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冉

“你是说……这个日本人，是已经阵亡二十五年的国民党飞行员？”我震惊道。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去世了，希望我在突然离世的时候，袜子上不要有破洞，那是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不知为什么，破洞总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脚后跟部位。这么长的一封信，不知你们是否有耐心从头看到尾，看完了之后，你们或许又会骂我，因为这是个没头没尾的半吊子故事。

1984年，在历史系大办公室的黑白电视上我看到一条新闻：日本大通株式会社的巨型充气飞艇由于事故迫降在一栋大楼楼顶，事故原因不明，社长五十州关男亲自向民众道歉。

“说到这当口，陈大哥停顿了一下，黄大哥站在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的，都过去了，桂民。’看起来两个人差了许多年纪，可依旧用着旧日的称呼，这种感觉非常奇怪。

赵干部没有插话。女犯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他们说的轰炸东京也是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但并非由东海飞去，而是从昆明的山区直接飞到东京上空。他们说，科学人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裂口，从那个裂口进入，就可以在东京出现。而他们的目标也并非军事基地，而是日本天皇皇宫。”

此后我的人生与这段故事再无干涉，十年动荡的日子之后，我娶妻生子，慢慢变老。

不要对他们妄加判断，无论结局怎样，从驾机驶入通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为了抗日战争史上最勇敢的英雄。即使是陈桂民、后来的日本商人五十州关男，他不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奋斗着吗？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他名字就来源于李贺《南园十三首》那动人心魄的诗句吗？

小李冲了进来，我夹起公文包走向门外。响亮的耳光声响起，女犯人倒在地上，脸上多出一只穿着军用胶鞋的脚。

“啊哈！”赵干部亢奋地双手一拍桌面，像只盯住猎物的大蛤蟆似的趴在写字台上望着犯人，“瞧瞧，专家同志一下子就发现问题了！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那只会让你的马脚越露越多！”

“张老师你好，我姓赵。”这人脸黑沉沉的一丝笑容都没有，介绍中也没有单位和身份头衔。

“目标的选择是经过详细论证的，国民党高层认为中国作为被侵略的一方，必须以极端手段展示自己的力量。”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不是的，应该指的是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当时还没有空军总司令这个职位，掌握空军作战指挥权的前敌总指挥毛邦初与负责全国空军事务的周至柔是空军的实际指挥者，两人分属不同派系，互相多有倾轧。周当时在昆明统帅空军大队，兼任中央航校校长，不过这些学员的叫法是错误的，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蒋介石本人兼任，周至柔应该被称为‘校长’或‘主任’，我不知这算是个纰漏，还是当时一种通行的称呼方法。”

“‘我就是陈大哥啊，小得螺！’他脸上浮现狂喜之色，我从没在一个人的脸上看到过那么喜悦的神采，在这一刻坐在咖啡桌对面的不再是个白发苍苍的日本客商，而是一个激动的、雀跃的、喜极而泣的中国青年。‘我等这一刻等了好多年了，小得螺！这下得好好跟你聊聊！’他揉揉发红的眼睛，捉住我的手，笑着流着泪同我说话。

他们的车停在校门口，是一辆成色特别好的黑色伏尔加汽车，这种车子我们俗称“金鹿”，是当时最气派的汽车之一。自从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之后，保养良好的伏尔加汽车越来越少见，街上跑的都是上海凤凰牌小轿车和仿造伏尔加的东方红牌小轿车，看起来拼拼凑凑不像样子。小李别看是个娃娃兵，开车开得相当不错，轿车从和平门外新华街出发，平平稳稳驶着，没用一会儿就出了北京城。

到如今我还能清楚记得那一天的日期：1965年12月4日。因为几天前，《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在中文系引起激烈讨论，在我们历史系内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辩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就连教研室走廊上都站满了大声争辩的教师，这种环境让人很难专心致志地批改作业。

敲门声响起，小李提着暖壶走进来，给我们一人沏了杯浓浓的酽茶。抿了一口茶水，才发觉自己早已口干舌燥，身体有些疲惫。赵干部的手表显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

我草草扫了一眼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没看太明白，就看见最上面的框框里写着“等级：绝密”，末尾公章盖的是“公安部预审局”。这个单位我从没听说过，不由得抬起头重新打量一下对面的干部，姓赵的似乎习惯别人盯着他的眼光，眼神木木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位是赵……同志，身后站着的是小李。这位呢，是我们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讲师张老师，他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相当有研究，应该能配合你们的工作。”老严热情地介绍道。

“不许说出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赵干部及时喝止了她的陈述。

我知道这样一封信完全在你们的意料之外。当你们在一位终身碌碌无为的历史教师的遗物中发现如此一个泛黄的信封时，一定会以为那是我与某位友人之间咬文嚼字的通信，或是写给你们过世太早的母亲、没来得及寄出的情书，再不然，便是我留给你们淡而无味的只言片语，就像过去二十几年里我每日所说的那些安身立命的迂腐道理。然而这不是。这封信关于一段往事，一段我原本希望永远封存在记忆中的往事，可当接到确诊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突然感到非常恐惧，害怕生命太早消逝，这段往事将随着我一起化为飞灰。我下定决心，写下这封信，将它夹在《中国抗日战争全史》第一册的扉页，如果你们中有人同我一样对历史略感兴趣——哪怕只是因为整理我的遗物也好——打开我的书橱，这本书就在书橱第一层最显眼的位置等待你们翻阅。看完这封信之后，你们会获知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一段中日战争史中埋藏极深、意义重大的秘史。到那时，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和人格做出判断，决定是否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这个选择已经困扰我接近四十年，如今我终于可以卸下重担了，这是死亡能够给予我的最好安慰。

那座监狱、姓赵的干部和有姓无名的女犯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她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这个故事也并不完整，我还想听到更多关于八位飞行员的事情，野猫山—东京隧道现在还存在吗？国民党空军飞行大队将一位又一位青年军官送入隧道，却迟迟不见他们在东京出现，不曾感到费解吗？陈桂民出现后是否受到了军统的注意？是1942年以后这些飞蛾扑火般的老式飞机已经失去了价值，还是国民党高层选择将这段疯狂的历史遗忘？陈桂民与黄栋权后来是否在日本怀揣使命坚强地生活下去？如果124号犯人不曾出狱，一旦这两位飞行员故去，又由谁来担起这份奇诡的重担？

“当然，当然。”我咽了口唾液，无意识地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线。

“那年冬天，日本人的飞机来到了长沙城，四处投下炸弹，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我离开长沙，前往昆明避难。我爸爸……”

如此如此。

女犯人皱了皱眉头，像是对烟气有点不满，但她还是开口了：“1964年8月，我正在……”

赵干部带我们登上楼梯，楼梯和扶手同样是光滑的木头制成的，我不认识木头的种类，但看起来绝非便宜货色，应该是柚木、胡桃木之类的名贵木种。每层的楼梯口都有卫兵守卫，他们无一例外地向赵干部立正行礼，姓赵的依然只是摆摆手，显得有点傲慢。第三层只有五个房间，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尽头，打开一扇红色木门，走进一个有点空旷的屋子。这间屋子四壁同样漆成蓝色，窗户上盖着厚厚的深蓝色窗帘，一盏60瓦灯泡将屋里照得雪亮，屋子正中间孤零零摆着一把扶手椅，靠门放着两张写字台、几把折叠椅，写字台上有台灯、墨水瓶、笔记本、烟灰缸和茶杯。

“我非常奇怪，不由问：‘究竟是什么任务？到山区里做什么？’

