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人名单中，原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大名赫然在目，名列前茅。她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系因其曾对“闺蜜”翠普（Linda Tripp）等10余位“朋友”吹嘘过与克林顿的性关系，绯闻不胫而走，在华盛顿特区四处流传，甚至连以色列驻美使馆的外交官都已得知了风声。由于克林顿在琼斯案诉讼期间色胆包天，顶风做案，又不得不在应付大陪审团听证时否认与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结果自掘陷阱，被抓住了致命把柄。琼斯案摇身一变，从民事诉讼变成了刑事重罪案，为独立检察官依法介入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
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蒸汽机和原子能，不是基因工程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是宪政法治，是法律规则和制度架构，是产权法规和契约执行，是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是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是限权政府和司法独立。其中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权力的制约与制衡，乃是宪政法治赖以正常运作的核心和灵魂。
然而，克林顿的致命错误却在于，他在最不该撒谎的地方撒了谎。在美国政治和司法体制中，证人手扶《圣经》，向上帝郑重宣誓：“说真话，全部真话，除了真话别无其它”（tell the truth，the whole truth，nothing but truth）之后，有问必答，实话实说，乃是美国司法程序的根本原则之一。在好莱坞的法律题材电影中，法官和律师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证人：“你在法庭宣誓之下！”这句警告之词决非戏言。无论证人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一旦触犯这一基本法律原则，必遭法律严惩。根据美国联邦制成法，伪证罪是联邦重罪，最高刑罚为5年有期徒刑。
相比之下，“拉链门”案缘起于原阿肯色州政府雇员琼斯（Paula Jones）起诉克林顿性骚扰，要求75万美元民事赔偿。克林顿否认指控，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声称总统位高权重，公务缠身，应当享有行政特权和司法豁免权，不应在任期内出庭应诉。美国主流媒体评论说，总统无权凌架于法律之上，联邦法院应当一视同仁，给市井民女与国家元首对薄公堂以平等机会；如果克林顿是正人君子，相信陪审团必将明察秋毫，还国家元首以清白名节。至于总统公务缠身、无暇应诉之说，媒体认为不实。美国老百姓从媒体日常报导中可以看到，历届总统有的整天砍柴骑马（里根），有的忙于打鱼摸虾（卡特），有的打网球玩棒球（老布什），有的经常泡在高尔夫球场上（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克林顿），似乎有很多闲情逸致，度假时光。
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此案时，法庭宣誓之后，芭塔丽诺矢口否曾在医院诊室为阿瑟口交。她做梦都没想到，阿瑟竟然偷录了两人的谈话，长达25小时，其内容足以证明两人的性关系。此案惊动了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雷诺（Janet Reno），联邦司法部立刻介入案情，大张旗鼓，立案起诉。芭塔丽诺医生身世清白，没有“前科”，面临联邦重罪的惩罚，她决定低头认错，与联邦检察官做了“认罪交易”，避免了一场让纳税人破费巨大的法院审判，换取从宽处理。最后，芭塔丽诺被判了10个月有期徒刑，狱外监管，吊销医生执照。
纵观美国宪政史，无数震惊全球的大案要案，皆与“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直接相关。例如，1950年代初的“希斯间谍案”，国会众议院举行听证会，直接介入司法调查，助理国务卿希斯（Albert Hiss）的间谍罪虽未成立，最终却因“伪证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年轻的国会议员尼克松由此暴得大名，被提名为195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1970年代的水门窃听案，当国会听证调查时，因畏惧“伪证罪”的刑事重罪后果，白宫高级幕僚和白宫律师别无选择，被迫招出了白宫秘密录音系统和秘密警察“管子工”胡作非为等惊人内幕，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丢失了白宫宝座。1980年代的“伊朗门”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John M. Poindexter）海军中将、助理国务卿亚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海军陆战队中校诺思（Oliver North）等涉案嫌犯皆因“伪证罪”和向国会调查委员会隐瞒真相而被定罪。1990年代的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当涉案警官回答辩方律师交叉盘问时，在与案情无直接关联的“黑鬼”问题上撒了个小谎，结果案后因“伪证罪”遭到检察官无情起诉，最后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狱外监管。
说起来，这只能怪克林顿自作自受，自取其辱。为了避免“自证其罪”，他不得不咬文嚼字，钻法律牛角尖，强词夺理，强调口交不是性交，死活就是不承认与莱温斯基发生过“法律意义”上的性关系。这样一来，简直就是逼着斯塔尔追查细节，详列证据，笔涉淫秽。要知道，斯塔尔报告是作为起诉证据的法律文件，是事关总统可能遭到弹劾的证据，必须做到有理有据，事实确凿。
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你有没有搞错啊？以上案例，皆为轰动全球的刑事大案，而琼斯诉克林顿案是民事诉讼。涉案当事人在男女私情问题上撒了个小谎，这算得上什么刑事重罪？又扯得上什么宪政法治的重大基本原则？
