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破罐

“34259××××。”我不得不告诉她。

这件事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又一起跳楼事件引起了我对这个细节的回忆：我没有把手机放回原位。我不知道后来质检人员有没有发现，按理说装箱的时候还会再检查一遍，这样出厂才不会出现差错。可是这次跳楼事件，就是因为样品的遗失导致的。事件迅速在网络上流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跳楼的是一个大学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一个师二级工程师。他的同学在网上详细而恐怖地讲述了事情的起因和发展：两箱寄送到苹果公司的样品被发现少了两部手机，于是客户要求代工厂商严查。苹果的手机在世界各地流行，它的样品就是公司机密，关系到商业竞争甚至一个企业的命运。F公司保卫科开始审问寄发产品的工程师，言语、辱骂之难听，以及是否动用暴力、长时间非法拘禁，我们不得而知。网络转帖见风是雨，作为一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为了人格和尊严，从十四层高楼上一跃而下，网友无不为之震惊。

“姓李。”我说。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被一路走回来的沉闷搅扰得睡不着觉。刘军一直没有回来，我猜想他们又去开房了，但又隐隐为他们的争吵感到担心。果然第二天，流言四处传播，说是发工资的当晚有两个人跳楼自杀了。我还没起床，晚班回来的工友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刘军和孙倩，赶紧给刘军打电话，电话不通，孙倩也是关机，顿时预感不祥。爬起床，忐忑不安，也没有胃口吃早饭，赶紧赶到E栋厂房。因为还没有交接班，工友都说没有看见刘军，我的心像热锅上的蚂蚁。

第二天（初十），我起了个大早，就去北门招工处应聘。孙倩刚好下夜班，和她男朋友在等我，一个和我同龄的小伙子，与孙倩一样性格爽朗，乐于助人。我和他排在最前面，后面陆陆续续地排起长龙。一直到九点，招聘的人来了，放我和刘军进去，什么也不问，居然让我做俯卧撑，刘军在一旁笑，看着我憋着通红的脸做了30个俯卧撑，起来时已经双手打颤。招聘人员给我一份表格，让我填好交上。然后是刘军，也是什么都不问，就让他做仰卧起坐，他一口气做了50个，起来也填一份表格。就这样我们都通过了面试，正式进入工厂，成为这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失恋之后，刘军和孙倩带我去喝酒，打桌球。他们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普通的女工，那样才门当户对，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一的人，第一次就这样失去了，我说再也不会爱了。孙倩笑了笑，对我说，以前她也那么认为，但碰到刘军后，她又找回了曾经的热情。就像春天，逝去了还会再来，他们说我以后会碰到更好的。

厂区内有一家学而优书店，是公司邀请进来开的，对员工八折优惠。年轻员工大多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外来务工者，开书店不仅能展现公司的品味，也是提高员工修养的一个途径。每天中午下午吃饭的空当，书店内就挤满了人，捧着书的，倚着书架的，蹲在地上的，清一色的员工制服，男工是白色和黑色，女工是红色，走动的店员，放着舒缓的音乐，让人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忘掉了人群的嘈杂，机器的轰鸣，仿佛置身一个世外桃源。

孙倩介绍了几个同宿舍的女生，说到一个叫张丽的，曾经住过精神病院。原来她上高中，家里人对她寄予厚望，高考失利后就精神不正常，读了一个大专。但在学校里，有时半夜起床坐在窗户边，自言自语，害得宿舍里的姐妹们提心吊胆。她也不怎么与人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厕所半天不出来。读了半年大学，老师建议她休学半年，因为也怕担责任，家里人就送她进精神病院了。治疗了半年，出来后还是不能适应大学生活，只有退学来打工了。每天她都要吃好几次药，克服头疼、稳定情绪。住在孙倩宿舍，她们更是不敢掉以轻心，经常陪她去看心理医生，参加活动，聊天谈心。孙倩开玩笑，让我做她男朋友，说不定人就好了，吓得我连连摇头。

“只有一本吗？”我问她，一边往书架上看去，确实只有一本，“给你，我不看了。”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风靡欧洲，为年轻人所喜爱，但因此也出现了多起模仿书中主人公维特自杀的事件，后人称这一现象为维特效应。——题记

我们走在大街上，她让我坐在绿化带的水泥檐上，说能给我指出路上谁是小偷扒手。于是，我就顺着她指的那个人看，鬼鬼祟祟地跟在那些粗心大意、毫无戒心的女性身后。我看着小偷将手伸进一个女孩子身侧的挎包里掏出手机，掏出钱包；还看到他被一个反应过来的女人发现，而他根本无视别人的双目怒瞠，耸耸肩，一甩头又去寻找下一个猎物。我就这么看着，像是看一场戏剧，自始至终都没有站起来吼一声，或者去抓住那个小偷。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社会，很多人都已经麻木，司空见惯，唯有靠警惕和莫管闲事来保护自己。