“陈大哥说：‘我只是在雾气中飞了片刻，怎么时间就过了两年多？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时我也想到，其他人预定在我之后飞入野猫山入口，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来？我天天在等待他们的消息，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没有任何迹象出现。直到1945年的一天。那时我正在一间食堂做工，已经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做着不起眼的工作，不敢再想以前的事情。我每天在噩梦里惊醒，听到有人在骂我汉奸、卖国贼，可我必须活下去，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寻常了，我必须在这个异乡等待同僚们出现，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女犯人开口道：“蓝色气球是一切的开始。他们对我说，有一天，日军在日本东京中心护城河附近捡到一个坠落的蓝色军用气球，不知是从何处飞来的，日本国内没有使用类似型号的记录。军统局的特务注意到这一情况，将信息传至国内，空军系统大吃一惊，因为那枚气球正是英国援助中国的十五枚防空气球之一。这种挂着金属丝的大型气球是一种防御俯冲轰炸机的对空武器，一天前刚刚在昆明基地进行试飞，试飞时刮起大风，一枚气球扯断金属线飘向山区，消失在崇山峻岭间，没想到竟在遥远的日本东京出现了。

赵干部的额头有些汗水，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方手帕擦拭了一下，将手帕叠好收起，掐灭烟头，说：“这就是你要交代的吗，124号。”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秦城监狱，只感觉有点毛骨悚然。监狱这种东西就算白天看也显得鬼气森森，小的时候我住家在北京德胜门外，距离功德林监狱不远，那座由寺庙改建的老监狱给我童年留下了不少恐怖的阴影。“赵同志……我们到监狱做什么？”我声音发抖地问道，脑中快速反思着近期自己的作品、言论和行为，如果这是一次秘密逮捕的话，那么老严确实串通警察演了一场好戏。

赵干部突然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黑白相片，高高举起来，“是不是他？”

可就像信的开头我说过的那样，这段历史不应该与我一起被装进骨灰盒，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和人格做出判断，决定是否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但无论如何，请别在2025年之前作出决定，这是属于八位年轻军官的战斗，对他们来说，战斗还未曾结束，他们还将全力履行数十年前的报国使命，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日本上空……

“坐。”赵干部拉开一把折叠椅，示意我坐在写字台后面，“隔壁房间有专人负责记录，你不必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但别忘记你的任务，你要负责挑出他陈述中的漏洞，戳穿他道貌岸然的假面目！这里有纸和笔，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对我说。”

女犯人点点头，继续说道：“没过多久，一封阵亡通知书就寄到了我的家中，那是一位姓陈的大哥，他是一个爱讲故事、爱开玩笑的广东人，总是喜欢讲与日本人在空中缠斗的离奇经历，没想到他真的在与日本战机的对战中坠地身亡。原来八位青年都将自己的通信地址留为我家的地址，把我的爸爸和妈妈当成了亲生爹娘。没等我们从悲痛中走出来，第二封阵亡通知书就到达了，那是一位姓叶的大哥，个子瘦长，不善言谈，他曾两次在教练机的坠机事故中生还，摔掉了南洋华侨与各界同胞集资购买的飞机，他的心情非常沉痛，发誓绝不再跳伞逃生；后来在一次警戒飞行中他的飞机发生严重故障，机长命令他跳伞，但他没有服从，还想挽救那架珍贵的战斗机，硬是同飞机一起坠地，机毁人亡。

“怎么了？”赵干部瞧了我一眼。

“五十州关男先生说对我们企业生产的某种产品很感兴趣，希望能详细了解一下情况。由于我对该产品比较了解——当然，并非直接负责——并且五十州先生指定由一位女性为他讲解，所以在参观工作单位之后第二天，我带着样品到达他位于北京饭店的套房进行商务洽谈。没想到，在那里他并没有谈商品进出口事宜，而是说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他认识我，对我非常熟悉，此生能够再见到我一面，简直是奇迹之中的奇迹。”女犯人平静地叙述道。

我谨慎地点点头，说：“那么，要我做的是找出她话里的漏洞，证明她即将说出的事情全部是谎言，对吗？”

女犯人轻呼一声：“啊，你说得对。陈大哥也是这样说的：‘美国的飞机没有轰炸天皇皇居，因为广播里一直在播放天皇安然无恙的消息，我开始随着人流向外逃跑，可这时，我看到了一架老式双翼飞机孤零零地飞向起火的方向，那种机型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美国，而分明是当年我们的霍克3飞机！我立刻知道，那是从野猫山飞来的下一位飞行员，没想到在我之后三年方才出现。我大声喊叫，挥舞衣服，可天上的人哪能看到地上的人呢，飞机在风里摇摇晃晃，迎着漫天的火光径直飞向东京城中心的方向，最终被火的龙卷吞没，再也看不到了。’

赵干部立刻叫停道：“等一下。张老师，她说的话中有什么漏洞没有？”

赵干部“砰”地一拍桌子，但这次他将愤怒压抑住了，紧紧闭着嘴巴，额头的一条青筋忽隐忽现。“张老师，”他突然扭头盯着我，阴沉沉的眼光看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就需要你来协助我了。”

“并不是。不过……有相近之处。”赵干部沉吟了一下，回答道。

我犹豫道：“是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但我不明白……”

“我犹记得那座屋左近是邻村‘瓦窑村’，这村以烧陶器闻名，一条水渠蚰蜒绵长，长堤上种着郁郁葱葱的桉树。周末的黄昏，我会在长堤上等待结束作训的大哥哥们结伴走来，他们穿着笔挺制服的样子令人着迷，不光在我眼里，在联合大学女学生的眼里，他们也是最时髦的一群青年。”

“听到这里，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与恐惧：‘啊，那不是他起飞之后已足足过去五年多？黄大哥，你是第三个出发的对吗？你是什么时候到日本的？’

这时赵干部突然“呼”地站了起来，带着一阵风大踏步走到犯人身前，“啪！”响亮的耳光声将我惊呆了。女犯人脑袋歪在一边，头发散乱地贴在额头，脸上慢慢浮现一个血红的掌印，“让你说重点！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

“他说的是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种口音、阔别已久的外号和他颈上那飞鸟形状的青色胎记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但我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眼前的日本商人竟是二十多年前牺牲的中国飞行员，我那早夭的异姓兄长。‘五十州先生，您……您认识陈大哥吗？’当时我这样问道。

第二天，严主任很惊奇地发现我出现在教研室内，但他知道有保密协议在，什么话都没有问。

老严从抽屉里拿出一听马口铁罐装的红双喜卷烟，取出烟来发给大家，“抽烟抽烟。这位赵同志是从昌平过来的，路上跑了整整一下午。小张啊，我已经给你开好假条了，你吃过晚饭就随着赵同志去昌平办事，两天、三天回来都不打紧，你的课我让别人先代着，工资照发，每天一元五角钱的伙食补助，你看呢？”

“给她也倒一杯水。”赵干部指一指犯人，小李找个搪瓷缸子倒了一缸滚烫的开水端过去，一把塞进女犯人手里。“……谢谢。”124号犯人很有礼貌地说道。小李从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因为你是我们唯一信任的人，唯一能够托付的人——唯一爱过的人。’他们回答。”

“……我记不清了。”女犯人皱起眉头。

赵干部脸上露出一个阴恻恻的笑，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脸上流露出某种表情。“对于你这种反革命分子，宽容才是罪行。不要再花言巧语了，现在从头开始交代吧。”

“是……陈大哥的阵亡通知书……”女犯人顺从地说道。

“黄大哥就是在那个凄风冷雨的夜里拉起小提琴奏出《圣母颂》的提琴手，他的死亡通知书在我们举家迁至四川李庄之后才送来，是八位学员中第三个传来噩耗的——他竟也活着！我惊喜不已地跳起来，却立刻又感到突如其来的恐惧：黄大哥与陈大哥年纪相当，如果活到今天，也应该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为何他看起来会如此年轻？我的眼光在两个男人身上来回移动，不由自主攥紧了衣角。

