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各类场地唱了一年，便结识了马頔、尧十三等挚友，开始幻想着也许唱歌真的能养活自己，偏执狂也应该有春天。
我有一位名唤“光爷”的兄弟，认识他那年我十六七岁，正在准备学校的新年演出。一日，我龟缩在学校体育器材室里弹琴排练，只见一身材不亚于我的校服壮汉提着半瓶小二锅头欣喜而来，二话不说抢下吉他高唱一首，水平之差空前绝后，简直和我不相上下。此人便是光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二人一直混迹在一起，但和别的狐朋狗友比起来，我们始终是不同的，我们在他们无恶不作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条：无善不作。换句话说，给学校争脸的事都是我们干的，被严肃处分的事也都是我们干的。我从小就很偏激很极端，并且喜欢到处吹嘘我的偏激和极端思想，所以光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道中人。两个极端的人碰到一起还是挺可怕的，这导致最后高考时我二人语文成绩分列年级前二，数学成绩同属倒数五名内，实在让人没辙没辙的。
“小宋啊，那叫名誉权，做人要懂法啊！”
又过了一年，当我和摩登天空签约时，我又想起了光爷，更确切的说，是想起了没能把邪门歪道发扬光大的人们。所以我这二十几年真是幸运的很，昨天闲来无事看三国的时候，就觉得越看曹操越亲切。当然，我其实不是特别奸，更不是雄，要是有人说我终成大事，我肯定浑身流汗。我知道命运对我不薄，所以还应志向短浅一点的好，至少能把脚下的路看看清楚。我知道“光明就在今日”只是醉话，这话更适合在舍生取义时再喊。一周之前我开始录制我的第一张专辑，短短七天以来，我每天都被制作人、录音师和乐手们的各种奇妙想法和专业精神五雷轰顶，也第一次无比真诚地学习起来，我知道我饿了很久，太需要这些救命的营养。
那日我闲逛后海，被酒吧街一路的恶俗歌曲搞得头晕脑胀，却突然双耳一澈，听到有人在唱李志，便欣然入座，坐定又听他唱了几首万晓利，我那潜藏已久的歌手梦又膨胀起来，坚决地掏出二十块钱，要求自己唱一首。当晚我和这个叫任东的歌手在烧烤摊唱到早晨地铁站开门，几天后他打来电话，想让我做他小型专场演出的嘉宾。
那天是我们中学毕业之后罕见的几次见面之一。从前我们都是邪门歪道一门儿灵的主儿，如今我奋不顾身地把邪门歪道发展成了职业，他却把邪门歪道深藏心中，每天指挥工人花钱修地铁。可我总觉得我是大愚若智，他才是大智若愚，因为这些邪门歪道居然有着一个那么好听，那么光明的名字：理想。
说实话，中学时的所谓理想，我刚一上大学就全给忘干净了。在我看来，所谓成功者，便是从大学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我在大学这个泥潭里乐不思蜀了一年之久，吃喝玩乐朝酒晚舞，直到遇见北京后海酒吧驻唱歌手任东。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给光爷打个电话，约这厮出来小酌，最终还是怕他心中的邪门歪道蠢蠢欲动，搞得他好不忧郁，所以没有打过去。刚才我拨通他的电话，跟他说我写了一篇文，里面写了他，把他半夜一边撒酒疯一边喝牛奶仔的故事写了进去，并戏言说：“你丫别告我侵犯你的什么什么权去”。光爷同志用明显是在饭局上喝大了又有领导在身旁的不敢以私废公的语气教导我：
多年后我背着琴在大街上偶遇中学政教主任老柴，笑谈片刻，在被指当年和光爷一起用垃圾桶砸班主任的时候，我又一次为那段时光感到了深深的惋惜。我拉着政教主任在路边小饭馆吃了顿饭，其间我们抽烟喝酒，如老友般攀谈。当晚我就把光爷从远在顺义的地铁施工现场叫了出来，那时候他正一边忙着工作上的各类应酬，一边准备着结婚的事。于是某隆冬积雪之日，夜里两点半，就有了两个喝醉的青年男子，每人一手捧着一罐热乎乎的“牛奶仔”饮料，一手捏着一根能剥开吃的橙色冰棍，坐在北四环边儿的马路牙子上，非要等着看日出。据后来回忆，我二人当时达成的共识是：光明就在今日。
我实在不想从进入成人世界后的“喜当爹”之类扭曲的事说起，更何况我一直强求着自己不要再没事闲的强说愁，尽管漫长的青春期先生遗留在我脑子里的祸根已经让我比“别人家的孩子”偏激了太多。
我是个未经打磨的卖唱歌手，这本是个让人绝望的职业，但我也许是修了若干辈子的善，这导致我跌跌撞撞唱了两三年就居然能靠它填饱肚子生存下去，这在我多年前开始自学弹吉他的时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原因你是知道的：在这个全世界排老二的国度，音乐免费早就成了理所当然，如果花一块钱去下载一首歌，骂街者的数量大概会有九位数。
我也不想聊起关于爱情的事。据本人不完全调查，如我们一样谈过五六次或者更多次恋爱的人们，每人都有一个黏在心中角落始终无法忘怀的伴侣，为此人们会说很多年的谎话，让自己相信那个人已经从心掉到了胃，然后被排泄系统无情地遗弃了。所以如果聊爱情，又要勇敢地说真话，那无非就是关于那个人的碎言碎语，这样便了然无趣，因为我并不想忘掉我心中的那位美人。
演出那天晚上我战战兢兢地唱了几首自己的歌，散场时却被酒吧老板叫住，由此定下了我平生第一次个人专场演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