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为了缓解对女主角费尔明娜的思念，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就揽到了这份美差，免费替别人写情书，“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那个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来自一个羞怯的小姑娘，她颤抖着请求他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情书写回信。弗洛伦蒂诺一眼就认出那封信正是自己昨天写的。于是，他揣摩着姑娘的特点，回了一封风格迥然相异的信，两天后又不得不再为那情郎代笔……
不过，要论对书信的执迷程度——就我目之所及——似乎没有比马尔克斯更疯狂的作家了。他的小说里，常常会有一个人给另一个一连写上几千封、最后对方终于扛着这些信上门的壮观场面。第一次读到
《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被其中一个细节弄得神思恍惚：“那是一个有许多拱门的长廊……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袖套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写就各种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段的情书。”真难以相信，我儿时的梦幻职业，不就是“代笔人门廊”里的这份营生吗？当然，如果可以挑，我会申请去那个专攻“各年龄段情书”的部门。
究其原因，书信体小说在字里行间插满无数个“你”，过去时一举变成了现在时，作者就像黑暗剧场里的引座员，召唤读者悄悄入座，让他们自以为窥视到了人物之间的秘密。每一个写信的角色都会说一半藏一半，都会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于是悬念有了，迷局有了，读者参与破案的热情也呼之欲出。尽管后来书信体小说日渐衰微，书信本身却留在了各种小说里，常常充当推动小说关键情节的动力。看过《苔丝》的人不会忘记那封没有被安吉尔及时看到的忏悔信，它改变了苔丝婚姻的走向，也埋下了她最后上绞架的伏笔。前两天随手翻翻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差点笑出声来。男主角法布里斯在逃亡路上广受少女青睐，靠着她们频频出手相救才脱离险境。尽管后面随时有追兵，他却总是匀得出时间给每人写上一封感谢信，“表达对她们的感情”，而且，“信是含泪写成的。”
总而言之，有真实载体的信，好歹让分手多了几具可以凭吊的尸骸。你可以撕，听心脏也跟着一并撕裂的声响；你也可以烧，以后在记忆的显示屏上，你会将火苗的颜色PS出彩虹的细腻层次。相比之下，如今的分手剧情倒是环保了不少：你发呆，试图找一点证明那些昏了头的情话曾经被倾诉过的证据，于是你打开电子邮箱和手机，你在一堆电商广告里找到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你检索，才发现丢了大半——无数次因为程序打开太慢，你批量删除过，清空过，格式化过。你不死心，给那个人发短信：“最后一个问题。”TA在一秒钟之内就回答你：“爱过”。于是你哑然失笑。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你已经瓦解了一个老套罗曼司的诗意框架，将它浓缩成了微博段子。
误闯时间窗口的人只能故作镇定，先套一个“我小时候”的万能句型压住阵脚，随即茫然四顾，找点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具，才能把挖下的坑慢慢填上。比方说，写
《听着听着就老了》的动机来自两抽屉旧盒带，其实它们上面还有一个抽屉装得更满。全是信，纸信。
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中。”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这句话。它既狂欢又忧伤，或许，正道出了所有书信和小说的实质。
信这种东西，不管如今有多少既逼真又便捷的电子变体（电邮，短信，微信），我都认定，惟有白纸黑字套信封盖邮戳的那种，才真正符合“信”的题中之义。儿时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本区另一所小学，那女孩只是在区三好学生夏令营上跟我有过半天的交情。实际上，照面才十分钟我们就互相交换了地址，宣告从此以后成为“永远的”笔友。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聊天的中心思想就成了对即将收到的信的憧憬。交换邮票，花色信笺，务必在信封里夹一张叶脉书签……它们在想象中的样子甚至更激动人心，更像是为一场成人礼悄悄燃放的烟花。