可能有人会说，你拉倒吧，什么“伪证罪”呀，不就是为裤裆里那点破事儿撒了个小谎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什么是政治家？政治家就是“职业说谎者”，能够神态自如，面不改色，把弥天大谎说得像肺腑之言一样，感人至深，令人信服。想当年，被苏联击落的U—2型战略侦察机已经被公开展览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在电视中向美国人民信誓旦旦，愣说美国空军从未入侵过苏联领空。这个谎言撒得难以收场，艾帅最后不得不以自己身体不佳，不知内情为由，道歉了事。
水门案留给尼克松的惨痛教训是：三流窃听未遂案事小，掩盖罪行和妨碍司法事大。“拉链门”案留给克林顿和普通美国人的深刻教训是：把雪茄放错了地儿事小，在法庭上撒谎事大！
很多人认为，“拉链门”毁灭了三权分立与制衡，干扰和影响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亵渎了美国人民对公职的信任，降低了对总统职位的尊敬。但实际上，“拉链门”案历时13个月之久，美国并未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内政外交运作正常。国会启动弹劾程序之日，1999年1月6日，华尔街股票指数上升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点。依波斯纳法官之见，美国政治和美国人的政治成熟性已达到了相当高度。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那些国家领导人尽管大权在握，知识渊博，能说会道，受过良好教育并富有成就，但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我们之中的其他人一样，愚蠢下流，胆怯草率。就是说，他们也是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各种缺陷。他们只是幸运或具有某种专业知识，才被推上了拥有权力或影响力的公职。”
最后，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票（Clinton v.Jones,520 U.S.681,1997）做出裁决，驳回了克林顿的请求。理由为：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贵为国家元首，也不应享有司法豁免特权。第二，琼斯案是一起因“非职务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故总统不受到行政特权保护，必须出庭应诉。第三，考虑到总统公务繁忙，审案应控制在特定期限之内，尽量配合总统的工作日程。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铁面裁决，最终使克林顿无法以总统行政特权和法律豁免权为借口，在总统任期内逃避性骚扰诉讼。支持者认为，这项历史性裁决横空出世，必将造成极大震撼和强烈轰动。它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法治精神，空前强化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对那些倚仗权势或金钱，肆意骚扰非礼女性，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混帐爷们儿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堪称当头棒喝，迎头痛击。
那么，斯塔尔提交国会的调查报告为何渲染色情，充满不堪入目的性行为细节描述呢？按常理，报告只需大而化之，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接触的时间、地点、过程等记录在案，即可证明克林顿的伪证谎言，根本没必要添加私情秘戏的具体细节，活灵活现，绘声绘色。
克林顿之所以最终逃脱“拉链门”之劫，在相当程度应当“感谢”尼克松。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前联邦检察官汤普森（Fred Thompson）认为，水门事件告诉后人，弹劾总统难上加难，至少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第一，民意调查支持率剧跌；第二，国民经济萎靡不振；第三，心怀敌意的新闻媒体；第四，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比如水门案中的“白宫录音带”。这四个要素在水门事件中一一具备，在“拉链门”案中一个没有。据此，汤普森精辟地指出：“水门事件拯救了克林顿。”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当年震撼全球的“拉链门”案尘埃落定已有14个寒暑春秋。据美国媒体报导，回首往事，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认为，克林顿是一位精于治国之道和勤于政事的出色总统；在“拉链门”案中，他只是犯了点儿“生活作风”错误，属于道德品质问题，与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儿，结果却被折腾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差点儿丢掉了总统宝座。独立检察官斯塔尔（Kenneth Starr）堪称色情狂，他暗藏党争偏见，不惜耗费巨款，肆无忌惮地追查总统的床帷性事。这个喧闹一时的世纪大案不但把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而且把党派之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完全是一场党争倾扎、阴险诡谲的政治闹剧。
“拉链门”案后，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联邦第7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波斯纳（Richard Posner）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明显缺乏政治远见。大法官都是一些“法律呆子”，常年身处巍峨高耸的司法殿堂之中，埋首艰深奇奥的法学象牙塔之内，虽然精于钻研宪政法理，但却陋于洞察党派之争和世事人情。他们根本没有预见到，此案有可能节外生枝，造成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
波斯纳法官的批评，颇有求全责备之嫌。克林顿前半生运气极佳，似有天助，政坛生涯，顺畅无比，29岁出任州司法部长，32岁当上州长，46岁登上了总统宝座。多年来，面对无数情色风流指控，他过关斩将，毫发无损，风流潇洒，涛声依旧。琼斯诉克林顿案起初只是民事诉讼案，“白水案”独立检察官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尚方宝剑，但根本无权插手，更别提调查总统的私生活隐私了。
