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马路上的车开过的时候都在鸣笛。土耳其追平德国之后，德国队又射进了一球。赢了。满脸喜悦的人们扯着国旗在街上跳舞，车子放肆地鸣着笛。有人摔酒瓶，有人唱歌，人们开始狂欢。
顾晴晴加快了脚步，走到家门口。打开信箱，拿出两封信，都是账单。打开门，放下书包，走到厨房，开始烧水。马路上的喇叭声接连不断，开水壶“隆隆”地响着，晴晴从冰箱里拿出两片西瓜来，坐到阳台上，看着天际，吃一口西瓜，看一会儿云。
夏天到了。故乡，更远了。
“Deutschland,Deutschland!”顾晴晴身边有自行车飞快地骑过，那人身上披着德国国旗，在路上大声地唱着国名，满是自豪。沿街的一排阳台上是开得正艳的红花，是盛放的向日葵，还有好几家的阳台上挂着德国国旗。她的德国朋友曾跟她说过，为国自豪从前在德国简直是禁忌，直到体育比赛的时候大家才能把国旗插在车上，没有任何可疑的政治目的。
晴晴从前不知道爱原来可以不伤及灵魂。最早关于爱的启蒙教育是琼瑶剧。那时候晴晴可能十四岁，也可能十五岁。暑假里晴晴是被允许看电视的。她和奶奶一起睡，两个人一起看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里面的人们为了爱情歇斯底里。奶奶房间的隔壁就是家里的仓库，仓库里堆着隔年的米，每次经过总有陈米湿湿潮潮的味道袭来。晴晴常去仓库在米袋里抓米虫玩。米袋里插着甲鱼壳，奶奶说那可以防潮防虫，可晴晴总能在米袋里发现不少细细白白的米虫，这让她很高兴。
那天伯伯是惊惶失措地冲进家里的，喊起了在睡觉的爸爸和叔叔。他们急急骑着自行车去到邻村，奶奶在房里一脸愁容地等待着。晴晴一个人切了西瓜，吃了西瓜，看天暗下去，熟睡过去。深夜里醒来，听见伯伯的房里一阵阵的哀嚎。表姐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她一定要再生个儿子，可留下的都是女儿。
一分钟后，刚才坐满几百人的教室已经空落落了。顾晴晴还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慌不忙地记下刚才听课时的想法。写完最后一句，合上笔记本，舒一口气，环顾已经空落落的教室，站起身来。她不急，土耳其还是德国，谁赢了她都无所谓。
为什么什么都会有政治的含义呢，顾晴晴有时候不能理解这世界的思路。偶尔一次被朋友拉去听一个政治学讲座，台上打着领带的金发教授娴熟地用着学科词汇分析着政治，提到中国，说农村的喇叭播音在田野里有着不间断的节目，那是意识形态工具。顾晴晴当时听得一愣，说的是家里那只小喇叭么？
又是那么多不属于她的热闹。
这一天的马路特别空荡荡，人们都在哪里聚着看球吧。她看了看车站上的车次表，下一班车还有二十分钟才到。顾晴晴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吹了一会儿风，决定走路。天还蓝着，绿绿的树顶上团簇着一圈圈白色的花，远远看分辨不出是白云还是白花。空气里有着隐隐约约的香气，路边的玫瑰开得正红，顾晴晴一个人走在老城的石子路上，四周安静得出奇，仿佛走在梦里。
顾晴晴也是去过酒吧的。那时刚来德国，对什么都好奇，该玩的也都玩过，金属音乐，后摇滚派对，哥特节，没有什么能让她一直喜欢下去。这里的夏天不够热烈，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没法在她的记忆里划下印记。