当然，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改变不了“写着写着就散了”的宿命。那一堆过时的纸信，也许压在抽屉的最底层，不晓得会在你哪次翻箱倒柜时，突然冒出来硌你一下。或者更激烈一些，像
《围城》里的方鸿渐和唐晓芙，吩咐黄包车夫将对方的旧信原样送回，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情节：“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愿意打开，似乎匣子不打开，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他断了。这样痴坐了不多久——也许只是几秒种——开了匣盖，看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纸衬补的，想得出他急于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补好。”
是的，记忆就是这么吊诡的事：在磁盘里留下多少备份，也不及这漫长而难熬的“煎蛋”的过程，更可能留下些许印痕。好比《唐顿庄园》里的安娜与贝茨，当那些被监狱看守扣押数月的两地书终于抵达，演员抱起厚厚一叠信封，情绪和动作自然而然地就调动到泪如雨下、双手打颤的地步——很难想象如果道具换成一台电脑，他们是否还能演出这样的效果。
事实上，大部分小说家都跟法布里斯一样，对写信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常常将一部小说（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写成一封隐秘的书信，然后在生活中将一封信写得像小说那样亦真亦假——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乔伊斯怎么给他的老婆诺拉写情书。在这一系列里，大概最短的“小说”是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写给自己的一张无比凄凉的明信片（1937）：“亲爱的斯科特：你好吗？一直想来看你。我现在住在‘真主的花园’饭店。你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明信片的妙处是信中的内容以裸体示人，在邮局兜兜转转的这一圈，便构成了这“小说”的公开发表之路。
这段友谊——像绝大多数友谊一样——当然没能“永远”。来回两封信，我们便失去了联络，我连她的名字都没能记住。但我记得邮递员第一次在楼下喊我的名字时我为之骤然加速的心跳，也记得终于有机会在信纸上写下第一行字时那莫名其妙的骄傲。直到大学宿舍里，每回被刚从传达室那里抱来一大摞信的同学叫到自己的名字，仍然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如果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接过一封笔迹可疑的信（信封上也许还傻乎乎地画着一颗心）——你越是佯装矜持，那份掩饰不住的得意就越是激起旁人的羡慕嫉妒恨。
说到诗意与书信的瓜葛，我们在小学里就背得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设若在后面接上翟永明那首著名的《在古代》，在意境上居然没有多少违和感，反而像是隔着长长的时光隧道，彼此凝视，互相注解：“在古代/我只能这样/给你写信/并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会在哪里见面/现在/我往你的邮箱/灌满了群星/它们都是五笔字形/它们站起来/为你奔跑/它们停泊在天上的某处/我并不关心。”至于虚构界，至少在欧洲，书信体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十七、十八世纪）都是最时髦的畅销书样式——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新爱洛伊斯》再到《危险的关系》，莫不如此。另一部常常被奉为书信体高峰的杰作——《克拉丽莎》，尽管篇幅长得至今都没人敢出中译本，却时不时地跟
《傲慢与偏见》或者《哈利·波特》一起，跻身于各类“最受英国人欢迎的小说”总榜单。
为《一个》写字，眼前先浮出一排在大大小小的屏幕前做梦的孩子——认真算算，其中最小的那几个，比我那快要上中学的女儿大不了几岁。如是落差，仿佛可以倚老卖老，实则触目惊心。英文里有个学术词儿可以借来形容这种恐慌：anachronism，年代误植。
电子化的书信是终结这些乐趣的冷面杀手。那些也叫“信”的玩意无声无息地混在一堆广告里抵达你的电子邮箱，没什么废话；你淡淡地回复，鼠标一点就得到了问题圆满解决的假象。你很放心地着手解决下一件事，因为你觉得无论是来言还是去语都有了稳妥的备份，不像纸信那样，一旦郑重其事地寄出去，收寄双方的心思就跟着在钢丝上晃悠。一旦寄丢，你便无法复制粘贴当时力透纸背的心血，或者你压根就不敢问那边有没有收到，更不可能指望对方的邮箱会有任何形式的“自动回复”，只能正过来反过去地将猜疑煎成一只溏心荷包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