢那号男的。我大学四年的男友是个学物理的博士，瘦成一条竹竿，一年四季都是冲锋衣和登山鞋。博士毕业，他选择回老家，我俩撕心裂肺地分了手。
“去什么啊！都两点多了。”我懒洋洋地摆摆手，“到那儿估计都天黑了。”
我翻了个白眼：“好了好了，我去就是。”
“这暖水瓶真的停产很久了吧。”我说，“我奶奶那个时候才发这暖水瓶呢。”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暖瓶厂！”王大伟跟唱戏一样细声细气地说，“来，咱进去。”
我低了头，抱着腹部，一通小跑。拐了弯，穿过落灰的传送带生产线，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我找到了写着“女厕”的大门，却发现已被锁封上了。
我们俩相互一望。
“不见是小狗！”
“我车都叫好了。”王大伟站在我家楼下，跟一个小孩一般左右甩胳膊，“姑奶奶，我求求你啦。”
“出门了！”她乐呵呵地嚷：“去昌平！”
“这两人也怪得很。他俩不是穿的日本潮牌，他俩就是暖水瓶厂工人！”
我们几乎是跑着出了这里。跑出门的时候我往传达室看了一眼，那只布满水垢的茶杯还在同样的地方，孤零零地站着。
我咳嗽了一声，回声清晰地回到我的耳朵里。一声接一声。
“那两个小伙子啊，刚过三十！双双都被烧得稀烂，脸都认不出来，厂里都没敢让家长见尸体，我告你啊，听我家里人说，当时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那锅炉房的墙啊，得有半米厚吧，全都塌了，屋顶被掀翻，钢板炸裂，满地石头。你们现在看到的啊，那都是修过的。”
“我们走吧。”王大伟的声音忽然小了下来，变得异常平静。
王大伟一吸鼻子，反手给我后脑一个巴掌：“我是内号人吗？姐要想搞金融男，身后可都排着队呢。姐，看不上！”
“家长也没要赔偿？”她问。
忽然，我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跟上来，像是秋风卷起的叶子在地上疯狂摩擦。
在车上，王大伟开始跟我嘚啵嘚啵说了一路，在她看来，这两男的要比金融街那些可高级多了。王大伟的理论是，谁能够正正经经穿得像是暖瓶厂工人一样，那可是真潮。这说明他放下了西装革履的架子和吸引大多普通女性的机会，进入了另一个次元。阅人无数的王大伟可真是激动了，她眼睛里似乎要冒出粉色的泡泡，这些泡泡并非是来自一种十五六岁初恋的喜悦，而是找到了自己同类的激动。外表嬉皮的王大伟深知生命的孕育是一场巨大的能量消耗，她在微博上嚷嚷女权的背后深知自己求得那只有优良基因的雄孔雀的重要性，这次一下遇着俩，她也是恨不得能够马上进入交媾模式，获取其更优嬉皮的DNA。
“不去，跑那么远。”
从窗户外看进去，只见老式的台式电脑，还有破旧的桌子和柜子，一切都在，然而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
“先说这个。”王大伟指着前面的玻璃瓶子墙，问，“这都是什么啊，这些破玩意儿。”
抬头，各种落了灰的标语张望着我们：
司机在反光镜里打量了下我俩，叹一口气，摆一摆手，转动了钥匙：“算我倒霉！”
我们走进一间开着的门，门上写着大字“北京保温瓶工业公司一分厂。”
王大伟低着头，我看得出来她害怕。她的嘴唇发白，肩膀在抖索。
“那是，那会儿我们还得用票买瓶子呢。”绿夹克插嘴。
我俩小时候一起在北京翠微路附近的大院里长大，她爸妈跟我爸妈是二十年的老同事，只是她爸妈后来转业，搬出了大院，一家人在长安街附近几万块钱一平米的高级公寓里买了房。王大伟从初中以来一直学习不好，她爸妈给她交了几万赞助费，也没塞进个市重点去。我呢，则是从小到大的好学生，一路重点读到大学，她抱着吉他抽着烟的高中时代我是一头扎进书里度过的，王大伟总是说我：小小年纪就学好，长大没出息！
“然后呢？”
王大伟把他俩上下大量了一番，偷偷用胳膊撞了下我。我明白，她就是看上这俩了。
“你怎么这么煞风景。”王大伟皱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