那广播一直在空气里洒着声音，和空气一样无时不在，稀薄透明。大人打谷的时候，晴晴和她的朋友们在庭院里跳橡皮筋的时候，用晾衣竿戳树上的鸟窝的时候，去摘邻居家树上的白果的时候。到了晚上，大人们歇了工，在谷场摆了桌子搓起麻将来。晴晴就在一边看着，万一哪个阿姨临时要方便，要走两亩地才能到那草棚搭起的瓦缸茅坑，来回颇费时间。三缺一的时候晴晴就会顶上，她喜欢碰，喜欢杠，喜欢看自己面前摊开的牌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为了多吃几个牌，故意不和牌。
那总是夏天。那时候晴晴可能十三岁，也可能十四岁。伯伯从地里回来，总是先去厨房洗个手洗个脸，揭开桌上笼在饭菜上的蓝色蚊帐做的罩子，挥挥手徒劳地赶去复又盘旋过来的苍蝇，坐下吃饭。吃剩的西瓜皮削去了绿色硬皮，浸在了整缸的酱油里，浸足一周之后捞出来，是最香脆爽口的杀饭小菜。伯伯总是可以吃一小碟酱西瓜皮，同时吃下一大碗饭。厨房的窗户上面是个收音机模样的扩音喇叭，喇叭下面垂着一根细细的绿色的线。吃饭前，他总是不忘记伸手拉一下那根绿色的线，那喇叭就开始播放节目。喇叭里有时候是音乐，有时候是说故事。晴晴有一次去田里送饭，走在田埂上，田野里的喇叭里正在说孔雀公主的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放慢了脚步，直等听到孔雀公主和心爱的小伙幸福地在一起，才发现手里的饭菜凉了下来，匆匆奔去田里，看见伯伯和叔叔都蹲在田埂上，抽着烟，笑眯眯地等着她。
真正的夏天还是在从前，那时候晴晴可能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那还是没有空调的房间，老房子里有些闷有些热，电风扇低低地垂下来，一圈一圈慢慢地转着。爸爸总是在电风扇下光着膀子沉沉地睡，打着呼噜，一声长，一声短。午睡之后总是有西瓜可以吃。那是隔夜就浸在井水里的瓜，用刀子轻轻一碰，就豁开齐齐的一道口子，露出红色的瓤，黑得发亮的瓜籽。从睡下到吃瓜的时光，如果睡得着就很短，如果睡不着就很漫长。睡不着的时候，晴晴就看着头顶的电风扇一圈一圈地转。有时候她蹑手蹑脚地起身，走到门口，把电风扇的开关从7旋到1，电风扇就“哗哗哗”飞快地转了起来，房间里顿时像台风来临，连席子的边都被吹得微微颤动起来。爸爸翻了个身，往身上拉了拉毯子，继续睡去。晴晴把电风扇从1旋到2，再旋到3，一边旋转着，一边观察电风扇的速度，直到无聊了，又继续躺下，听窗外的蝉叫。夏天的每一天好像都这样度过。
写了信寄了信之后的夏天就更漫长。晴晴每天都在等信，等不到时心头就有失望和焦急。她就拿上苍蝇拍，去到厨房，对着叮在灶台上的苍蝇一阵乱拍。每日总有那么多的苍蝇可打。或者到后院里，追着鸡鸭跑上一圈，鸭子惊得飞过一条河去，母鸡们惊惶地跑来跑去。骚扰过鸡鸭之后，晴晴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就慢慢走回屋去。她从井里打了凉水上来冲了冲脚和鞋，再浸一个西瓜到桶里，放到井里去。
她也爱上过蓝眼睛，从吸引到接近到亲密。可即使在最亲密的关系里，他们都始终有着自己的方式和原则。汉堡店隔壁的咖啡店里，从第一次喝咖啡到最后一次，她和蓝眼睛始终分开付账。和这里所有的事物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刻骨铭心，只是一时一地的善良温柔打动了自己，接近一下，亲切如长毛绒玩具，撞撞也是愉悦的。
看麻将看得无聊了，晴晴就和朋友们一起在河边玩，撒上吃剩的西瓜籽，期待着来年可以长出一些大西瓜。隔壁的大男孩在河边抓蜻蜓，抓到了就把油滴在蜻蜓的翅膀上，再把蜻蜓放到河上去，看它慢慢飞不起来，慢慢沉没。晴晴喜欢玩的是河里的小鱼苗，用碗伸到河里，随意一舀就是黑压压一碗，像一碗细线。她数啊数啊数到头晕，就再把鱼苗放回河里。天色渐渐暗下去，大人们拉了好长的电线，在麻将桌上方支起一盏电灯来。飞蛾纷纷扑了过来，影子映在谷堆上，持久巨大得像风在谷堆上跳舞。这样的夜晚在晴晴去城市读书之后再也没有过。