F公司员工基数大，即使每年死一二十个也比日本自杀率要低，这是公司新闻发言人对外说的。每年，F公司都会招进大量员工，而且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每个月都有几百几千的出入量。来的多，去的也多，来来去去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没有归属感。呆上两年的人很少，我听组长说过，每过一年，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面孔，旧人就如过眼云烟。就像生命体，据说七天就会换一次血，七天后你就不是从前的你。F公司也是一个生命体，它是通过换血来维持庞大机体的运转。人生无常，我不知道明年的今天我是否还在这里，我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后来刘军告诉我，孙倩意外怀孕，他带她去做了人流手术。这种事在年轻的打工者身上很常见，而且厂区周围到处都是无痛人流的广告，那些传单都发到了厂区大门口，连平时作威作福、狗仗人势的保安们都无可奈何。走在拥挤的上下班人群中，你总能看到一两个大肚子的年轻女工，在那些稚幼的脸庞上，能看到冲动留下的悔恨和忧虑。

很显然，成型厂和烤漆厂男工比较多，而组装厂则需要大量心灵手巧的女工完成繁复精细的组装任务。宽大辽阔的组装车间，一条条生产流水线，站满了身着白色静电服的普工，大部分都是女工，仿佛置身女儿国。机器咔嚓咔嚓有规律地响着，时间间隔都是设定好的，站在流水线上必须跟上机器的节奏，否则就会导致产品积压，甚至会发生工程事故，所以员工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绝对的警惕。好几次我从组装车间经过，都禁不住绷紧神经，集中注意力，小心翼翼地走过，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被那一条条生产流水线、冰冷生硬的机器吞噬。我对这个场景记忆犹新，因为二月十五早上上班，我拖着叉车去拉货，就听到了组装厂的员工私底下在讨论昨晚发生的事：有人跳楼了。

“呵呵，”她尴尬地笑着，问我，“你姓石？”

这个场景一再从我脑海深处浮现，每次回想起来都让我感慨万千。当时的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将我从一个可怕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不知道继续呆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但是那些生硬的厂房、机器、生产线、气味，拥挤的人群，千篇一律的制服，麻木的面孔，燥热的空气……想起来都让我心脏紧缩，长吸一口气，仿佛有一个幽灵在我后背脖子上吹一口冷风。我知道这个幽灵依然存在那里，它依然在寻觅那些软弱或者被折磨得麻木的人，但我不会，我是从那条坎坷颠簸的路上走过来的。那条路虽然艰辛，但也是对我的一种磨练，一次检验，它甚至没有亏待我，给我一次感情的洗礼，使我更加成熟。我不会去刻意回避它，相反我会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去回忆，我也愿意向你诉说那段时间我的经历、变化和身边的人物百态。罗素说，参差百态是幸福的源泉。同时它也是痛苦的源泉，而归根到底，是生活的本源。

领队带着我们进入宿舍区，八人间，上下铺，能洗澡，还有独立卫生间，和一个阳台。我跟刘军分到一个宿舍，我睡上铺刘军睡在我下铺，其他几个人也都是新来的。因为都是年轻人，相互介绍了一下，就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有一个叫张亮的工友，居然信基督教，和我睡在一边，头对头。我看着他把一本圣经放在铺好的床头，还拿出一个十字架挂在撑蚊帐的横杆上，就在我们头对头中间。他问我们有没有弟兄，刘军哈哈大笑说都是兄弟。

我问过张亮，就是同一个宿舍信奉基督的那位工友，我问他自杀是不是一种罪过。他告诉我，基督教是不允许自杀的，人是上帝造的，他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是不能随意抛弃的。他还惋惜地说，如果那些跳楼的员工信了耶稣就不会自杀，然后问我要不要信。虽然我相信人是有罪过的，比如贪婪、嫉妒、淫欲等等都是罪恶，但是从小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对他持有怀疑态度。为什么我们只有信他才会被拯救，难道不信的人就活该受惩罚，被折磨？那些站在高楼之上绝望的人，上帝为什么不给他们看到曙光，而任由他们跳下去？张亮说，这是撒旦在作祟，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被魅惑。张亮也承认，即使相信基督的人也可能被引入歧途，因为撒旦本来也是上帝的天使。那么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区别，我质疑道，我更宁愿相信，宗教只是为了树立一种道德规范。张亮说，基督是超越道德和法律的。

孙倩告诉我她男朋友叫刘军，我大脑没经过思考就问她王力是谁，她说那是他前男友。两人沉默了一会，孙倩突然说“王力死了”。她接着说，有一天晚上下班路上，王力被一伙人抢劫，可是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加上他自己脾气火爆，双方拉扯起来。那帮劫匪恼羞成怒，把他痛打一顿，扔在路边，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还是不治身亡，而凶手到现在还没有被抓到。这是我来深圳听到的第一个悲伤的故事，顿时让我心有戚戚焉。这种事还在继续，如果它发生在我身上也不用大惊小怪。我们再次沉默了很久，后来她去上晚班，我也回到了小旅馆。