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之后，琼斯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为了打赢官司，琼斯的律师费尽心机，制定了周详而完备的诉讼战略，对于涉及克林顿婚外情的各种传闻和指控，他们都做了详尽而彻底的调查，开列了一份多达146人的出庭证人名单。控方试图证明：克林顿寡廉鲜耻，风流成性，肆无忌惮，劣迹昭著，一向骚扰和非礼在州和联邦政府任职的女性，根本不知羞耻为人间何物。由此可证，琼斯女士的指控，决非子虚乌有，天方夜谭。
说出来可能没人敢信。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谎言不在大小，案情不分刑民，任何证人胆敢在法庭宣誓后作伪证，法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即所谓“法庭之上，绝无小事”。即使在民事诉讼案例中，即使证人仅因男女私情的“小破事儿”撒了个谎，如果伪证罪被判成立，则触犯刑律者仍然难逃刑事重罪惩罚，并非仅负民事责任。其中案例，以1996年“阿瑟诉巴塔丽诺案”（Arthur v. Battalino,1996）最为著名，而且与“拉链门”案颇有相似之处。
克林顿究竟犯了啥错误？很可能是此案最令人困惑难解之处。对此，专家学者一不留神都会犯迷糊。2004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调侃说：“大家知道，克林顿总统做律师的时候，在小石城做律师的时候，有一点点偷税漏税的事件，结果被扭住不放。司法界扭住不放，新闻界扭住不放，那么点儿小事情，跟莱温斯基那种事情，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掌声）。他们独立检察官，好家伙，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美元，花费5000万美元，来追查这样的在我们这儿是小事儿的事儿。”信不信由你，从严格的法律角度看，上述说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克林顿触犯刑律之处，恰恰不在于婚外偷情，道德败坏，不在于“跟莱温斯基那种事情”，而在于他在琼斯诉克林顿案（Jones v. Clinton,1994）调查过程中，知法犯法，在法庭宣誓之后，矢口否认风流韵事，构成了“伪证罪”的重大嫌疑。从表面上看，克林顿因男女私情被扭住不放，遭到独立检察官调查和国会弹劾，但实际上，涉嫌“伪证罪”和“妨碍司法”，才是此案的关键之处。
从分权与制衡政治体制的角度看，美国国会不但拥有立法权，而且拥有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和调查大权。国会进行调查和听证，一般由已有或临时特设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在参众两院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和大约一半左右的参议员具有律师、法官或检察官背景，皆为精通法律的专家。在听证会上撒谎的证人，将因伪证罪而遭到刑事起诉。政府高官若跟总统顶牛斗气，最多辞职回家了事；可是，在宣誓之后，若敢在国会听证会上撒一句谎，立马便有身陷囹圄之灾。正是在“伪证罪”的重刑威慑之下，美国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兼有“最高特别调查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特殊功能，其权威和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总统，对维护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不但是美国司法制度巍峨大厦的奠基之石，而且是三权分立与制衡宪政制度赖以正常运作的中流砥柱。在政治、司法和社会领域，如果听任“吹牛不上税，撒谎不是罪”的现象泛滥成灾，那么宪政法治干脆免谈。由此而言，克林顿遭到国会弹劾，其实一点儿也不冤。
从司法独立和公正审判的角度看，打官司靠什么？一句话，靠证据。法官最恨什么？一句话，证人作伪证。此中道理很简单：一旦证人在法庭上随意撒谎，法官和陪审团真伪莫辨，真假难分，根本谈不上公正裁决。正因如此，美国司法制度对严惩伪证罪极为重视。法院审理案情时，偷鸡摸狗有可能免罪开释，杀人越货有可能重罪轻判，可是，一旦涉及伪证罪或妨碍司法等触犯司法程序的重大问题时，法院一向穷追猛打，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研究美国宪政法治时，多数学者擅长宏大叙事，高头讲章，气势如虹，热衷于宪政大师哈耶克的自生秩序、罗尔斯的
《正义论》、美国宪法的高级法原则，宪政法治的基督教背景等宏大问题，高屋建瓴，高深莫测，高不可攀。与此同时，很少有法学专家能够既从宪政法治的大处着眼，又从“具体法治”的小处着手，深入研究美国司法和政治程序中“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的技术性和操作性细节。其实，很多看上去似乎不起眼儿的小问题，却恰恰是宪政法治的奠基之石和中流砥柱，与司法公正、分权制衡、国会监督、陪审团审判等重大宪政问题密切相关。
1998年1月，翠普向“白水案”独立检察官举报，提供了她与莱温斯基谈话的电话录音，指控克林顿在琼斯案中触犯了伪证罪。斯塔尔检察官秉公执法，立刻向司法部长雷诺请示汇报。遵循1996年“阿瑟诉巴塔丽诺案”的前例，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雷诺当即拍板决定，批准斯塔尔可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总统涉嫌“伪证罪”的最新案情。
阿瑟（Edward Arthur）是一位越战老兵，曾两次身负重伤，伤愈多年之后，仍然残留严重的心理疾患，遂求治位于爱达荷州的联邦退伍军人医院。芭塔丽诺（Barbara Battalino）女士是阿瑟的主治医生。治疗期间，芭塔丽诺对阿瑟起了“色心”，曾在医院诊室为他口交，两人后来多次发生性关系。私情露出蛛丝马迹后，芭塔丽诺被医院提前解聘，但薪酬照发，好说好散。阿瑟却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芭塔丽诺医德败坏，对患者进行“性虐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要求巨额民事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