“谢谢你，张老师。”姓赵的干部收起协议和钢笔，再次站起来跟我握手，我也赶忙站起来拉住他的手，心里还想这个赵干部看起来冷冰冰的，做人还挺热情。谁知他转脸对严主任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动身了，晚饭在那边解决吧，趁着天没黑，还有一截山路要爬。”

“‘别怕，小得螺。’陈大哥安抚我道，‘我活着，他也活着，只是差了几岁年纪，其中缘故，我现在就说给你听。1939年5月份，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昆明城上空飞来飞去，我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与他们对抗，只能像老鼠一样缩在洞里等空袭警报过去。突然，传令兵过来点我们八人前往司令部报道，当时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事哩，但委员长的传召可是千载难逢的事情，除了在画片上，我们还没亲眼见过这位大人物哩。’”

那天刚上完下午第二节课，我回到教研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宿舍，刚走出主楼楼门，还没打开自行车锁，一名学生就小跑着出来叫住了我，说系主任在到处找我，看样子还挺着急。我对当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老严还是比较头疼的，我们之间许多观点并不合拍，偏偏他还对我青眼有加，总喜欢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沏上热茶摆龙门阵。既然被学生叫住，我只能揣起钥匙，夹着公文包转回系里，敲开了二楼最东头主任办公室的门。这一次会面，本以为是又一次话不投机的清谈，谁知道最终竟颠覆了我的整个人生观，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我都无法走出这一天留下的阴影。

“国民党高层对此事非常重视，就像张老师说的那样——是张老师对吗？好的，谢谢你——他们很早以前就在规划突袭日本东京，可限于轰炸机的匮乏与航程的局限，投入全部精力也只能发动不痛不痒的传单攻势。野猫山—东京桥的发现给了他们新的希望，1939年，华夏大地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存亡之刻，对东京的一次轰炸定能大幅度提升民族自信心，对战局造成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我没有犯罪。”女犯人终于开口了，声音相当平静，“我无数次重申过这一点，但你们只用无理取闹的方式一次次逼供，诱导我写下子虚乌有的证言。我没有卖国，我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我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我无愧于我的岗位，也无愧于党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你们只是想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长久地关在监牢中，那恭喜，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若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让你们严重匮乏的良心偶然发现，肯听我说出事实的真相，那么我已经做好再次陈述事实的准备——就像之前我多次做过的那样。”

从落款来看，写信人是国民党谍报系统的重要人物毛人凤，他信中所称“局座”应当是军统局长戴笠。毛人凤写信的口气相当恭谨，虽然当时周至柔只是区区少将，但蒋介石设定空军军衔高出陆军两级，因此周至柔实际上拥有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用“军座”一词也不算过分。

这时车子驶到监狱大门前，小李晃了两下大灯，两扇漆黑的大铁门慢慢开启。伏尔加汽车一直开进监狱深处，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到了，我们下去吧。”赵干部推开车门，喊了我一声。

女犯人慢慢抬起头，直视赵干部的眼睛，说：“夜间十点钟，我已经上床就寝了，你们就这样将我从床上拖下来进行审问，这难道不是某种罪行吗？”

“‘是，也不是，小得螺。’他们说道，‘我们现在以日本人的身份活着，但骨子里，我们还是流着炎黄之血的中国人啊！日本毕竟不是家乡，现在红色旗帜飘扬在北京，我们朝思暮想着回到这块土地。但我们不能。不知何时，我们八人中的下一位就会驾着双翼战机出现在东京的蓝天里，如果他如我般懦弱，或者如黄栋权般敏感，会放弃袭击日本天皇皇居的使命，那么自然最好，但下一位执行任务的是我们之中最刚烈的飞行员李从权，他必定会按照命令，向天皇皇居投下来自二十年前的、却崭新无比的燃烧弹！尽管我们对日本怀着深刻的仇恨，但在和平年代，这样做不啻重新发动一场战争，那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随时准备告知下一位飞行员现在的国际局势，阻止他做出错事。但同时，如果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再次开始的话，即使是一架二十年前的老式飞机，也能成为插向日本心脏的一柄利剑！’

匆匆奉白，信长且乱，见谅。

“从头开始！”赵干部一拍桌子大声喝道，把我吓了一跳。

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是我的研究方向，多少次我在宿舍清冷的烛光下掩卷而泣，为祖国备受侵略而悲伤；又有多少次我怒而长歌，恨不能投笔从戎，为国捐躯！女犯人讲述的往事对我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我不由屏住呼吸，等待她继续讲述，但同时我也很清楚，这个计划显然未能奏效，天皇皇居至今屹立不倒，就算在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中也安然无恙。

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女犯人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也没有针对日本人的身份做出辩解。这时赵干部突然一拍桌子，“事实还不够清楚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你就与国民党反动派过从密切，这些人无耻地出卖了国家和民族，伪装飞机失事制造死亡的假象，投敌卖国取得了日本人的身份，如今利用你们不可告人的关系重新取得联系，想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向外传递机密情报！我们已经完全掌握到你勾结外国的犯罪事实，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交代全部犯罪内容，不要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梁犯！”

“啧，你瞧瞧。”赵干部摊开手，显得有点得意洋洋。

听到“校长”两个字，赵干部向我投来疑惑的眼光，我装作没有察觉，用茶缸掩着脸默不作声。

没说几句话，房门打开了，小李和另外一名卫兵押着一名犯人走了进来，犯人身穿深灰色劳动布囚服，头上罩着个棉布口袋，似乎是为免他认清监狱地形而做的预防措施。两人将犯人拉到屋子当中，摁倒在扶手椅上，“咔嚓咔嚓”用手铐将犯人与椅子铐在一起，接着掀去了遮脸的布袋。

“那就行，下面讲讲1964年8月份发生的事情吧。”赵干部没有给我发问的机会，摆摆手示意犯人继续。时间跨度一下子从41年跳到64年，我的脑子完全没转过弯来，心中的疑惑已经升高到了顶点。但现在可不是问问题的好时机，我从衣兜里摸出半根卷烟——系主任老严发给我的烟只抽了半根就被我掐灭收了起来，此刻正好派上用场——从烟灰缸里拿起火柴盒，征询地看了赵干部一眼。黑脸男人不置可否地掏出铝箔纸烟盒，拿过火柴盒给自己点了一根过滤嘴香烟。我一看，也坦然点上了香烟。我们两人吞云吐雾，不一会儿就弄得审讯室里雾气昭昭，连灯光都显得昏暗了。

“陈大哥慢慢摇了摇头，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苦笑道：‘事情说来话长，不能简单用生与死来概括，容我慢慢讲给你听。不过在讲故事之前，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一见，可不要过分激动，小得螺。’

“这是好事，小张。”老严靠在办公桌上吐着烟圈，“好事。”

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不由得我不捉起笔，在保密协议最后签下自己的名字，那时想得也简单，不管是苦差还是美差，出趟门散散心总比待在系里听别人吵嘴强，再说不就是去昌平嘛，一天就打个来回了。

她所说的话我听不太懂，赵干部看来也缺乏相关知识，可不同于我的尴尬，他反而理直气壮地伸手指着女囚犯骂道：“124号！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不要避重就轻！你要认清现在的局势！”

“他们两人对视一眼，陈大哥点点头，由黄大哥代为回答道：‘小得螺，如今告诉你也没关系了，这次我们回国与你见面，不仅是想与故人重逢，也想让这件事流传出去，让世人知晓，毕竟我们已经独个儿承担太久了。那山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为了这个秘密，委员长不惜冒着危险从重庆飞来。’”

“我见到了来自日本大通株式会社的社长五十州关男先生，和我国有关部门的陪同人员。他是跟随到北京参加友谊赛的日本乒乓球代表队一起来到中国的，他的公司是日本乒乓球队的主要赞助商，因此得到了特批。实际上在1962年廖承志同志与日本方面签署民间贸易备忘录的时候，五十州先生就曾申请赴华开展商业活动，不过当时没有得到通过，直至64年才来到中国。”犯人说道。