这里是一片军事化管理的厂区，外面的人如果没有厂牌根本是不可能进去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戴着厂牌，拿着电棍的保安站岗。而这些保安都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势利之人，厂牌没戴好会训斥你一番，带着包的避免不了被翻个底朝天，也不是怕你把公司机密和专利带出去，他们对于公司高管是断然不敢搜包和吆喝的。进入厂区，就是一栋栋白色幕墙的大型、现代化、方方正正的厂房，就像一个个矩形的集装箱，据说这还是董事长从西方请来的建筑师设计的，美名其曰现代化工业艺术造型。每栋厂房下都堆积着成排的集装箱，叉车游刃有余地穿行、运输。穿着白色或红色工服的工人在指挥清点着，一派忙碌的景象。

孙倩自杀是F公司半年内的第九跳，她留下的遗书是将20万赔偿金分一半给刘军家。个中原因我已经了然于心，但她选择的自杀方式还是让我心有余悸。各种迹象显示，跳楼前，她已经将左手动脉割断。据说她是半夜从宿舍走出去的，鲜血顺着宿舍延伸至走廊，五层楼梯，直到楼顶，很显然，她还在楼顶上想了很长时间，地上的一大摊鲜血就是证据，或许只有我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吧。

E栋楼里，有三个分厂：成型厂生产手机壳；烤漆厂喷涂油漆，手机壳的外装颜色就在这里决定；组装厂进行组装，打包出厂。环境最为恶劣的就是成型厂和烤漆厂，因为成型要融化塑胶粒，会散发各种化学物质，整个成型车间就是笼罩在这种气味中，使人昏昏欲睡；而烤漆厂的喷涂室里，虽然有水幕过滤装置，但调试的作业员还是置身漆雾中，他们为了方便，甚至不戴口罩，而按照正规操作，是需要戴防毒面罩的。

一直晃悠到了下午五点多，她请我吃拉面，告诉我她男朋友也要来找工作。她说我可以跟他一块去，因为她男朋友以前就在F公司干过，现在回来重新应聘，能够帮我通过简单的面试。最后她说，不要忘了说是E栋组装厂的孙倩介绍来的，因为每介绍一个人，公司会给她发50块钱奖金。而如果通过外面的中介机构，我至少要交200块钱的手续费。

我钻进了一家路边的网吧，坐在门口吧台处的一台电脑前。登上QQ，打开网页，随便看了看，然后进农场偷菜、牧场偷牛。这时收到一条短信，掏出一看，是“深圳移动欢迎您”。看完以后我犯了一个错误，把手机放在了电脑边上。正当我玩着游戏，聚精会神时，突然一只手直接伸到电脑桌上，拿着手机就往外跑。我大叫一声，“小偷，别跑！”起身就去追赶，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一溜烟地钻进迷宫似的居民楼过道里，气得我直捶首顿足。从没有见过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这就是南方，这就是深圳？简直让我失望至极。

那年，我在深圳打工，第一次看到台风。当时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集体宿舍的阳台上。外面已经起风了，天上黑云滚滚，流动得特别快，这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快的风云变幻。然后开始下雨，雨势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况且在工厂里，就像是一个围城里，也不可能形成摧枯拉朽式的破坏，但是天地间顿时凉快了。我背靠着椅子，脚跷在栏杆上，风吹着我，细小的雨珠溅在皮肤上，一扫我上夜班的疲倦和颓废。心情也凉快了很多，我成了一个悠哉的看云听风者，枯燥的工作、寡淡无味的生活也都与我没有关系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云从我眼前快速吹走，童年也一帧一帧地飘走，熟悉的面孔也一副一副翻过去，淤积在内心的困惑和抱怨也随之散去。我成了一个御风而行的人，似乎行走在空中，轻盈赤裸，无所畏惧。就在这一刻，我得到了内心的启示，它通过这个迹象向我显现。这是我在深圳的唯一收获，我看见我想看到的，也得到了我想要的，我就要离开深圳了。

她带我到一个手机专卖店，里面全是山寨手机，她帮我挑选一个个手机，拿在手上，先是把外观看了一遍，还拆开后盖，卸下电池，仔细察看，然后试着手机里的应用和功能。拿起一款超大屏幕、镀着银漆的手机，问老板多少钱，一直从500讲到了300，伶牙俐齿让我目瞪口呆。而且她还口吐许多专业术语，什么烤漆、电镀……直把老板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叹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做手机的，想挣你们的钱真不容易。”最后我付钱，拿走了那款手机。

唱歌的时候，我拿着麦深情地演绎着《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后来我发现孙倩和刘军在小声地争吵着，“我不想做手术，我要把孩子生下来”“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回家领证”“我们都没钱，怎么养活孩子”“给你妈带”“她不会同意我们结婚的”……依稀能听出来他们在谈论什么，越来越觉得气氛不对，我问他们要不要唱，刘军有口无心地唱了几个，交给孙倩，孙倩闷闷不乐，没有好脸色。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很尴尬，到了十一点，我提议回厂区。刘军和孙倩让我一个人先回去，他们要商量点事。

