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为什么？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好不快乐的。你可是普林斯顿的博士。
M：你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快乐。
Matt从未忘记理想，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一份简单的理想，他也明白理想与现实的不同，他也明白快乐与不快乐的取舍。而他的选择并不是去实现理想，他选择把现实碾压了。
这个人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但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我认为最霸气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偶像。从此以后我收起了不可一世的屌样，开始平和地去遇见更多的人，我也不再去谈论理想和现实，因为我相信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来说，它们是一样的。我当时留了Matt的电话，他说这是他在中国的临时号码，很快他会回到美国，便不再用了。于是我也从未拨通过那个电话，对我来说，他酒后的一席话便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后来他匆匆地离去，我则开始规划着要去寻根。
我们三个人围炉而坐，两位外国友人对于我的经历只是颔首微笑，在没有外人认可时，我自己甚至都有些慌张，似乎一瞬间丧失了那种自信。Matt始终不曾说起他自己的故事，一直沉迷于描述黄果树的壮观，以及他偶遇的姑娘，偶遇的景色。韩国男人也一直是沉默寡言，他英文不好，偶尔发言也是简短而没有信息量的搭话。聊天进入冷场的局面，于是我问Matt，你怎么想到来中国的？
将近7年后，今年年初的一天，我上微信，发现“新的朋友”上显示着一个1，打开一看，那个号码如今有了微信，照片上的男人胡子多了，头发也更茂密，有一个叫马XX的中文名，地区一栏上赫然写着：上海，长宁。想起那天Matt说他要学好中文，我想，这一次，他又成功了。我没加他，因为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M：修车。
I’m Xiong.
我见到Matt的时候，隔着一条门缝。那是一间8人间的青旅宿舍。我背着包走上了青旅的楼梯，推开门，发现一个外国人正在整理床铺。我对他很随意地说，How’s going？
Matt留着一层很薄的胡子，很短的头发，穿着也不太起眼，床上放着一个陈旧的大包，里面想必是装满类似的衣服和更加平凡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在见面的一瞬间把他定义成了一个普通的外国游客，因为对中国的兴趣而来到广袤的大陆旅游猎奇。
语言天赋不甚优秀的他，英语很蹩脚，剩下便只会说韩语，竟然也能完成如此多的旅行。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甚至看不出他笑起来的样子，只有一双眼睛亮过了星星与太阳。
M：我他妈的一点都不快乐。
X：这句话真是太屌了！我他妈的哪天也能说出这句话就好了。
说句题外话，我一直觉得，熊姓是一个取名字很蛋疼的姓，任何飘逸潇洒的名字都会因为这个姓而变得有些滑稽。比如“楚留香”这个名字，高端洋气上档次，但“熊留香”则有些尴尬。
M：哈哈哈哈哈，我他妈也想过，我在普林斯顿不快乐，总比在修车厂不快乐好太多。
他是韩国一个很厉害的企业的管理者的后代，父辈对他说，你不需要成功，你只需要快乐。于是他一直在世界各国游走，骑着摩托车游遍了美国和南美，坐海轮去了南极，不知道通过何种关系还进入过中东的战区。贵阳是他当时在中国的一站，之后他打算从东北坐火车经俄罗斯去欧洲。
如果有人问我，夏天去哪里避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贵阳两个字，群山的怀抱里这座城市好像开着不要电不要钱的空调。七年前的夏天去贵阳，原本抱着一种寻根的心情。因为爷爷是贵州人，虽然他自从定居成都后就不曾回去过，父亲也总说起，贵阳曾经叫“熊半城”，传说中我们的祖屋依然存在于贵阳附近的一个镇上。于是作为熊家的独孙，我毅然担负起了去看一看的重任。
他抬头看着我，更加随意地说，How’s going? I’m Matt.
M：普林斯顿的博士？你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在哪里吗？对我来说，这个词的意义就在于我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饿死。
第二天我到了贵阳附近的一个古镇，在烈日下找到了传说中的祖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如果我不姓熊，我想我完全不会想到有生之年要到这间房子里走一走。不过，这一趟旅行也确实给了我一些激励，我希望有一天会功成名就，百年后也会有人在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写上XXX旧居之类的字样，也会有人去读我的故事。而不是像祖屋门口的狗一样，我想他在那里趴上十几年也不会想要去了解这屋子曾经的故事。
那天Matt听他的故事听到入神，久久不能罢休，临走时对他说：Dude, you changed my life.
熊德启，电视台导演
当时我左手拿着一串排骨，右手拿着半瓶啤酒，左手已经沾上排骨滴下的地沟油，右手还能感到酒瓶传来的凉意，火苗在眼镜片的角落里跳动，为这安静的几秒钟保持着安静的节拍。我们常常谈论理想与现实，总觉得两者有着那么大的不同，那么大的冲突，似乎选择了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我也总听人抱怨，理想已死，自己已被现实碾压、强奸。前几天看一个纪录片，一个大学生拍的，讲一帮打游戏的人的苦恼。里面采访一个在国企上班的人，那哥们万分纠结地皱着眉，说现在生活很好，但理想早就忘掉了。
Matt的父母都是欧洲人，出生并长大在美国，会说四国语言，正在学中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我们坐在贵阳的街边烧烤时，他正在普林斯顿读法学博士。他到长沙参加一个法学论坛，之后便在中国四处走走，走到了贵阳。他说，会学中文，是因为他发现很多法律条文在中文里会出现不同的意思，外人常常觉得不够严谨，但他觉得这是中文的魅力，于是他想要精通中文。这时沉默寡言的韩国男人也终于发话，说，你真厉害，我到现在都学不好英文。
这个人和我不熟，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至于他的名，也在时间的长河里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符号。他叫Matt，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小时。
X：既然你不快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从外表上看起来，韩国男人大约与我年龄相仿，Matt看起来年长一些。实际上Matt比我大三岁，韩国男人比我大近二十岁。我们啊，还是太容易被生命的外表所欺骗了，看起来土鳖，便瞧不起他，看起来世故，便圆滑地对待，看起来艳丽，便极尽所能地讨好，却从未想过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摸样。Matt之所以成为我人生里的一个符号，是因为我们后来的对话。那时我们都喝了些酒，在异乡凉爽的夜里，面对着“灯下有酒同一醉，明日又是天涯人”的过客。
故事里貌似有个很酱油的韩国人，那天他也简单说了一下他的故事。
X：你就没有理想么？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晚上回到青旅，看见Matt也在房间，窗边搭着依然潮湿的衣服，说是从黄果树回来。我上铺还住着一个沉默寡言的韩国人，于是三人便相约下楼吃烧烤。在夏夜的贵阳街头吃烧烤绝对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通透的空气，凉爽的风，木炭噼啪的声响，扑鼻的肉香，谁都无法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