赵干部抬起眉毛瞟了我一眼，咳嗽一声，说：“继续交代吧。”

“后来，1940年冬天，我们居家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李庄，但青年军官们的阵亡通知书还是一封接一封寄来。当年在旅馆中拉着动听小提琴的黄姓大哥同样牺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敌机时被敌人击中，遗体与飞机一起摔得粉碎，以至于无法妥善收敛。终于，最后一封阵亡通知书出现在邮递员手中，爸爸与妈妈的悲痛无以复加，他们一遍遍翻看这些青年人的照片、日记和信件，为消逝在天空中的英魂暗自垂泪。

这惊世骇俗的言语让我呆住了，久久不能出声。赵干部带着一副“早知如此”的神情瞟我一眼，“瞧瞧，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屁话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二十世纪中叶了，是科学的时代了！你说的这些根本就不符合科学理论！一派胡言！”

信中提到了一个蓝色防空气球的事情，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我小心翼翼折好信纸交还赵干部，“公函本身没什么问题，可是没头没尾的，相当不明白。”

到2002年，网上有一则流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日本东京航展召开盛大的飞行表演，十三架旧式双翼飞机编队通过城市上空，让全城市民得以大饱眼福——十三，这真是个好数字。要我猜，第十三架飞机应该要比其他飞机新一点才对吧。

幸亏赵干部拾起了话茬：“对！这也是我们的猜测，陈桂民死于1939年6月，当时是24岁，他活到今天的话应当是50岁，与照片上的日本人吻合。我找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几位同志谈过话了，他说五十州关男无意中曾说过几句中国话——准确地说，是广东话。这个日本人很警觉地立即否认自己会说粤语，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了下来，研究广东话的同志分析录音带后指出，此人说的是粤语的一个分支：阳江话。”

“梁犯！”赵干部突然大喝一声，他立刻发觉不小心叫出了犯人的姓氏，警觉地瞅了我一眼，改口道：“124号！减少描述，陈述事实！”

我脑中浮现出一段资料，立时伸手叫停，“轰炸日本吗？这个我倒知道。国民党早在1936年就制订计划准备轰炸日本佐世保、横须贺基地及东京、大阪等城市，但随后在对日作战中折损了所有的大型轰炸机，计划被迫叫停。到1938年，外国援助的马丁139型轰炸机来到中国，1938年5月份，两架轰炸机从汉口起飞，轰炸了长崎、福冈等日本城市，但由于航程过长，炸弹舱都被改造成了油箱，中国轰炸机最终没能投下炸弹，只是撒下了几百万份传单。尽管如此，这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一次轰炸日本本土的壮举。那些传单上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确实是令中国军民扬眉吐气的一幕！”

“‘得螺’是昆明方言中‘陀螺’的意思，在昆明居住的那段日子，八位空军学校学员看我喜欢穿着花裙子转圈，就为我起了这个外号。二十多年来我早已忘记这个字眼，没想到竟由一位日本客商的口中说出来，当时我吓了一跳，失手碰洒了杯中的咖啡。‘你果然忘记我了，小得螺。’五十州先生并没有惋惜他那被咖啡弄污的礼帽，而是很惆怅地望着我，眼神中有一种奇怪的失望之色，‘也难怪，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老了，你也早不是小女孩了。’

赵干部从鼻孔哼出一口气：“嗤，中央航校……国民党的航校！什么中央航校……”

我用心听着这段故事，一时间无法做出判断，也就没有出声。

赵干部点点头，“不用紧张，只是配合而已，审讯是由我们来完成的。”

女犯人抬头望着灯泡里明亮的钨丝，表情宁静地开始陈述。我拿着钢笔在信纸上写下一个“1964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只是想装作记录什么，以缓解屋里紧张而神秘的气氛吧。

“是，能听懂……”女犯人嘴角溢出血沫，带着屈辱低声回答道。

“什么？”我禁不住上下打量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女人。

“知道了。”女犯人抿了抿嘴，继续说道，“第三只防空气球被昆明飞行大队释放出去，这一次气球上附带了秘文消息，还有一枚计时准确、上足了发条的怀表。气球同样在野猫山上空消失，两个多小时后，在东京千代田区被日本军警发现。这一次军统的特务没能接近气球残骸，只传回了几张远距离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显示了正确的秘文信息和怀表的读数，怀表还在走动，只是慢了两个小时零十一分钟。试验成功了，尽管无法解释这两段丢失的时间（七分钟和两小时零十一分钟），但通过这个隐秘的通道向东京输送物品是切实可行的。气球第一次与第三次出现的地点都在千代田区，作为日本东京的政治核心，这里遍布着天皇皇居、日本国会、最高裁判所、中央省厅等目标，无疑是最好的打击对象。

我艰难地开口，语声艰涩得像粗糙粉笔划过黑板：“你是说，气球掉进昆明野猫山上方的那个洞口，七分钟之后就在东京荒川区出现？”

“没、没事。有点热……”我把额头的冷汗当做热汗，顺势脱掉了身上的夹袄。

“我们最终到达了昆明。父母亲在研究机关与联合大学谋到了职位，我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很快，我们同八位航校学员再次见面。这些人都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地区，家乡大多已经沦陷，山高水远，独居异乡，训练枯燥无味，生活寂寞。‘德国教官会拿鞭子抽人的。’他们说。他们每周休息时都会到我们家做客，三五成群地过来聚会，那是他们最欢愉的时光。那时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龙头村借来一块地皮，请人修筑了三间土坯小屋，这座屋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谈笑间能暂时忘却思乡之苦与亡国之痛吧。

女犯人顺从地提高了音量，开始叙述一段往事，由于赵干部不断在任何他认为存在疑点的地方打断陈述，导致这段自述变得支离破碎，很不容易理出头绪，我尽量将她的话完整地转述出来。

写完这一封长信，我的心中终于得到解脱。八位飞行员的故事是我此生三个最大的包袱之一，放下沉重包袱的感觉非常美好，带着较轻的包袱走入坟墓，也变得没那么困难了。如果你们能在外人吊唁前换好我的袜子，那么我就仅余一个包袱——但那没什么，在那疯狂的时代湮灭于隐秘监狱中的人，绝不止124号一人吧，她只是生错了时代。对，她应当活在那个烽烟缭乱、但人心赤诚的时代。

女犯人垂下眼帘，缓缓平复略有急促的呼吸，我看不清她的眼中是否有泪光闪动，可我的茶水确实在泛起涟漪。她说的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不知为什么，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了她说的话，即使那听起来荒诞无比。“赵同志。”我沉吟一下，低下头开口道，“……我没发现什么漏洞，对不起。”

听到这里，我突然“啊”的一声叫出口，笔尖噗地把信纸戳出一个洞来。我刚才的分析完全错误了，犯人转述的对话中提到的“从重庆飞来”的委员长应该就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本人！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5月1日，蒋介石刚刚在重庆发表了著名的南昌督战令，限令五天之内攻克南昌城。从时间上来看，他在五月份偷偷飞往昆明是有可能的，但究竟什么机密任务能令国民党“委座”冒着战火亲临空军基地，亲自接见八名年轻的空军军官？昆明郊区的山区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赵干部嘿嘿冷笑，“那你更应该明白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什么是对抗性的矛盾？那是只有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才能解决的矛盾。你既然不愿回到人民的行列里来，那么我们对专政对象也绝不留情！”

“嘘，不该问的别问。”小李好心地冲我做了个别说话的手势。

“我没有说谎。”犯人执著地强调着，“当时的军队内部确实掌握了这一信息，如果你查阅当时的机密档案的话，一定可以……”

124号犯人语声幽幽：“1941年，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我妈妈的三弟，与八名青年一样牺牲在碧空。我妈妈悲痛欲绝，写下这首诗悼念三舅，也同时悼念那些亲爱的青年军官，诗句是这样的：