“你先看吧，我一会再买。”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乌云在眼前快速飘过，雨水飘洒在厂区里，清洗着这座围城。台风带走了深圳的炙热，整个关外也湿润了下来。它还带走了很多人的足迹，生命的精灵，污秽和沉重都带走了。然而纯真，就像雨过天晴后的彩虹，短暂易逝。

破罐，诗人。微博ID：@破罐polo

即使宿舍楼下被清洗干净，我还是能看见那红色液体曾经存在的痕迹，睡梦里我甚至看见孙倩一身鲜血，两眼圆睁躺在地上，汗水浸透了我的背心。

“没有，你要买吗？”我问她。

因为我不是组装厂的员工，所以进入车间后，里面线长、组长也懒得管我。那天，我又去了组装车间，晃悠到苹果生产线上，看到流水线的最后处摆放着许多托盘产品，右边的是检测过的，左边还有很多没有检测完。我看见质检人员不在，就蹭过去。检测好的产品每盘8个，每一摞5盘，40个要装一箱。我怕被巡查的人看见，就从5张托盘的中间一个托盘，拿出一部检测好的手机。正当我研究着手机功能时，质检人员站在我身边大声呵斥：“放下来！”吓得我差点没拿住手机，赶紧将它放在一边，赔着笑脸说：“就看看，用得着这么大声吗？”然后灰溜溜地跑了。

当我醒来，田慧已经不在了。我拨打她的手机，提示对方关机。周日一整天，我呆在书店，也没有等到她。而周一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个悲剧，第五跳。这次事件把之前公司的努力都付诸流水：一个台湾籍员工强奸女工不遂，对方不堪凌辱跳楼身亡。所有的员工都知道，台湾人在公司的地位，毕竟这是一家台资企业。高层主管基本上都是台湾人，大陆干部顶多混到中层，陆干必定要受台干掣肘。久而久之，公司里就产生了众多拍马屁的员工，不止拍台湾人的马屁，还拍高你级别的员工马屁。E栋厂长从前就是物流出身，谁也不怀疑他的马屁功夫，要不然也混不到厂长。据说这次事件的当事台湾人，就是C栋厂长，底下溜须拍马之辈经常带他出入各大酒吧歌厅，吃喝嫖赌样样干。周日晚上，这个道貌岸然的无耻之徒一身酒气去厂区巡查，色胆包天，意欲对一个女工不轨，终于造成悲剧。赔偿金已经涨到20万了。每一次跳楼事件发生后，都会有很多版本的传言，有人说这次是陆干陷害台干，利用机会排除障碍。

“你要买这本书吗？”我正看得入迷，只听见一个女人问道。

“我也去深圳，你在哪上班？”

张亮给我讲他信基督的故事：高三快要高考时，他突然生病了。开始只是小感冒，流鼻涕，后来一直咳嗽，每一下咳嗽，内脏就会撕心裂肺地痛。检查出来是肺炎，一直诊不好，最终医生也无可奈何。他本来被高三的压力折磨得快要发疯，居然希望能一直躺在医院，逃避高考。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渐渐地被发热、咳嗽侵袭得失去了意识，整天胡言乱语。这时他奶奶来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守在他的床前，为他祷告、读经。他犹如一个在沙漠中快要渴死的旅人，突然发现了一眼甘泉，一道曙光，捧起泉眼里的水，甘甜得沁人心脾，一口又一口……是奶奶的祷告让他重新发现了生的希望，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念。即使后来高考失利，他也没有咒怨，依然奉耶稣为他唯一的主宰。

“F公司年后要招好多人，我就在里面上班，可以介绍你进去呀。按时发工资，包吃包住。”

自从刘军走了，我也是萎靡不振。以前我们俩常常一起推着叉车送货，我话少，他话多，是他教会我了很多东西。单调的工作间隙，他常给我讲一些奇闻怪事，偶尔还讲一个黄色笑话。现在，我一个人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拖着叉车，奔波在各个车间，希望通过忙碌的工作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部排出。也考虑过离开这里，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哪里不都是一样吗，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工厂。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学历，又没有技术的农民工，生存更加艰难。直到孙倩的自杀才彻底使我下定决心离开F公司，离开深圳，广东。

没有爱情的生活需要工作来打发时间，每天我和刘军推着叉车，从成型厂到烤漆厂，到组装厂，或者偷懒到楼外抽根烟。不忙的时候就找个隐蔽的角落玩手机，中午还能躲在货物堆里睡觉。有时候实在苦闷，就去组装厂车间找女工聊天，其实大多数人都比较苦闷，聊天能放松一下心情。一直在流水线边工作的员工，其实边做边说话更有效率，一个人不说话时间过得更慢，更让人发疯。谁都不愿意面对着死气沉沉的机器一个又一个小时，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轻、内心充满躁动的90后。这些刚从高中或中专出来的年轻人，如何受得了做一个螺丝钉的寂寞，何况，这颗螺丝钉还是随时可以换掉的。