“哦！”经过的那家汉堡店里传出一阵骚动，德国队进了球了。有人冲出门口，仰天狂喜一般大叫了一番。晴晴微笑着看着这些狂喜的人们，她知道他们平时不这样放肆和直接。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很忙，没有人午睡。奶奶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地折着锡箔，背后的黑白电视机上还播着歇斯底里的爱情故事。奶奶呆呆地看着手里锡箔折成的金元宝，怔怔地流下泪来。晴晴坐在小板凳上，帮奶奶折了许多锡箔金元宝。经过隔壁放米的房间，晴晴总是想起表姐那又害羞又惊喜的神情。隔年的米味道重了许多。做道场的时候很热闹，三天三夜的丧事，很多亲戚哭哭啼啼，很多邻居就来吃了三天的饭。晴晴觉得那些热闹和自己无关，她跑去河边，那里有她和表姐一起种过的西瓜籽，那里始终没有长出什么来。
有一次晚上去仓库玩，晴晴听见米袋中间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打开灯上前一看，是满脸又喜悦又害羞的表姐，旁边是有点眼熟在谷场打麻将的时候见过的叔叔。他们回头看了晴晴一眼，又把自己埋在了米袋之间。晴晴把灯关了，走回奶奶的房间，黑白电视机上是个正在情绪激动的女人，奶奶看得很投入。晴晴躺在了凉席上，看着头顶的电风扇一圈一圈地转，心里有些好奇也有些疑惑。后来表姐的肚子很快就鼓了起来，很快地就嫁了人。晴晴再看到表姐的时候，表姐腰圆圆的，脸鼓鼓的，戴着草帽，声音宏亮，手脚勤快，和奶奶一样。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人的自我觉知，人对时间的觉悟导致了人对生与死的思考……”课堂上长得像圣诞老人的老师来回踱着步，讲述着人生的玄妙，忘记了时间。底下的学生们已经纷纷开始理书包，作势要走。左边的金发女孩脖子上套着黑红黄三色的花环，转过头来对着后排的男生指指手表，一脸焦急。那男生于是举起手来，黑红黄三色的护腕高举在教室里。老师对着那显眼的手腕点了点头。男孩有些迟疑地问：“老师能不能早点下课，中场都要结束了。”停顿了一秒后，老师笑了笑，说：“好吧，看来今晚不适合探讨生和死这样的问题，大家好好看球吧。”
经过街拐角的酒吧，一阵热气从门口袭来。顾晴晴瞄了一眼酒吧，只看见大屏幕上晃着跑动的人影，人们坐在桌上椅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脸上隐隐映着屏幕的绿色。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
读了高中之后晴晴一直住在学校里，只有暑假的时候才回老家。她渐渐也成了有心事的女孩子，会在田野里静静地望着远方，好久好久。那年晴晴可能十五岁，也可能十六岁。爸爸在午后拿着凉席出来，号召着大家午睡。晴晴躺在凉席上，睁着眼睛睡不着。身子底下是浸透了一年又一年汗的凉席，爸爸说这凉席睡得越久颜色就越深，每次睡下的时候更凉快。晴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惦记着后座的男生，上课陪她说话，周末陪她散步的他。晴晴觉得一直伴着就好，可回老家后总是想起他来，心口总是有些发烫，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才好。晴晴决定写信，从划着五线的英文作业本上撕下两张纸来，把课本垫在下面，她不知道写什么好。电风扇吹着信纸，纸面“突突突突”地上下翻飞，像晴晴的心一样上上下下的。爸爸翻个身，晴晴就把课本一合，回头观察动静。
聚或者散，不增添爱，也不减少孤独。
沈奇岚，作家。微博ID：@奇岚qi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