124号犯人说道：“1964年8月9日，我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客房中与五十州关男先生会面。由于谈话的内容可能涉及国家机密，几位陪同人员在外屋等候，我们关上屋门，在套间的内室对坐交谈。我将产品资料摆放在咖啡桌上，但五十州先生用他的礼帽盖住了那几张铜版纸，弯下身子凑近我说：‘你认不出我了吗，小得螺？’

“空袭的话……”赵干部听到这里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转向我寻求解释。

楼道里灯光明亮，这座监狱温暖如春。我加快脚步，跨出装潢考究的204—丁字号小楼，在冰冷的空气中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让灌入肺部的冷空气平复我的情绪，然后缓缓抬起头，仰望静谧无比的山区夜空。

正在这时，赵干部突然喝止了犯人的陈述，“停一下！张老师，这个委员长是说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吗？”

“是他。”犯人立刻承认道。

赵干部严肃地扭头望着我，“问得很好，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结论，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唯物辩证主义工作方法。事实上，语言专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一天北京下起大雨，五十州关男无意中说出了‘落水’这个词。普通话说‘下雨’，广州话说‘落雨’，唯有阳江话会说成‘落水’，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

车子开得稳当，暖气又开得足，没用多久，我就抱着公文包睡了过去，等再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漆黑。我是被颠醒的。路况明显变差了，伏尔加轿车射出两道昏黄的光，照亮前方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柏油路，我感觉车子似乎是在上坡，发动机嗡嗡地吼着，速度却快不起来。这天月光星光都不明朗，窗外树影婆娑，看不清走到了什么地方，车里除了发动机运转声和暖气的呼呼风声之外一点动静都没有，小李的侧脸映着仪表板的灯光，绿油油的有点吓人。

“放心，张老师，这次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就是在提审一位犯人的时候利用你的历史知识找出其供词中的疑点，但要注意，不要问任何问题。同时，犯人是受过高等教育、潜伏非常深的阶级敌人，千万不要被他的语言蛊惑。”赵干部并不回头，坐在前面沉声说道。

我低头再次观察照片，事实上很难分辨这样一位老人的年纪，说五十岁可以，说六七十岁也没问题。“为何能断定是阳江话呢？仅凭只言片语，没准只是巧合呢？比如一位朋友告诉我，用上海话说‘葡萄’这个词的时候，发音和日语中的‘葡萄’（ぶどう）一模一样。”我想了想，开口问道。

我满头雾水接过香烟，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出差倒是没事儿，可究竟去做什么呢？难道是抗日遗迹的恢复性重建？要说出现场也轮不到我啊……”

女犯人点点头，说：“是的，就像我之前多次重申的那样，这并非我的臆造，而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段极少人知的秘史。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们接受过高等物理学的训练，那么一定知道相对论描述过这种连接两个时空的狭窄隧道，它被称作爱因斯坦—罗森桥。尽管未曾在任何实验中证实其存在性，但野猫山—东京桥在1939年确实曾经存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陈大哥，第一个死掉的国民党飞行员的阵亡通知书！”赵干部吼了一声，将那张纸丢到我面前。我借着60瓦灯泡的亮度仔细看着，纸上打着油墨格子，格子里用工整的小楷写着：

“是的，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抱头痛哭一场，陈大哥与黄大哥就离开了中国，此后我再没见过他们——当然，在监狱里见到外人的机会也不多。”女犯人抬起头，带点讽刺地说。

女犯人说到这里，端起茶杯润了润嘴唇。屋里突然静了下来，我后背传来一阵又一阵阴冷，60瓦灯泡的光芒，也在这匪夷所思的往事中显得鬼气森森。

“他说着话，站起来打开了卫生间的门。一个黑头发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大约三四十岁年纪，身材笔挺，眼神发亮，笑容和煦，既英俊又文雅。这次我却直接认出了他，‘黄大哥！’我不敢相信地捂住嘴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犯人说完这一句，就不再说话。

赵干部突然冲我一笑，这意义不明的笑容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听好，张老师，她要说到关键的部分了。”

我们分别在沙发上坐下，肖大姐给我沏上龙井茶，端着暖壶出去了，我奇怪地望向老严，看到他正把一封盖着红图章的介绍信对折之后塞进信封，小心翼翼地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不用多说，这是一间审讯室。

赵干部大踏步走回写字台后坐了下来，犹自呼哧呼哧喘着气，黑脸上漾起愤怒的红晕，他突然扭头冲我说：“别被她的话所迷惑！她的身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她与日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计划并没有正式命名，野猫山—东京桥的存在是极度保密的，知情人只有寥寥几位国民党高层与昆明飞行大队的几位飞行员，当时的局势不容缜密部署。空军方面选定了第七飞行大队第二十中队的八名优秀年轻军官参与计划，他们，也就是我的八位大哥，凭着一腔热血，勇敢地揽下了这充满未知危险、九死一生的轰炸任务。他们的目标很简单：驾驶经过改装的霍克3型战斗机轰炸日本昭和天皇皇居。霍克3型飞机是昆明空军基地当时最先进的机型，虽然载弹量远比不上轰炸机，但拆除副油箱、挂满凝固汽油弹之后，这些仅保留了数十公里续航能力的飞机也能成为非常可怕的对地武器。突然出现在千代田区空域的战斗机不可能遭到敌机拦截，这些勇敢的飞行员根本不曾考虑脱离或返航，唯一要做的，就是对照地图找到皇居的方位，向这个战争罪犯的宅邸狠狠投下中国上亿军民的怒火。

“124号。”赵干部清了清嗓子，拿钢笔尖戳着信纸，朗声说道：“124号犯人，这次提审是你的一个机会，我们请来了专家，以帮助你认清当前的形势，彻底交代一切罪行。现在悔过尚且不晚，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下去吗？”

“黄大哥苦笑道：‘是的，我于1940年初第三个驾机起飞，穿过迷雾的短短一下子，却花了我十一年时间。我出现在东京的时候已经是1951年。驾驶着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与想象中不同，地图失去了作用，东京的样子完全改变了，空气清明，街巷安静，但整个城市笼罩着破败而低沉的气氛，我在一栋建筑上看到了“审判战争犯”的横幅。当时我突然明白，原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在一个无人的农场迫降下来，凭借我当年自学的日语询问当地居民，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了六年之久，如今的日本只是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战败国。我的存在突然变得毫无意义，一个驾机飞来宣泄仇恨的军人，在和平年代又该如何存身呢？’

“是的，我这就走，赵有财同志。”不知为何，我也情不自禁地使用了刚刚得知的全名，这个名字像箭头一样锋利，将“干部”这一词筑起的威严墙壁轰然穿透。

124号犯人舔舔嘴唇，开始小声说着什么。“大声点！”赵干部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烟灰缸弹起老高。他马上扭头对我说：“对不起，对于某些人来说，不这样他们就不知道配合。”

“黄大哥道：‘我们处理掉了战斗机，在东京安顿下来。我多少次想要寻死，而桂民教导我说，我们是被国家、被世界、被时间遗忘的人，中国也已经是新的中国，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还会记得我们的存在，但只要有一位飞行员还没有来到日本，我们就有活下去的理由，必须忍辱负重、继续等待！’

赵干部拉开写字台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绕开封口线，抽出一张裱糊过的泛黄纸张，向犯人示意，“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们都下了车。我四处张望一下，这里似乎是整个监狱的中心地带，放眼望去，能看到四栋三层高的楼房分布在四个角落，青砖坡顶的小楼房形状各不相同，建筑考究，看起来并不像监狱，倒像首长住的高级楼房。