（本文为作者根据自己真实经历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盯着我，愣了一下，空气似乎凝滞了。过了几秒钟她才说：“可以啊，你记着我的电话号码吧，136 xxxx xxxx，田慧。”

当我走进厂区，已经十二点了，正是晚班吃饭的时候。汹涌的人群从各栋厂房涌出，奔向就近的食堂。我在人群逆流中，难以阻挡随波逐流的力量，这是我在深圳最为深刻的一点体会。在内地在北方，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匆忙，每天上班，你基本上是被奔波的人流赶着往前走，很多人都是一手拿着早点，边吃边走，绷着神经，不敢松懈。难怪有数据统计，这里的人均寿命要比内地少十年，在这里，心脏都要有异于常人的抗压能力。

“是石上流。”我纠正道。

“你QQ号是多少？有空一块玩。”她缠着我不放，问道。

三月十号发工资，我拿到了在F公司的第一笔工资，1980块钱。一下班，就去银行自助取款机取钱，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等了半个小时才轮到我。有的人急着给家里寄钱，有的是月光族等着花钱，还有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刷卡族。我就听到一个哥们说，他刷信用卡三个月没还，银行打电话给他父母。为了感谢孙倩和刘军对我的照顾，当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然后去KTV唱歌。

如此干净简单的诗句一下子就让我如沐春风，吹走一天的疲惫。又读了几首，但都不如这首好，粗略翻了一遍放下。又拿起书架上的一本《拜伦雪莱济慈抒情诗精选选》，葱绿色的封面，犹如一片绿洲映入眼帘，一片绿叶唤醒另一片树叶。翻开一看，是中英文对照的，很多单词、语法都不懂，只能怪自己当初没学好英语。我看到雪莱的《西风颂》，里面有那句传诵至今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南方的春天早就来了，四月就有二十多度的高温，而且还不用担心倒春寒。南方的乞丐都比北方的要幸福，如果在海南，根本不用担心冻死。心里暗想，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天涯海角。

我和刘军被领队带着去宿舍区，我还沉浸在新鲜劲中，刘军以老员工的资历向我讲解着里面的门门道道。开着高尔夫球场专用车的是巡逻的保安，也有巡视的高层，一般员工也是不能乘坐的，除非你有特殊开备的证明。刘军说他认识一个开车的工友，有机会可以带我坐一坐。当我四处观望，对未来充满期待之时，刘军突然把我往前面一拽，一辆载着两节半人高箱子的叉车从我身旁猛然驶过，顿时吓得我心脏乱跳。刘军破口大骂：“屌人，开车不长眼，老子去投诉你！”而开叉车的员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理都懒得理，纯熟地卸下货，把车开走了。

我甚至为自己开脱，我没有放回去的只有一个，而丢失的是两个。我把它放在一边，可能是左边，也可能是右边，况且它不在托盘里，质检人员也应该把它放回去。至于装箱之前，更有复查这一道工序，而且在生产线上只是初检，入库之前还有二检，二检不合格的返工重检。我设想一个个天衣无缝的细节安慰自己，但内心一直无法释怀，而且这个痛苦的回忆也不可能被抹去。开始的几天，让我辗转反侧，我把内心的纠结讲给张亮听，他让我忏悔。我说不能确定是我的过失导致他人自杀，他又让我请求上帝的原谅，以期得到内心的解脱。虽然得到了些许平静，但我再也不敢踏入组装车间了，每次要去那里收货，就推辞让刘军去。

“看完了吗？”她说。

我对他说，有一种解释和你的经历非常契合，精神科的医生认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就像是患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最终就是死亡。张亮寻到了耶稣，就是找到了他的再生良药。又比如，为情所困的人，陷入一种病态，他们自己没办法解脱，亲人朋友医生无法成全和开导，却还要去指责他们不负责任。再比如欠债的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就如同身患大疾的人无钱治病，亲人朋友不借钱，医院不通融，见死不救，最后必然酿成悲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呼唤人心温暖、社会关爱。F公司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四连跳之后，工会成立了心理咨询小组，爱心专线，各个部门组织聚餐、唱歌、郊游，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员工们的心理压力和恐惧。

而在F公司，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里，生产线的麻木无情，人群之间的冷漠，根本不需要人性化管理；少得可怜的工资更导致普工们自愿、主动加班。虽然有各种缺点，但F公司作为世界500强，工资按时发放，加班工资1.5倍，节假日2-3倍，医疗养老工伤保险都算得清清楚楚。虽说工人们怨声载道，但在打工者遍布的深圳，甚至广东，声望还是要好于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小公司，家庭作坊。像刘军，以前在这里打了两年工，后来又去东莞、珠三角，发现还是F公司好，不会拖欠工资，包吃包住，每个月挣的钱除了自己花销，还能寄点回家。

