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过写点文章，类似临床小经验、小知识的。目前在急诊室工作才八年，还需要积累经验，以后写成一本小册子，零售价0元。哪个大夫要就免费赠送，谁愿意拿回家，随便复印没有版权。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路口也有一家，人特别好，草坪修得分外整齐，种着一株株美丽的月季，每回我经过，都要小陶醉一下。按照我的思维惯式，这家八成非富即贵，要不就是律师，或是中产阶级，像搞IT之类的。
有天中午我翘班回家，发现他家门口停了一辆黄色的校车。原来男主人是校车司机，太太是家庭妇女，带着两个孩子过着非常开心的生活。这情景看得我眼直热。因为他们的房子有雪白的栏杆，翠绿的草坪，完全符合我小资心性的每一个生活细节。
去年来了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持续发烧，原因不明，临床高度怀疑是淋巴瘤，做了淋巴件活检，她的淋巴瘤病理类型难以诊断。一个淋巴件活检，需要做普通的常规染色、免疫组化和基因重排。整个程序下来三周过去，结果是反应性增生，这等于没有。再做淋巴件活检，前后共三次，他们在医院呆了两个半月。女的已经绝望，每天躺在床上哭，男的依旧平静，一如既往地哄她开心。
我爱看一部美剧，叫“Doctor House”。编剧能把每个离奇的故事编得靠谱。里面的医学桥段都是不可信的，所有的诊断治疗在真正的医生看来，就是一级谋杀，但通过生动的剧情，刻画了一个House医生——他瘸腿、嗜酒如命、嗑药……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善良和一颗细腻的内心。每回解决一则疑难病例，他会走到外面，让天上飘着的雪花落在脸上，背景音乐响起，医生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当患者病情缓解，家属和病人相拥，喜极而泣，医生从病房门口走过，回头看了一下，嘴角轻轻一个坏笑，走了。
另外，我想说说什么叫成功。
最后一次病理，我们送了两家医院，有一家染色出来了，是一个T细胞淋巴瘤，血液科让她住院打化疗。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急诊室，他拉着妻子的手在溜达，小伙子对我腼腆地笑了一下，女的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于是就更加降低了要求。果然幸福指数直线上升，我每天都笑呵呵的。
中国人很少认为家庭幸福就是成功。我刚到华盛顿，因为跟我们医院跟当地某所医院是共建单位，领导给我一笔公款，说拉拢关系。于是我对美国人说：“诶，我请你们吃饭啊！今天下班以后咱们去PUB！”没人跟我去。
在华盛顿，我住在一个华人家里，非常痛苦，没地方练英语。有一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趴在窗台前，装文艺青年玩自拍，看见周围邻居都出来铲雪了。有推土机，有扫把，有铲子……特别热闹。
我不停地跟朋友们说：“如果你想表示对爱情的忠贞，靠毁灭自己成全不了爱情。”
然而，我也会为一些小事感动。
每天，只要见她稍微不发烧，她丈夫就推她到外面溜达，还拿着一只不锈钢饭盆，满大街地去买他买得起的食物，变着花样给妻子吃。我上班特别早，因此每天清晨看到他端着饭盆，哼着小曲外出。看到我，他腼腆地笑了一声，说：“于大夫早。”
第二件事发生在去年，也在抢救室，这地方总是悲欢离合。也是一个白天，120送来一个中年男子，心跳呼吸都没了。他是鄂尔多斯的富翁，鄂尔多斯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连清洁工都开着路虎上班。男子来北京做生意，约了客户在五星级酒店喝茶，觉得胸闷不舒服，没意识到是心脏病犯了，却把服务员叫来痛斥一顿，指着茶叶说是伪劣产品。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倒在地上当时就没了心跳。120到场时抢救无效，送到医院抢救了半天也无效。从他身上，我得到一个结论：无端地指责别人，可以造成恶劣的后果。