“就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门卫内老头正关门呢，忽然里头就‘轰’的一声，锅炉爆炸，飞出200多米！”
“你对安全不留心，事故就让你伤心。”
油门声突突地想起，车子发动了，我们俩同时锁上了车门。
“吓死我了！”我说，“这个厕所没开，咱再找找其他的。”
绿夹克抽了一口烟，说：“我俩就是闲着啊，来找人说说话。”
“你嘛啊！”我打开窗子，探出头冲她喊。
“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儿每个月能生产500万个玻璃瓶，澡堂子都改造成了车间！”蓝帽子自豪地说。
“那不就是gay嘛。”我插嘴。
这里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工厂，反倒像一个行宫。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只是水池均已干涸，明显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说真的，你们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大啊，是不是保养得好的大叔啊。”王大伟娇俏地说。
我们沿着古色古香的长廊往里走，景色忽然一变，从皇帝行宫忽然穿越到50年代的工厂车间。几个仓库样的灰色大楼都紧锁着，锁上还落了灰。
我们俩转过头，看见两个三十岁左右，模样还挺俊俏的男人站在身后。他俩都穿着今年流行的那种工装夹克，胶鞋，其中一个还拿着一听燕京。
我俩捧着肚子，跟无头苍蝇一样在暗下来的走廊中乱晃，直到进入一件巨大的车间。
那次之后，王大伟的果儿生涯彻底结束了。然而她那坚持不懈的劲儿还继续着。几个月之后，她每天下班都去王府井金融街旁边吃沙拉喝咖啡刷约会软件。直到找到了个戴黑框眼镜的香港男朋友，从养狗同居再到结婚，一反常态地按部就班。
“闹鬼？”
“好，”绿夹克说，“跟我们来。”
我们沉默着回了城，进了四环内，北京城灯火通明。她坚持让我去她家睡，我俩晚上躺在她小时候的床上，中间隔着一只穿着粉色裙子的泰迪熊，久久不能入眠。
“有样儿。”她掏出打火机递给他们，转身跟我嘀咕。
王大伟忽然伸一只手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大气都不敢出。
“我去！”我被吓了一跳，赶紧回头。昨天那两人的确就站在我们身后，还是穿得跟之前一样，蓝帽子和绿夹克，踏着复古的胶鞋。皮肤细嫩苍白，比王大伟那引以为傲的白皙皮肤还要浅上一个色号。
她就是有这个技能，一看一个准，但没一个长久的。
“这不12年关的吗？都闹了十多年了，说是建厂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锅炉爆炸，其实呢，八几年的时候，分进去两小伙子，本来是文工团的，家里觉得暖瓶厂效益好，托关系进去了。这儿啊1992年建厂30周年的时候，好多国企都不行了，这里还发奖金呢，你猜多少？一人3000！”
“师傅！”王大伟拉开车门，一屁股坐了进去，“进城。”
这么多年了，王大伟还是没变，口味都没变。只是有些时候，她会抽着烟，跟我在酒吧门口坐着，说：“现在这些破男人，没一个能好好过日子的。你让他们别出去瞎搞，他们说：在咱这个年龄没有偷情这说儿，那是中年人的词儿。”
站在这偌大的机房里，悠悠的声音传来，像是某种器乐发出来的。绵绵不绝地，风从瓶子口中被挤出来的声音。
一进暖瓶厂内，就看见一个喷水池，80年代的风格还在孜孜不倦地喷着水。
两人对视一下，没有回应。
王大伟一把甩开我的手，一甩长头发，睁着铜铃般的大眼看着他俩。
王大伟扑过来。
“什么小姑娘，姐我28了，你有我大吗？”王大伟一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