“还没有工作，过去找。”

组装厂是做手机装配的，五月份的时候接到了苹果的订单，而最新的iphone手机就是从这里组装，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虽然我买不起那么高档的手机，但我看到了它们的组装过程，还能偷偷地摸摸试玩一会。俗语说得好，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呵呵。我有空就跑到组装厂去溜达，看他们组装苹果手机，里面的员工都穿着无尘服，戴着口罩和指套，防止产生静电、手印。有些女工还拿着手机自拍，后来流传到英国的一部手机里就发现了F公司员工的自拍照，网络上称之为“iPhone girl”。

我看着她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内心仿佛一点点被抽空。我鼓起勇气，跟上去，问她：“以后能借给我看看吗？”

（完）

下午，我们就被分到了E栋手机制造处，刘军拉我去了物流组。组长跟我们讲了一下分工，主要就是将生产线上检验合格、打包好的产品用手推叉车运到物流仓库。组长对我们说，不要小瞧物流这一行，里面有很多学问，E栋厂长以前就是干物流的，一步一步往上爬，九年升到副厂长，至今无人能及。刘军是厂里的老油条，他不信这一套，因为那时是公司创业之初，而现在，公司庞大，体系臃肿，到处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人。他教我如何打混（就是偷懒），公司向来就是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机器人用，能在这里长久呆下去的都是会打混的人。

在深圳，在关外，我时常有人如虫蚁的感概，更多的人只会关注这个事件，而不是事件受害者，很快他们就会被忘记，只有在家人朋友的内心留下伤痕。我打听到消息，排除了是田慧的可能，但我又怀疑“田慧”只是个假名。整整一周，我都没有再见到她，她的手机号码也终于停机了。这让我异常沮丧，在偌大的厂区，十几万人口中难道我就这样把她丢了？走到拥挤的上下班员工中，千篇一律的工服，我希望再次看到她，可是没有，再也没有，她仿佛真的如一朵白云飘走了，一场白雪融化了。

“不买，我看看。”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两个在同一天晚上跳楼自杀的员工并不是在同一栋楼上，调查显示他们之间也是毫无关系。但这次自杀事件很显然不能瞒天过海，况且在这么多人的一个厂区，外界很快就知道了事件的细节。一个是因为赌博，欠债累累，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能弥补天大的漏洞，不堪压力选择一死了之；另一个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毅然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前已经讲过，以前自杀的员工都能获得10万元的经济补偿，以此换取他们家人的沉默，这位员工的遗书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深圳的基本工资是960元，而底层员工，通过超负荷的加班，每个月最多也只能拿到2000元。所以他选择自杀，通过死给家里留下5年甚至更久才能得到的巨款。这一恶果可能导致更多员工效仿，最后，公司经过曲折强大的公关，才将事件在一个星期内压了下去。二十万左右的员工，依然忙忙碌碌地工作着，生活着，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赶向前……

“哦，谢谢你！”她接过我递过去的书，转身去结账，准备离开。

“我加你了，你确认一下。”

我并没有放弃寻找刘军，心里暗暗为他们祈祷，希望跳楼的两个人不是他们。我想到去物料仓看看，翻上一个个物料箱，大多都是昨晚堆好的，等待白班出厂。当我搬开在仓库角落的一堆货物时，终于发现了刘军，他正在里面睡得死气沉沉。我赶紧摇醒他，问他孙倩在哪。刘军睡眼惺忪地说，在宿舍吧。我告诉他昨晚又有人跳楼了，他一下子跳起来，赶紧给孙倩打电话，这回她接了，已经上班了，在厂房里，我们俩顿时大松一口气。

过一会儿她才回复，显然在线隐身。她问我在哪，我告诉她在F公司北门。她说她也在，让我到华城超市门口等她。我出了网吧找到超市，站在门口处等她，东张西望，终于盼到她出现。她还是那身打扮，但看起来已不是从前那般庸俗，让我觉得异常亲切温暖。我为自己之前对她的怀疑感到愧疚，相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而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黑暗，虽然我刚刚经历了一次堂而皇之的抢劫。

打听到F公司在华龙镇，我坐上了302公交车直达公司北门。找了一间便宜的旅馆，先安顿下来，然后去了网吧。虽然在这个陌生而真实的地方，没有一个朋友，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狐朋狗友一大堆。尽管他们并不关心我现在身在何处，生活得怎么样。周围的网吧都开在一家一户的楼房里，因为打工的人太多，生意好得不行。据说F公司在华龙的厂区就有二十万人了，你可以想象，多少年轻人需要解决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附近的居民就利用这个优势，开网吧、租房子，而他们自己坐在家里打着麻将就可以收租金、赚钱、生活。我行走在这嘈杂的特区小镇里，发廊、小餐馆、游戏厅……到处都在吆喝，放着震天的音响，散发着金钱、淫荡、世俗的气息。

