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阿强的孩子，但连我也从没听见过他们在房间里做爱，只是直觉。我想起有一次阿强带Tracy去了中环的一家高档餐厅，回来时顺走了一个大陆二奶放在衣帽间的貂皮大衣，冬天这么热，香港没人穿成这样。Tracy在房间穿着大衣向我们展示，高跟鞋咔哒咔哒地穿过两张单人床之间的狭窄过道，滑稽得像个喜剧演员。她广东话不好，平时不爱讲话，那晚的咔哒声是我唯一记得她的声音。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风，我迎着香港拥挤的霓虹灯光，瞥见阿强看Tracy的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爱意。
Tracy对别人不太见外，这常惹阿强不高兴，他是个谨慎的人，谨慎完全出于他的懦弱而非聪慧。跟Tracy比起来，阿强已经在外表上融入了香港年轻人，白话也说得更好。他用假证件在海港城最大的H&M做兼职，没人怀疑过他的身份。房东阿姨也喜欢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每次Tracy洗完澡之后帮她把下水口的长发清理干净，一次不落。即使有能力正当赚得温饱，阿强还是会和Tracy出去“打猎”，偷来的钱会先存到香港账户，然后每月买一张五千元人民币的汇票，用挂号信邮寄到他福建的家里。
这是典型的香港故事，不过是去掉了其中声色犬马与激昂励志的部分罢了。阿强和Tracy是职业小偷，主要在旺角偷大陆游客，心情好的时候也光顾超市和酒店，顺走别人放在推车和椅背后面的手提包。他们挑食，只偷大陆客，通过身上的衣着和说话的口音分辨出这些逆来顺受不会报警的可爱同胞，通常一个人掩护，一个人下手，技法娴熟。你知道，在旺角和尖沙咀每立方米十几个人的地方，他们做这个很安全。
我常看见Tracy湿着刚洗完的头发，坐在自己那边的单人床上翻看偷来的相机里的照片，头顶的风扇吱吱作响。有时候她会叫我一起看，照片上的一家人去过迪士尼，海洋公园，黄大仙祠，Tracy说：他们该去太平山顶了。然后咧开嘴跟着照片上的人笑起来，好像举家出游的人是她自己一样，她是个漂亮的女孩。有时她独自晚归，我就猜想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太平山顶，在山上遇见了丢了相机的那一家人，他们可能还是很开心，买了新的相机，或者干脆让旅行团里的其他人帮忙照相。如果真的遇见了他们，Tracy会把偷来的相机储存卡悄悄放回到女主人的包里，我知道她会这么做。
那一年金融海啸，连报社都在裁员。我已经成了正式工，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为的就是不被裁掉。很辛苦，每月赚到一万两千八百块，跟保洁员相同，仍住在十平米的孔雀大厦里。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香港来是为了什么，不过乐观想想，没人知道是为了什么，大家还不是都在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生存。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房东阿姨悄悄告诉我，Tracy怀孕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才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那段时间我每次打开洗手间，都有一股若有似无的腥味，那是呕吐之后细心清洗过的味道。
香港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消费主义的天堂，浪漫主义的地狱。热气腾腾的人海填满了整个城市的每一寸空隙，青春就像轰鸣的巨大机器里的柴油，不断被燃烧，消耗，制造出巨大的热量，然后被取代，补充。我每天挤8站港铁到九龙塘上班，逐渐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香港的街头和地铁里很少有牵着手的情侣，当然要排除掉尖沙咀的海边散步的游客。这里空间太小，人的速度太快，想要齐头同进并非易事。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牵着手走路的恋人一定非常相爱，因为他们随时会被人群挤得姿势扭曲。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我对阿强和Tracy的看法，他们彼此不是情人，而是纯粹搭伙过日子的伴儿，简称伙伴。关于这一点，只要瞥一眼他们房间里贴着两面相对的墙摆放的一对单人床就明白了。
房东阿姨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天水围，她告诉我说，Tracy他们回大陆了，不过并不是自愿的，阿强举报了她。她没有签证，遣送回原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阿强和Tracy是亲表兄妹，他们到香港来并不是因为穷，而是为了远离是非。真好，这是我第一次明白地知道别人到香港来的理由。在旺角的米兰站，我看到了那件貂皮大衣，安静地挂在橱窗里，冬天这么热，香港没人穿成这样。
生活像维港的天星小轮一样周而复始，每个人都有秘密。房东阿姨对小情人们的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她自己也常常接陌生男人回家过夜，屋里传出的撩人叫声，一方面出于生计，一方面出于生理。而我呢，我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盒烘干的大麻叶子，是从附近的地下酒吧买来的，这些叶子漂洋过海从我的家乡云南来到香港，一路上缴的“税”不比香港出口的苹果手机要少。我从不担心被发现，香港这么大，没人注意，也没人care。
猫司令，自由撰稿人、学生
几年前我在香港报社做实习记者，住在观塘的一处又老又破的大厦里。这一区是旧工业区，老房子面临回收改造，很多楼都空了一半。临街的店铺大多关了门，贴上“政府房屋”的胶带，像一排没拆封的旧炸弹。有些不愿搬家的，或者企图多要点钱的老人，周末聚集在社区附近的小花园里，兴意阑珊地齐声喊两句口号，算是表明了态度。他们不搬，香港政府也不急，这一区的改造就一直拖了好几年。
我安然地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忍受着嘈杂，享受着廉价。与我合租的其中一间住着五十多岁的东莞老阿姨，也是房东，大逃港时期从珠江对岸游过来的，老公死在了水里。另一个房间是一对儿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港漂男女，男的叫阿强，女的叫Tracy。我们住在孔雀大厦森排林布的房屋中的一户，孔雀大厦是香港森排林布的大厦中的一幢。
那件大衣在米兰站卖了四千五百块港币，不久就传出了Tracy怀孕的消息，我第一次听见他们在房间里争吵，用的是他们家乡的方言。我猜想是Tracy想回家生孩子，但阿强不同意，很久以后我发现我完全错了。这不能怪我，闽南话反正我是一个字也听不懂。再后来我搬出了孔雀大厦，搬到了另一个即将改造的地区“柴湾”。临走前我把抽屉里的大麻叶子留给了房东阿姨，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戒掉这个玩意儿。半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孔雀大厦，周围已经围上了高高的施工用的围栏，我抬头看着挖掘机一勺一勺把混合着各种碎屑的渣土装进车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