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九岁，我突发奇想，打算写篇小说试试。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能写点什么。当然不指望写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匹敌的东西，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告诫自己。没必要非成为文豪不可。虽说是写小说，可是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我却毫无头绪。因为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当然也没有自己的文体。没有人教我小说的写法，也没有朋友跟我探讨文学。那时候我想“假如能像演奏音乐那样写文章，肯定了不起”。
我最敬仰的爵士钢琴家是塞隆尼斯·蒙克。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弹出的琴音那么与众不同？”他指着钢琴答道：
我本来无意当小说家。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前。这是实话。
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若没有自然、舒适而坚实的节奏，人们的阅读行为大概就难以为继。我是从音乐（主要是从爵士乐）中学到节奏的重要。然后配合着节奏，旋律亦即恰切的语言排列再接踵而至。假如那是流畅华美的东西，自然无话可说。接下来是和声，即支撑这些语言的内在的心灵乐响。其次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登场——即兴演奏。通过特殊的频道，故事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奔涌而出。我只需随波逐流即可。而最后，恐怕是最重要的东西即将上场。那便是完成作品（或完成演奏）带来的兴奋感：“自己终于抵达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新场所。”倘若顺利，我们可以和读者（听众）共享那浮现出来的心境。那是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辉煌成就。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可以读着乐谱弹奏简单的曲目，但当然没有成为职业演奏家的技术。然而屡屡感到有些属于自己的类似音乐的东西，在脑中强烈而丰饶地盘旋翻滚。不能把这些东西转换成文章形态吗？我的文章就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
村上春树，日本著名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
大约一年多前在波士顿，有机会与巴拿马出身的爵士钢琴手达尼洛·佩雷斯共进晚餐。当我谈起这件事时，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问我：“春树，想跟韦恩（肖特）说话吗？”“当然。”我差不多要丧失语言功能了。他按下佛罗里达的电话号码，把手机递到我手上。我那时对肖特先生说的，大致是“哇！那么美妙的音乐我在那之前（大概在那之后也）从没有听过”之类。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四十二年过后，我居然（与预想相反）成了小说家，住在波士顿，用手机跟韦恩·肖特交谈！
“所谓新的乐音（note），是哪里都不会有的。请看那键盘，所有的乐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实实把意义注入一个乐音，它就会发出别样的乐响。你应该做的，就是把真正有意义的乐音拾到手里。”
就这样，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大概要反过来说，假如不曾这样痴迷音乐，我或许就成不了小说家。当上小说家将近三十年后，今天我仍然继续从美妙的音乐中学习关于小说写法的许许多多。比如说查理·帕克源源释放出的自由自在的乐句，就不断给我丰厚的影响，几乎可以媲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流畅的散文。迈尔斯·戴维斯的音乐蕴含的卓越的自我革新，我至今仍然仰戴为文学规范。
“It can’t be any new note.When you look at the keyboard,all the notes are there already.But if you mean a note enough,it will sound different.You got to pick the notes you really mean!”
本文选自村上春树新书《无比芜杂的心绪》（施小炜译）。
写小说时，我常常想起这几句话，并且心想：对呀，所谓新的词语，哪里都不会有。给普通之极的词语赋予崭新的意义和特别的声响，才是我们的工作。在我们面前蔓延着未知的辽阔大地。等待开拓的肥沃大地就横亘在那里。
最终我选定音乐为职业。拼命干活攒钱，再向亲戚朋友借债，二十五六岁在东京开了一家小小的爵士俱乐部。白天卖咖啡，晚上变身为酒吧，还提供简单的食物。从早到晚播放唱片，周末还找来青年爵士乐手现场表演。一干就是七年。为什么？理由非常单纯：从事这种工作，就可以从早到晚听爵士了。
从小我就看了好多书，沉湎于小说世界，要说没有过想写东西的念头，那大概是谎话吧。但我怎样也无法认为自己有写小说的才华。我十几岁时喜欢的作家，比如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夫卡，是巴尔扎克。实在无法想象能写出可以与这些人留在身后的作品相匹敌的东西。所以我在人生早期阶段把写小说的希望一笔抹消。拿阅读当爱好就行，工作嘛，还是到别的领域去找吧。
第一次邂逅爵士，是在一九六四年我十五岁的时候。那年一月，亚特·布莱基与爵士信使来神户公演。我得到一张音乐会入场券算是生日礼物。那是第一次正经听爵士乐。我简直像遭受雷击一般，被彻底击倒。韦恩·肖特的次中音萨克管，弗雷迪·哈伯德的小号，柯蒂斯·富勒的长号，然后是由亚特·布莱基领军的精悍的第一流节奏乐器组。一支精妙绝伦的乐队。在爵士乐历史上，我认为这是最强大有力的乐队之一。“哇！如此美妙的音乐我从来没听过。”就是从这一瞬间开始，我彻底沉溺于爵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