“兄弟，你到哪？”

“深圳。”

“我自己去找，在那边有熟人。”我怀疑她是传销骗子，就没有答应她。我在深圳并没有熟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我抬起头，一个穿红色制服的女工正看着我，扎着马尾辫，皮肤比一般女工要白，身材高挑苗条。我承认当时一下子被她吸引了，心跳在加速，那恬静端庄使我感到窒息。她的气质让我有些自卑，我肯定她不是一般的女工，可能是女工程师或者办公室人员。她的年龄看起来也要比我大，有一种成熟的韵味和高傲，如那首诗里“夜夜的月圆”。

直到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照样从书店出来，出去吃饭。往回走的时候，我牵着她的手，她突然站住，面对面地看着我，就那样亲了我的嘴唇……我顿时懵住了，不知所措，她突然问我，想不想去开房。我发誓，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这个想法，能牵着她的手我就感到莫大的幸福，而今晚的这个吻，就可以让我回味好些天。她又说，想我抱着她睡觉。我被她拉着，往那条有很多旅馆的街上走，脑子完全空白。

我也用手机登上去，通过确认，看到她叫“轻舞飞扬”，忍不住笑了，我看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但我并不想和她做更多的交流，我将一个人奔向未知的南方，最终将淹没在庞大的打工人群中，于是闭上眼睛装睡。到了半夜，她歪倒在我肩上睡着了，我没有去叫醒她。

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下班后，我走进这家书店，浏览着摆在书架上的书籍。“好书推介”的书摊上摆着公司总裁的自传，以及各种管理书籍《思考的技术》、《执行力》、《西格玛管理法》等等。每个角落都站着人，我来到一处人少的书架前，是散文诗歌区，拿下一本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翻看着：

灰头丧气地回到网吧，木然地坐在电脑前，有点不知所措。所有亲戚朋友的手机号码全部丢失，只记得家里的座机号码。这时，我想起在火车上认识的女孩子，她的号码很显然也丢了，但我还有她的QQ号。我试着给她发一条信息，告诉她：“我手机被人抢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还没有进入她的身体就射了出来，垂头丧气地躺在她身边。她跟我谈起了徐志摩和海子，谈了诗人的爱情，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而她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不久她翻身坐在我身上，我终于进入了她，感受着她的炙热和扭动。我没有看到血，她不是一个处女，我也不再是一个处男。我在她的颠簸和呻吟中达到了高潮，仿佛完成了一件宗教仪式——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她趴在我身上，开始低声抽泣，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如何安慰，只是紧紧地搂着她，一直到后来睡着了。

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了，刘军还没有回来，终于从他老家传来消息：上吊自杀。这简直不敢让我相信，到处都笼罩着死亡的气息。我找到孙倩，她的眼睛都哭肿了，情绪也快要崩溃。每天下班，我陪她去吃饭，到公园里坐坐，她都是一言不发。直到第五天，她才向我道出刘军自杀的隐情。原来他们已经商量要结婚，刘军这次回老家就是要和家里人商量婚礼的事情，但他家里人死活不同意。去年过年，孙倩就去了他老家，可是刘军父母对她印象不好，说她手上有刺青，又不是一个省份的，两家离得太远。刘军固执己见，情急之下还把孙倩流产的事情说了出来，这样他家里人更加不同意，怕她以后不能生孩子。就是这一点，让孙倩很自卑，伤心，痛恨。

“石下流，是你吗？”她用手机登录QQ，查找到我。

刘军告诉我，去年一个叉车卸货时，因为前面货箱太高，疏忽的司机竟然将一个年轻的员工给活活挤死了。死亡员工的家属来公司闹事，当事员工、组长、课长全部被开除，副总记一大过，取消当年年终奖和绩效奖。最终处理结果是，赔偿20万，公司在出事地点祭魂，在出事地点搭了一个台子，白布遮顶，四个立柱也挂满白纱布，台子中间摆着火盆，一连烧了三天纸钱，最后才息事宁人。公司也从中吸取教训，开叉车的员工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取得内部驾驶执照才能上车操作。对于刚才的惊险，如果刘军带我去投诉，那个傲慢的员工是再也不能去开叉车了，而且很有可能被开除，失掉工作。

正如刘军所言，干物流还算比较轻松，不像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天下来，全身酸软。不过流水线上的员工告诉我，他们早就习惯了，也没有那么“腰酸背痛腿抽筋”。我摇摇头，还是挺同情他们的，打死我也不去流水线当一个麻木的机器人。而我们可以在运货途中偷懒，不会有人监视你。有时候出去拉货，碰到一个下坡路，我们就踩在叉车上呼啸而过，就像踩着滑板，倍儿拉风。不忙的当儿我们还可以躲进成堆的货物中间睡觉，有的物流甚至把货物箱堆成一个围城，躲在里面抽烟打牌。当然，都是一些资深的老油条。