故事开始得那样缠绵，又结束得那样突然。我所看到的满天星光里，会不会下一秒就有二十年前的英灵出现？

我等了很久，几乎冻僵。小李终于出现，开着那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将我送回大学，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看起来跟初见面时那个腼腆的小伙儿一点都不一样。

站在旁边的小李同志脸红红地接过一根卷烟，就着老严手里的火柴点了，吸了一口，捂着嘴咳嗽两声。姓赵的干部轻轻把老严的手一推，自己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铝箔纸包的烟盒，倒出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叼在嘴上。“这件事的保密等级比较高，我们不能多说，你同意的话，请签署这份保密协议，到了那里之后就明白了。”他没急着点燃香烟，先从身旁的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一摞纸来摊在茶几上，又摸出一支钢笔，摘下笔帽递给我。

“这样的通知书我还有很多。”赵干部拍拍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显得有些许得意，“那么这段事实基本上清楚了，张老师，你也挺清楚了吧，这一个段落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这话缓解了我内心的紧张，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内心的疑惑，“审问犯人为什么需要一位历史教师在场？……哦，赵同志，是不是审问对象是一位战犯？”话说了半截，我突然一拍脑袋，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以前关押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犯，我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联想。

赵干部抿着嘴巴，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茶水流经喉结的“咕咚”声在寂静的室内显得非常响亮。

“‘校长说我们即将执行的任务，是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将用血肉之躯，创下中华民族雄壮不屈的光辉未来——我们将驾着飞机飞往日本，对东京的战略目标展开突袭。’”女犯人抿了一口开水，说道。

后来我计算了一下，飞行员出现在日本的时间分别是1942年、1945年、1951年、1959年、1970年、1984年、2002年，如果以1940年为基准点的话，他们耗费在野猫山—东京桥上的时间分别是2年、5年、11年、19年、30年、44年、62年。我不是数学家，不过这个数列是有规律的，如果没算错的话，下一架飞机，也是最后一架飞机，由当年最闪耀的王牌飞行员林耀上校驾驶的第八架霍克3型战斗机将在2025年出现在日本东京。

“从头开始？”女犯人无奈地摆摆头，“这已经是多少次了？为何要一遍一遍听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说吧。”赵干部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重新拿起钢笔。

“是的，1938年末昆明开始遭到日军空袭，中方……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机又少又老旧，根本无法与日本鬼子对抗。”我立刻说出早准备好的回答。

“他们的眼圈红了，我的眼圈也红了，‘陈大哥，黄大哥，谁能知道你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呢？你们这次回国，为的就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吗？’我拉住他们的手问道。

“我、我看不清……”女犯人低声说。

“别说这些！说重点！”赵干部吼道，“继续说！”

“这时两位大哥齐齐叹了一口气。‘到1959年，果然又有一架霍克3型飞机出现，但这次通道的出口在山区，飞机刚驶出就迎面撞上山峰，摔得粉碎。等军警到达时，飞机已经被燃烧弹彻底烧成灰烬。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一位阔别已久的兄弟——而对他来说，是出师未捷的刹那而已吧。’

“我们乘坐长途汽车一路向西前进，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汽车在白天休息，于夜间开动，断断续续走了几天，终于进入贵州省境内。那是一个贵州、湖南交界处的小县城，车子抛锚了，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下车步行进城找地方投宿。沿街的所有旅馆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没有一个空的床铺，天气下着雨，我们又冻又累，爸爸的背病发作了，几乎无法行走，而妈妈长久以来的肺病也让她更加虚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小提琴的乐声响起，在那样冷雨凄风的夜里，在那样潦倒破败的街巷，居然听到优雅活泼的小提琴世界名曲，这感觉非常美好，美好到不太真实。我现在犹然记得，那是威尔海姆改编自舒伯特的小提琴名曲《圣母颂》。”随着她的叙述，女犯人脸上渐渐露出怀念的神往表情，像是温暖悠扬的小提琴曲再次响起在耳边。

犯人刚说两句话，赵干部就将其打断：“闭嘴！不准说出你父母的名字！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赵干部猛地站了起来，眼神闪烁不定，黑脸上布满汗珠。我不知这时该做些什么好，刚拉开折叠椅站起，赵干部就大吼一声：“你出去！张老师，谢谢！小李会送你回去！别忘记你签署的保密协议！”

赵干部一不留神又叫出了犯人的名字，但我旁听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她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姓赵的家伙是个大嗓门，声音嗡嗡地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回荡，小李推开门看了一眼，确认我们都安然无恙后又将门带上。

赵干部一点不领情地回绝道：“下次吧，下次。张老师，也不用收拾什么行李，顺利的话明天就能送你回来，咱们这就出发，没问题吧？”

“知道了。”女犯人考虑了一会儿，似乎在斟酌措辞，“1964年8月10号或者11号，我记得那天应该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中一边听广播，一边缝补丈夫的长裤，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工作单位。”

没想到赵干部说得真准，几分钟后，伏尔加轿车转过一个弯，面前豁然开朗，隐隐约约能看出这是一个口袋般的地形，除了车子驶进来的一条柏油路之外，其他三个方向都被崇山峻岭包裹着，三座山峰像把老虎钳将一片黑压压的建筑夹在中央。随着车子驶近，建筑物高耸的外墙和铁丝网变得清晰起来，四只探照灯来回扫射，围墙四角都有高高的岗楼——这分明是一座监狱！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心中的惊讶和怀疑逐渐消解，最终放下了警戒。我花了整整十分钟与他谈论昆明郊外的往事，对我记忆中已经模糊的微小细节他都能娓娓道来。有些事，是只有陈大哥本人才可能知道的。我终于确认，这位五十州关男先生，就是二十多年前死于空难的空军学校第七期学员陈桂民大哥，‘陈大哥，你是怎么从飞机失事中幸存的？又为何换了日本名字？你一直生活在日本吗？为何不回国呢？’一旦消除怀疑，被埋藏多年的情感就迸发而出，我惊喜地反握住他的手，连珠问道。

我镇定一下心情，展平信纸慢慢读起来。改用简化字已经有些年头，虽然历史系教师免不了要在故纸堆中流连，可看惯了简体字，再看繁体字多少有点不习惯。这封公函的发信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军统局的前身，是当时中华民国的主要情报机关。收信方是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昆明航校）周至柔（少将）。我的手指拂过显眼的“绝密”二字，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信中写道：

这里没什么照明设施，赵干部拧亮一把手电，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向其中一栋楼房走去，这栋楼外墙漆涂的编号是“204—丁”。楼门前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啪”地对赵干部立正行礼，小李立刻立正还礼，姓赵的却只摆摆手，示意他们打开楼门。

“他们八人都留下遗书，深知自己将一去不回，却毫无畏惧，坦然步上征途。陈大哥是第一个出发的。1964年的北京饭店里，头发花白的陈大哥这样说道：‘那天日落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丢光了炸弹，终于返航了。我喝下一碗壮行酒，摔碎酒碗，与同僚和长官挥手告别，登上了我的霍克3型飞机。这架飞机的性能很好，虽然陪伴我只有短短三个月，但我已经熟知她的脾气，她也用最好的状态奉承着我。航线早已经背熟，我从机场起飞后一直向东北方低飞，时刻注意日本飞机的动向。没一会儿，便到了野猫山上空。太阳西了，能见度很差，我比照航线图，发觉前面就是那个什么桥的入口了，可眼睛看不到什么异状，山间起了一些雾，我想稍微升高一些，穿过那团雾气之后再掉头回来寻找入口。可是……’