社会价值观不认同？没关系。
生活无处不现真善美，只需一双发现的眼睛。
像我这般没脸没皮，心胸开阔，自我能力调节超强，不在乎外界眼光的人，在一个恶劣的、生存压力大的、优胜劣汰强烈的社会下，还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呢！
由此，我知道什么叫入乡随俗。
现在领导要求我停微博，党办每天监控我的微博，我的政治待遇就跟政治犯一样，特别开心。昨天上西门拿包裹，是一位不认识的粉丝寄来的手工饼干。我一路哼着小曲，端着饼干，党办主任看到了，我说：“嗨，你好！”他瞪着眼不理我。不理就不理，无所谓，仁至义尽就行。
微博上很多人都问：“你一个博士毕业生，工作到现在已经十一年，怎么还是主治大夫，丢不丢人？”我告诉他不丢人。为什么？我不喜欢趴在实验室里，不喜欢埋头在小白鼠中，也不喜欢把狗的肚子刨开做什么血流动力学。我就喜欢呆在病人床边，看他24小时的尿量，甚至精确到每小时的尿量。
我铲着雪，和大家混熟了，隔壁是一对空巢老人，孩子都在异地。老两口在搭一座露台，用了整整一个夏天，到冬天还没完工。
现在病人看到我都说：“大夫，你看上去真喜兴。”我能不喜兴吗？我可算白富美啊。为什么？因为当医生多年，又在急诊室呆了八年，见惯了生死离别。有次更悲摧，值一天班送走四个患者，护士给我一个绰号，叫“白三夜一”。后来每当病人去世，家属嚎啕大哭，我看上去似乎都很冷血，没太多感触。年轻时当大夫，在手上去世一两个病人时紧张、想哭的心情早没了。
我高高兴兴地去，特别高兴地回来。回来后在我们科做报告，说在美国大半年，发现资本主义的医疗气息真是好，医生能只干临床，不搞实验。当然，他们也会资助搞既实验也干临床的人，但完全是两个体系。
于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医生，专栏作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医师。
我为那些在困难和贫穷中还能坚守的爱情喝彩。
第三件事发生在今年，还在抢救室，抢救室的故事特别多。一个城里女孩爱上了农村男孩，父母坚决反对。女孩为了表明对爱情的坚贞，喝下百草枯。我在微博里提到过，百草枯没有解药，即使幸存，那也是百万分之一。她喝时不知会死，结果从进医院到死亡，前后一周受尽折磨，最后心脏功能衰竭。我不忍心去看她的眼神，那是对生的留恋。她每天盯着抢救室门口等待，但她的农村男友从她进急症室到死亡，不敢来一步。她死了，小男友来了，哭倒在病床前。有什么用？
一开始我想，是不是种族歧视，看不起黄种人？最后一个华裔对我说：“于莺啊，你不要请他们吃饭了，没用的。他们回家要陪老婆，陪孩子，陪情人，你不要请他们，浪费钱，正常上班就可以。等他们来中国，我们科请他们吃北京烤鸭，去吃BBQ，他们会欣然接受。”
八年前，我从一个内科大夫改行干了急诊。一个白天，我正在抢救室忙碌，忽然120冲着推进来一个小男孩——绑着心电监护，插着气管插管，捏着皮球。我在急救的时候，120大夫说：“这小孩在上学途中倒在公共汽车上，幸亏旁边有个退休大夫，当场给他做了心肺复苏，此刻还有一丝心跳。”孩子最后没能救过来，年仅14岁。由此我知道，突如其来的猝死，不光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甚至会降临在如此年轻的生命。
我想明白这些后，我们的主任犯愁了。急诊室难得有个老资格的、能说会道的女博士，竟然不参与课题申请，不向领导要实验经费了。领导急了，把我派到美国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但他们失策了。
希望读者们听完我的唠叨，也能活出真我，别管那么多，以及别人的眼光。
那一刻，我鼻子都酸了。这样的爱情太难得了。
胖一点怎么啦？Adele在唱《Live At Royal Albert Hall》时，穿的衣服远比我胖。每个人活出自我，社会就五彩斑斓。
真正感动我的就是这种片段。
见他们聊得火热，我心痒痒，马上到地下室拿了一把铲子冲过去。
先说几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