当然，拥有二十万员工的F公司也容易吸引外界的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来各种猜测、质疑和诘问。于是危机处理团队应运而生，新闻发言人，法律援助，政府公关……它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F公司总裁有句名言，独裁造就效率。他的军事化管理手段也必然导致内部的各种矛盾，而底层的员工就是被压榨的羔羊，大多数都是沉默的羔羊。

三连跳之后的三月底，发生了第四跳，是成型厂一个精神错乱的女工。我体验过成型厂的恶劣环境，有人自杀也不是奇怪的事。医学上已经证明塑胶化纤会挥发有毒物质，比如一个矿泉水瓶不能长久使用，新装修的房子不能马上住人。手机部件都是塑胶粒融化后经过模具成型的，塑胶粒首先要在烘干器里进行几个小时的烘干，被吸入机台后，又要经过高温融化。虽然有中央空调，但整个成型厂还是充满了未知的化学气体，就像一个毒气室，谁都知道这会在生理上的造成各种损伤。至于精神上的压抑、错乱也是无需置疑的，成型机台和机器人抓手驱使着工人也像机器人一样，保持同步工作。

田慧在工厂已经干了两年，所以她至少比我大三岁。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我相信自己喜欢上她了。我一再幻想在书店见到她的场景，并为此创造机会，我把微薄的工资拿来请她喝茶、吃饭，我希望呆在她身边久一点，呼吸她的气息，感受她的温度。我想介绍她认识刘军和孙倩，但她从来不想见。她和我谈论书中的诗句和哲言，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只有语文成绩值得骄傲，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话题。后来我告诉她，她像白云，又像白雪，而我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爱上了这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斗胆牵了她的手，搂着她的腰，但没有敢亲她。

我记下了她的号码，又给她打过去。她对我说：“我经常来这里，看到我可以和我打声招呼。”我点头说“好”。

那次短暂的见面之后，每天下班我就去学而优书店，希望还能看到她的身影。过了两周，我才再次见到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请她喝奶茶，她也答应了，让我非常激动。正如我之前想过的，她不是一个底层的打工仔，而是一个大专毕业生，一个质检工程师。F公司按照严格的等级将员工划分成18个级别，3个员级，15个师级，总裁是师15，本科生进来就是师2，专科生师1，普工没有级别。像我这样刚进来的就是普工，干几年才会升为员级，田慧，师1，差了四个级别，但她并没有看不起我的表现，或许是比我大、成熟的缘故。

年后初八，我坐上拥挤的春运火车去深圳打工。和我一起挤在吸烟区的是另外一些民工，我庆幸自己找到一个能放下屁股的角落，很多站在过道上的人根本没办法转动身子。虽然坐久了难受，但我还是建议坐下了就不要站起来，因为当你站起来，另外一个屁股就会占据你的位置，你就再也没法坐下去，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的行程会让你抓狂。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打扮非主流的女孩子，一头飞蓬，牛仔裤裤腰低到能看见股沟。上身是敞口毛衫，露出半个丰满的奶子，嘴里嚼着口香糖，不停地找我说话，一句一个“山炮”（我差不多理解为“傻逼”），有口无心地应付着。注意到她右手虎口处用蓝色墨水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王力”，让我觉得格外庸俗。

刘军和孙倩是我来深圳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刚到深圳就是孙倩帮助了我，工作上也是刘军带着我学会使用叉车，登记物料，识别各种产品，仓库管理等等事务。没有他们，我在深圳将是无依无靠，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流落街头，他们也把我当做真正的朋友，但昨晚的事，他们不和我说，我真的很生气，很痛心。

六月底，孙倩宿舍的张丽跳楼自杀了。那时刘军刚请假回老家河南，我看到孙倩精神恍惚，曾经活泼好动的女孩子变得不爱说话，而我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其他原因。张丽就是从她们宿舍的窗户跳下去的，当天她们宿舍的姐妹就要求调换房间。公司没办法，只得把那间宿舍暂时封闭了，把另外七个女生分配到别的宿舍。我找孙倩出来打台球，想让她放松，不要过于放在心上，毕竟不是她的责任。自杀事件已经让很多员工都麻木了，他们每天都开玩笑问，“昨天晚上有没有人跳楼？”我担心死亡的触角染指孙倩，希望刘军早点回来，多陪陪她。

前一天就是情人节，当天晚班，组装厂的一个女工爬上了E栋和F栋两栋楼之间的天桥，虽然只有四层楼高，但她还是当场就死亡了。而死亡原因显而易见，为情所困。男方也是组装厂的一个员工，当天晚上就被喊去协查，据说只不过是因为他忘了给女朋友买礼物。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中国上演，在深圳上演，马上就会成为过眼云烟，被人们忘却，而后又接着发生。男工后来被辞退，女方家人来收尸，带走了10万赔偿金，事情也不了了之。这是公司向来的应对手段，金钱换来沉默。整个中国，煤矿、大火、交通事故……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