“你仍然否定你的一切卖国行为吗？你知道负隅顽抗、拒不交代问题的下场吗？还是宁肯用这种神话般的故事来掩盖里通外国、出卖我国关键技术情报的事实吗？”赵干部冷冷地说。

“八封阵亡通知书，八份遗物，八条青年抗日志士的生命……”女犯人垂下眼帘，声音变得微弱下去。

我莫名其妙地走过去，伸出右手跟站起来的干部相握。

老严开了门，笑呵呵地让我进屋，我一看就觉得气氛不对，屋里有客人。办公室的肖大姐正提着暖壶给客人倒茶，白瓷杯里漾起碧绿的茶香，那是主任轻易不肯拿出来的上好龙井。两个陌生的同志一坐一站，站着的是个小年轻，穿着没有军衔的崭新军装，样子显得有点拘束，手碰一碰茶杯的柄又赶紧挪开，看上去不好意思端起来喝；坐着的是个三四十岁的干部，皮肤黝黑，穿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灰色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知道是来自哪个机关。

“每次审讯进行到这里，124号犯人都会用一套准备好的说辞来混淆事实，她嘴里的话非常离奇，就连最下作的小说家也编不出来，居然以为我们会相信！”赵干部用脚从桌子底下勾出痰盂，“咳——噗！”狠狠一口浓痰吐了进去，“我们使用了公安部最新研制的高精尖设备：微电子测谎仪对她进行了探测，也找来医院的精神科专家对她进行过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精神完全正常，也并没有说谎。等一下你就会觉得好笑了，张老师……她竟然真的相信那一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张老师，这次到师大来请求你们协助，不能说是政治任务，但确实与一宗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有关。我们急需一位熟知近代日军侵华战争史的人参与到工作当中，严主任介绍了你，是肯定你的能力与政治水平，有为祖国和人民付出的立场和觉悟。”姓赵的干部嘴里说着场面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有点儿发毛。

“这次气球在距离东京城中心较远的荒川区出现，有几个当地人目击了蓝色气球突然出现在无云的晴空并坠落在地的景象，气球从国内消失、在日本出现的时间间隔只有短短七分钟。情报得到确认。毫无疑问，昆明东北郊外的野猫山上空有一个连接中国与日本的神秘隧道，只要穿过这里，遥远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就不复存在，日本东京其实近在咫尺。”

“快到了。”姓赵的干部突然开口说了句话，吓得我汗毛全竖了起来。“是吗，快到了就好。”我敷衍应道，心里不断盘算着这是走到了什么荒山野岭。

“是的。”女犯人低下头，“我们循声找到一家旅馆，叫开了门，原来拉小提琴的竟是一群空军航校的年轻学员。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因日军攻陷杭州，航校被迫搬迁至昆明，学员们自行搭车赶往云南，半路在此投宿，竟因提琴声与我们巧遇。他们好心地腾出一间房间，让我们得以避开风雨，吃到热乎乎的食物，好好休息一夜。在这患难的时期，我的父母与这些年轻活泼的青年成了好朋友。第二天，他们就率先开拔，我母亲却发起高烧来，足足休息了几天之后才得以继续赶路。”

“出去！”姓赵的男人解开了风纪扣，露出通红的粗壮脖颈，凶恶地咆哮着。

我没想到犯人居然是一个女人，但很快意识到这是某种性别歧视——女性既然能顶半边天，为什么不能成为阶级敌人？我也学着赵干部的样子摘下钢笔帽，在信纸上试了试水，墨水还挺足。

一些问题得到了解答。1970年，在报纸的边角出现这样一则消息：日本东京一架用于表演的老式双翼飞机不幸坠毁，几间民房被毁，所幸无人伤亡。

“陈大哥脸上有点迷茫的神色，接着说：‘我穿过雾气，飞机有一些震动，但仪表参数完全正常。我感觉飞了有一分钟的样子，一飞出那团雾，我立刻觉得四周明亮了不少，风的味道改变了。你知道，风是有味道的，小得螺，昆明的风与东京的风，完全就不是一个味道。我低头一看，下面是很多小屋子、沟渠和稻田，许多种田的人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望着我，还发出欢呼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我到了日本了，中国人听到飞机声躲都来不及，哪里还敢站着看？我立刻观察参照物，拿出东京附近的地图来比对，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花了好久才在另一张地图上发现，我出来的地方根本不在东京，而在千叶县的山区，那里距离东京千代田有上百公里的距离哩！’

“他们的眼中像多年前一样发着光。‘小得螺，’他们又说，‘我们将这件事告诉你，是怕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意外，这件事就会永远被历史忘记。所以答应我们，当有一天，一封来自日本的讣告寄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抛下一切立刻飞往那个国家，继续我们未完成的使命！’

相片是一个头发斑白的亚洲人的半身照，大约五十岁左右年纪，动作拘谨，脸上带着日本人特有的谦逊笑容。“你瞧吧，张老师。”赵干部将相片丢在我面前，正好与二十五年前陈桂民的阵亡通知书摆在一处。我左右一瞧，立刻就发现了他的用意，通知书中对阵亡者的描述是“方脸，颈部有胎记，左侧犬齿”，而相片中的日本人虽然略有发福，但国字脸、犬牙和脖颈上的青色胎记清晰可辨。

“‘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我立刻加速向东京飞去，不知为什么，巡逻的日本飞机开始出现，为了躲避日本战机我飞得很低，但这样就格外耗费燃油。本来油量就不足，在距离东京二十公里的地方，燃油完全烧光了，我被迫在一处山坳里迫降下来。我的本意是与战机一同毁灭，以血殉国，可燃烧弹爆炸的气浪将我抛了出去，晕在地上，听到爆炸声赶来的村人把我当做日本人救了回去。醒了之后，他们喂我吃、给我穿，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只能假装脑部受伤失去语言能力，暂且在那个小村里住了下来。出发前，为了避免计划败露，我们的飞机除去了一切番号和钢印，我身上穿的也是普通的便装，没有携带什么身份证明。他们没有怀疑我的身份，日子一久，我学会了日语，就以战争移民的身份苟活在东京近郊的小山村。’说到这段日子，陈大哥显得非常惭愧，‘我知道我胆小、该死，可那不光因为我惜命，而是另有缘由。’他咽了口口水，脸上出现恐惧的表情，‘——我发现，我出现的那天，已经是1942年！’”

“没、没问题。”我那时候脑中就一个念头：要去的地方可千万别让换拖鞋，我的两只袜子后跟都破了大洞，千不怕万不怕，就怕脱鞋。

“小李，你们出去吧。”赵干部揪下钢笔帽，眯起眼睛望着对面坐着的中年女人。

就此住笔。

“‘你是说，其他七位大哥也都没有死？’我惊喜地叫道。

“‘那天美国的飞机布满天空，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所在的郊区小镇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所有人都哭着逃走，因为火势已经越来越大，眼看就要烧过来了。我呆呆地站着，看天边的火变成了一个龙卷，呼呼地把东京烧成平地。’”

翌年，广播里传来一位因卖国罪行而被判刑的梁姓高级工程师得到平反、开释出狱的消息。

“我只是个小讲师而已，说不上有什么能力，不过能帮得上忙的话还是很乐意的。”我顺着他的话答道，眼神又飘向老严，示意他赶紧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我查了，查了！”赵干部突然拉开抽屉，取出另一个档案袋“啪”地拍在桌上。他打开牛皮纸袋，抽出一个泛黄的旧式信封，信封里是几页边缘残缺的信纸，看格式像是国民党时期机关往来的公函。“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我从档案馆中调出的有关资料，同样是一派胡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发疯写下的！张老师，你来评判一下。”他将信纸推了过来，同时视线不自觉地回避那几张薄纸，像是上面写着什么挑战他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

灯光照着女犯人的脸，监狱里暖气很热，她的囚服里只穿着件厚毛衣，没有穿外套，脸上却也见了汗。她大约四十岁左右年纪，头发理得短短的，身形消瘦，面色苍白，两颊有点凹陷，显得一双黑眼睛出奇的大。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一名囚犯，当然更不像十恶不赦的战犯，她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如果穿上得体的衣服，更接近大学校园里的女教师形象。

