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作家。微博ID：@绿妖绿妖
协会到处找人捐助乳品、药品和食品，除了这些，还向病童母亲提供阻止疾病复发的方法。为了让母亲们配合后续护理，科代罗免费提供6个月的补品及药品，只需母亲承诺每月至少来协会两次。在第一次的时候，协会会询问她们：家里有自来水吗？有厕所吗？孩子有床睡吗？之后的6个月，协会跟营养专家一起，制定治疗计划，包括装屋顶、调整孩子饮食、养成喝开水习惯，为孩子弄一张床。“关键是要让母亲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
警察和医院是儿童热线绕不过去的难关。杰鲁联系了一个市政组织（高危儿童协调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他们组织一次会议，邀请警方青少年援助部门来了解儿童热线。最终，儿童热线和孟买警方建立合作关系。警方认识到，儿童热线的存在，简化了自己的工作；而经常因为孩子脏、没身份证等原因拒绝收治的医院，是下一个攻克目标。热线培训自己员工，掌握基本急救知识，送医院前，先把儿童收拾干净。同时培训法律知识：印度公立医院不能拒绝收治任何一个需要医治的人。
在一个普遍冷漠的世界，坐而论道，越来越多的话语和大面积的沉默，会让人感到无力。此种无力感唯有行动可以粉碎。
在以上两种情境中，大部分人都会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耸肩，摊手，骂政府。
印度有数百万的流浪儿童，做童工苦力，被虐待、袭击，被痢疾、黄疸病、肺结核和艾滋病侵蚀。如果你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儿童，你可以带他看病。可是数百万的儿童，你帮得过来吗？你给医院送去，医院拒绝治疗怎么办？你报警，但是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不想因为采取行动而给自己增加大量的文书工作。所以他选择了不作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显然会给我们带来大量麻烦的人时，我们通常会垂下眼，沉默地走过去。
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悲观地站在黑暗深渊之前，袖着手怒骂这个世界没救了。他们不预设立场，相信每一份力量都是有用的。比如，他们相信，公认冷漠、腐败的官僚系统，当你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的工作更省心，后者也会支持你。他们更相信人的力量，人类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而不是让自己处在制度的对立面，成为咬牙切齿的斗士。重要的是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事，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这里，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姿态与立场。并且，如果需要行动，他们会立刻撸起袖子和这个肮脏琐碎的世界周旋到底，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1996年，出身优渥家庭的杰鲁·比利莫利亚成立“1098儿童热线”。怎么帮到数百万的街头儿童？首先，联合一切能联合的资源。比如，孟买的数百个儿童服务组织分散，相互间缺乏交流。杰鲁招募学生，编了一份有一百多家孟买儿童服务组织的名单，包括24小时提供服务的收容所，可长期住宿的机构，提供法律、健康、心理、教育服务、职业培训和戒毒的组织。接着，大量的协调，一个月后，14个组织签约加盟“儿童热线”；她说服孟买和德里电信局开通一个救助孩子的免费电话，即如今的1098。为了推广1098，她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主要是流浪儿童）散发该号码。第一年，儿童热线接了6618个电话。
截至2007年5月，儿童热线覆盖印度的76个城市，被纳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有87个国家开通98条儿童热线。
薇拉说，“在一个以腐败、冷漠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系统里，公立医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向穷人开放的机构。孩子的疾病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它可能引起一个家庭的变故。只给贫穷孩子提供医院治疗但不坚持到底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新思想，卫生系统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新思想的准备，因此，公民们必须自己建立这些体系……协会正在帮助巴西人民发扬自己的公益精神，也在把上层和下层两个阶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她招募大量志愿者，后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女性；她善于网罗人才，比如发现一个来捐玩具的男子是一名心理医生时，立刻说：我们需要你！请你进屋看一看这个即将离世的孩子吧。从此，心理医生成为协会一员。
到后来，1098热线成立的顾问委员会中，有政府官员、卫生官员、铁路官员和警察。怎么做到的？当这些官员发现，儿童热线可以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时，合作就变得便利了。比如，那个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的警察，拨打1098，按照提示，把小姑娘送到一个有社会工作者和教育项目的收容所。他不会因此增添无穷无尽的麻烦，这让他做好事的成本降到最低。
看《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一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去想同一个问题的过程：他们怎么做到的？面对着数百万的街头儿童、巨大的贫民窟里缺乏营养不断生病的儿童，以及“A”等贫困生和“D”等富家孩子的升学率差不多，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是无所不在的社会问题，它们折射的是贫穷、疾病、被摧毁被忽略的人生，一个社会最残酷最令人无法直视的黑暗面。怎么入手呢？一个人微小易竭的力量，如何才能帮助到许多人？
在巴西，数千万人生活在贫民窟，没有像样的住房、干净的水和卫生条件。孩子们常常患有肺炎、肺结核、风湿热、贫血病、皮肤病，以及由被鼠尿污染的洗澡水和饮用水引发的细螺旋体病。小孩生病后被送入公立医院，治愈后回家，几周后病情重发又回到医院。许多患者的母亲是单身，住简陋的棚屋，缺乏基本的卫生、营养知识，没有条件给孩子护理或预防。她们甚至挣扎在失业后下一顿饭不知在哪里的困境，你跟她讲，要给孩子适当的营养或符合卫生条件的护理，有什么用？
自1997年起，这一模式被9家医院接受。截至2002年，协会援助了近两千个家庭的6000多名孩子，有600多名母亲完成了美甲、美发、刺绣、缝纫和计算机操作的课程。协会提供贷款，让她们购买一些开业设备，可以建立一个小的家庭作坊；成立了16个分部，开发出培训模式，以使分部的工作能标准化。接受援助后，每个孩子的平均住院费降低73%，家庭月收入从平均287元增加到419元。协会每年平均为每个家庭花费7285元，仅在第一年就为政府节约了70%的住院费。这笔钱远远超过协会的支出。而这还没有估算到每个家庭得到的职业培训、心理支持等领域的价值。
同为女性，巴西的薇拉·科代罗是一名内科医生。她发现许多贫民窟的儿童在出院几周后，因居住条件或不良生活习惯而重返医院。她想改变这一现状，面对的是大多家庭的经济困境甚至绝境。她设立“重生协会”，第一笔经费是拍卖母亲的一套刺绣床单筹到的一百美元，医疗资源是她医院的同事，办公地点，是暂时被允许在医院（一年后被赶出去，在一个露天公园的废马厩中继续办公）。
这些社会企业家，有道德激情，有改变世界的热情，有几乎永不疲倦的精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做”，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如何让找你麻烦的人——比如医院、比如警察站到自己这边，这需要大量的沟通。可是它有效。
“这是我们拥有的能够对抗悲观情绪的良药，”薇拉·科代罗说。
儿子先天大脑畸形的伊丽莎白·赛凯莱什，无法忍受国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将其关起来置之不理，她创立的工会联盟里，600多位残疾人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有正常收入、娱乐方式。在她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1982年才允许私人创办企业。1986年，私企可从事批发贸易。1989年，在漫长的逐级申请之后，工会联盟终于得到第一笔大资金。在政府不作为与呆滞之地，这位母亲没有止步；一百美元起家的“重生协会”，在三年时间里不断扩大，努力要把该模式纳入公共系统中。薇拉·科代罗一直尝试与政府合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但她没有放弃，与决策者的对话尝试，不因对方不回应而停止。尝试对话本身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