“随后空军要求军统局传回气球的详细情报——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东京气球的编号与昆明丢失的气球是一致的。一枚气球，在二十四小时内飞越接近四千公里的距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证据确确实实摆在眼前，这让空军主官伤透了脑筋。最终他们决定在类似的天气条件下再次放飞气球，并派遣战斗机加以跟踪，这次同样刮起大风，随风飘荡的气球一直向东北方飞去，飘出四十多公里后，坠落在一座名为‘野猫山’的山谷中。战斗机飞行员亲眼目睹气球在坠落的中途突然消失，就像空气中有一张无形的嘴巴将其吞噬进去，他不明白看到什么事情，在地图上标记了这个地点之后立刻返航。

我听着朴实而动人的诗句，一时间觉得有点恍惚。抗日战争史是一段迷雾笼罩的历史，但无论如何，这些为抗日而牺牲的青年，面目似乎渐渐清晰……

“‘为什么是我，陈大哥，黄大哥？’我震惊地问道。

“其实你也相信我说的故事了，只是不愿去接受你相信这个事实。”女犯人突然开口道，“不然你不会去档案馆调出那份国民党公函，也不会找一位大学历史系教师来验证我叙述的真实性。现在终于打算使用暴力了吗？那只能代表你输了，只能用暴力来掩饰内心的虚弱了。你动摇了，你输了……赵有财。”

“……你是说，这名叫做陈桂民的空军飞行员并没有死于坠机事故，而是秘密潜逃至日本，当了一所大企业的经理，然后再回国来找这位……”我的话说了半截，发现不知该用哪个词来代指眼前的女人，叫“同志”显然不妥，叫“小姐”是万万不能，直呼“犯人”又显得不尊敬，不由一时语塞。

“是的。黄大哥说：‘委员长没有细说，很快便离开了，校长走进来继续说明情况……’”

“那时昆明航校的设备非常落后，只有几架东拼西凑的破烂道格拉斯教练机，学员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几率很高，几乎每周都有事故发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终于以第七期学员的身份从航校毕业，他们的父母、家人都在沦陷区，于是邀请我爸爸和妈妈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爸爸在典礼上自豪地致辞，我们一齐观看了教练机的飞行表演。那时，每个人都很快乐，他们兴奋于终于成为合格的空军军官，可以为抗日事业出力了；我们的快乐在于多了一群活泼健康的亲人，在那时的中国，还有什么比亲人团聚更快乐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对昆明的空袭开始了，他们被编入飞行大队，开始驾着老旧的道格拉斯飞机和霍克飞机对抗日本人的新型战斗机。”女犯人说到这里，神情显得有点黯然。

“吃完饭再走吧，食堂现成的热乎乎的饭。”老严都从抽屉里掏出饭票了，闻言可怜巴巴地瞅着对方。

124号犯人睁大眼睛看了一会儿，“是阵亡通知书。”

炸毁天皇皇居，刺杀日本首脑！谁能想到充满屈辱的抗日战争史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疯狂的计划，女犯人说出的话让我心潮澎湃，浑身上下不由自主泛起战栗。我端起茶杯大口喝水，以此掩饰自己的失态，赵干部吸着卷烟，似乎有点出神。

门关上了，“继续。”赵干部又点了根烟，说。

我点头肯定道：“那是1945年3月10日，美军的B29轰炸机向东京投下两千吨燃烧弹，造成举世闻名的东京大火。但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认为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为了避免天皇驾崩激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轰炸机专门避开了日本天皇皇居。”

我抹去鼻尖的汗水，稳定一下情绪，说道：“不不，我只是感到惊奇……偏离一百公里的空间，消失两年多的时间，这些我不懂。她提到东京上空有战斗机在巡逻，那可能是因为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德将军驾驶B25轰炸机对日本进行长途奔袭轰炸、日军方面提高警惕性的关系，这次突如其来的轰炸让日军领悟到日本本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但大部分的日本平民还没有意识到战局正开始改变方向。她的描述基本上是合理的。”

“8月9日，星期日。”赵干部纠正道。

“‘飞机并没有失事。’陈大哥叹了口气，眼神望着照在地毯上的阳光，‘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小得螺。你们全家、我所有的同僚与朋友、甚至德国飞行教官都被蒙在鼓里，我与七名同僚加入了一次绝密的任务，这次任务是由委员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就连飞行大队的指挥官都无权干涉我们的行动。’

“这里关的都是什么人啊？”走进楼门，发现长长的过道铺着深色木头地板，每隔一段就有一盏电灯照亮，墙壁涂成蓝色，显得又干净又气派。我心头的疑惑更甚，不禁问道。

“那不是最终目的，不过你可以这样理解。”赵干部扭动身体摆出一个舒适的坐姿，双手不安定地敲着桌子，冷冷开口道：“开始吧。”

124号犯人道：“是的，8月9日星期日。我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了工作单位，在会客室中见到了那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可以说吗？”

赵干部坐在前排，一路上都不说一句话。小李不时从镜子里瞅我一眼，仿佛有心说话又不敢说。我自己闷在后排，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不安，也有点后悔临行前不去趟厕所，不过面上还是显得淡定，假装望着外面枝叶全无的枯树一棵棵地掠过。

“谁的？”赵干部厉声道。

“1937年11月底，日机第一次侵袭长沙小吴门和火车站等处，造成300余人死伤，其后断断续续进行轰炸。长沙作为战略要冲，一直是日军的重要突击目标之一。要说冬天的话，应该是37年底、38年初的样子吧。”我想了想，说道。

“陈大哥说着，从怀中摸出一个小药盒，吞了一粒药下去。黄大哥接着说道：‘驾驶那架飞机的，就是我们八人之中言语最少、性子最直的叶鹏飞，他在桂民出发的一个月之后驾机出击，却在1945年才到达日本。他没能完成任务，是因为火灾旋风而失速坠毁，牺牲在那场大火中。’

124号犯人有点奇怪地望着我们，“我不知道正确与否，当时陈大哥就是这么说的。他接下来说：‘传令兵不让我们和中队长汇报，直接领着我们到了空军司令部。委员长正在里面等着，他是个很严厉的人，但说出的话很和蔼。他发了几张油印纸给我们，上面写着一些坐标、高度，下面印着一张地图。那是距离昆明三十公里的一处山区，我们都看懂了地图，只是不明白要干什么。委员长接着作出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宣布我们八人将执行绝密任务，从今天起脱离第七飞行大队二十中队的编制，直接由特别委员会管理。我们八人将配备最新型的飞机，依次执行任务，任务时间不确定，但最近的一次，将在六月份。我们抽签决定了顺序，执行首次任务的将是我。我们都很紧张激动，委员长拉着我们的手，感谢我们为了中华的未来不惜牺牲生命沥血奋战，我们也都喊出响亮的口号，表明决心。’

“我仍然不太明白，赵同志，不过我尽量配合，尽量配合。”我把公文包摆在大腿上，看看桌上的钢笔和信纸，信纸印着“公安部预审局”字样，红红的宋体字让我心里有点发慌。

赵干部瞪了犯人一眼，“继续！”

“是的，看来是这样。”我只能顺着他回答道。

“什么？”我不禁惊呼出声。

“‘多年以来，一看到什么表演老式飞机迫降的消息，我就赶紧过去看看，没想到真的见到了故人。’陈大哥插话道，‘我一眼就认出了黄栋权，可栋权却认不出我，这也难怪，他还是二十岁风华正茂的青年，而我却成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因为生活艰辛，连头发也开始变白了。花了老大的工夫，才与故友相认，我说服他随着我在日本暂且存身，我们成了年纪悬殊的同龄兄弟。’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点不着重点，但赵干部很耐心地听着，打断的次数也逐渐变少。这里没有需要我验证的地方，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军攻陷武汉，开始利用武汉机场起飞的军用飞机轰炸昆明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