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犯傻啦。”玮风说。
这时玮风看到路边有家小酒吧，外面还摆着两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玻璃烛台，点着蜡烛，却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也喝点酒吧？”她问潘妮。潘妮就往那酒吧走过去，两个人在桌子边坐下来。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神情紧张的女孩，“不好意思我们要关门啦。”
“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她把这句话含在嘴里，像是叹气一样吐了出来。
“李冰冰是住那儿吗？”
“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造；谁此时……”玮风轻轻地说。
“可不光是空气。”小索又说。确实不光是空气，还有被堵在四环上整整一个小时，环路边各种具有压迫性的怪异建筑。但今天天气好转，雍和宫旁满树白色的花朵，姑娘们露出脚踝，一种总可以往更好方向的气息又弥漫开来。
“怎么样，找到家理发店了吗？”潘妮问她。玮风转了一下头，齐耳短发像水母一样漂浮起来。“剪过啦。手艺真不错。像没剪过一样，但好看多了。”她问潘妮，“是吧？”
“人很容易感到羞愧的。”玮风说。这令她们都沉默下来。两个人往马路上看了看，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就拐入了一条小路。风吹得两边的树细碎地响，玮风换了一只手拎袋子，觉得自己买太多了，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会买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里面竟然还有一条比基尼，性感得过分，想来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机会穿。她把潘妮往路边拉了拉，因为潘妮总是走着走着就走到路中间去了，让她提心吊胆的。
“还是那样。”
“我一下子就哭啦。像个傻逼一样。真的。我冲出去，他竟然已经不见了。可能一出门他就拔腿狂奔了。也可能他拐了个弯。反正是不见了。”
“后面那句是什么呀？”潘妮问。这句话没头没脑的，但玮风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那句话一直在她脑海里徘徊着，在她们说的每句话中间，在她们每次望向远方的眼神中。
“随便经过什么小区我都会哭。”
“印度。她的男朋友被宝莱坞聘请去做布景。宝莱坞……听上去比好莱坞还要国际化。”
“后来他还是接了电话，大概我打得太多了。我一直哭，他就到酒店来找我，站在门口。我脸上带着太多受伤的神情了，他不得不安慰我。我们勉强做了爱，像是实在没有办法，没人感到舒服。他穿上衣服，也不肯洗澡，只是说他真的要走。地铁早就没了，他说可以打车。我歇斯底里地拉着他。竟然还愚蠢地跟他说我会给他打车费。”
“她就站在那里哭。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她，本来我是去小便的，结果只是装模作样地洗了洗手。”
“我马上准备搬到六环以外去……”潘妮不胜烦恼似的摇了摇头，又看了看手机，“我们得走了。玮风明天就回苏州。”她开始把桌子上的东西往包里放，本子、手机、指甲油什么的，一股脑推进包里。
“还是继续说吧，然后呢？你都看见啦？”潘妮问小索。显然一个话题谈到了兴头上，没人想停下来。
“到了最难打车的时候，我们往前走走吧。”潘妮说。
“驻外记者本来就很抢手。况且，男人之间的交情我们才搞不懂，据说端木跟老板经常一起打球，算是球友。”对于同一个人的敌意漂浮在小小的咖啡桌上空，玮风无法参与，只是坐在一边，叫了一杯拿铁慢慢喝。
“租都租不起啦，我的房东说等这次租期一到，他就想涨到5000。”夏夏说。
“他铁了心了。他都想好了。”玮风说。
两个人枯坐着。在周围转悠的空车多了起来，但没人想走过去拦一辆。好像这样坐着就能等到什么似的。
“你们一起吃饭，然后呢？”
“谁知道啊。反正很多明星都住那儿，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恨不得哭一场。”
在北京，年轻人们周六的午饭时间是下午四点。天气好的时候，比如现在这种温度尚比较合意的初夏时分，春天的骚动与喧嚣也渐渐远去，空气中都是慵懒的味道，什么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每家咖啡馆都坐满了人。
“北京是个大灾难吧？”齐刘海的小索问玮风。似乎这是欢迎外地来客的统一问候。
“经常来的话，潘妮会厌倦我的。”玮风站了起来，冲其他两个女生挥挥手。她跟潘妮一起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对面的大厦后面去了。
“嗯。她每次都不会自己叫救护车，总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她叫。”潘妮这么说的时候，把脸转到了另一边。
“西班牙啦。西班牙人，头发跟我差不多长。”
“西班牙男人……他们最擅长亲吻，还有些其他的。我也遇到过几个外国男人，怎么没人带我走呀。”夏夏举起手看着自己的绿指甲，脸上带着一种疑惑的表情，仿佛那颜色不是她自己涂上去的。
“什么诗呀？”潘妮问。
“我让他来找我，他现在在江宁一个学校教书，有点麻烦，得先打车到地铁站，然后再坐一趟几十分钟的地铁。但他还是来啦，我们就一起吃饭……”
“明天就走？再玩几天啊，还有个画展呢。”两个女孩子向玮风露出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好像这短短的时间已经足够培养起一点友谊了。
“哪有这么早关门的酒吧呀。”潘妮很不满地说。
“我可不想去纽约。我想去一个空空荡荡的美国城市，那里只有学校，我每天就在图书馆没完没了地自习。”潘妮说，“你呢？结婚了，房子车子都买了，是不是要准备生孩子了？”
“今天就是关得比较早。”女孩懒得解释，“但你们要是想坐着也就随意，只是没东西喝。”
玮风看着空空荡荡的马路，好像笑了笑：“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要啦。想要的又都没了。”
潘妮一副刚刚才想起来的样子：“对了，今天我表现不错吧？她们谈到端木的时候，我连一眼都没有看你。”
“我在浴缸里面躺了一晚上。就跟那些什么文艺片里面的女人似的。我没法回到床上去。起也起不来。到了早晨的时候我想，好啦就这样了。才爬起来到床上睡了一会儿。”
玮风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总是垂着头的男孩，一言不发几乎是他的一种能力。
“不如你也去国外好了。”玮风说。
“谁不想离开北京啊？待在这儿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我经过三里屯，右手是几百万的好车，左手就是不知廉耻的卖花小女孩儿，卖不出去就被打得坐在路边哭。像是悲惨世界似的。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离开总是对的。这里有什么呀？”小索转向玮风问，“苏州好吧？空气也好，生活也好，安顿下来多么容易。”
“我孤单死了。”潘妮说，好像在发脾气，“她每次拿着什么东西划自己的手腕我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做。”
“苏州也会有雾霾，我出门都戴口罩。”玮风回答。
“Mike他们以前一起住在‘苹果社区’，你知道那个小男孩甩了他之后现在住到哪儿了吗？他住到‘泛海’啦。”
“你们知道他们俩怎么好上的吗？”小索忍不住透露，甚至都没等其他人询问，“据说他有一天走进办公室，看到一个好看的女实习生坐在那里，过了几天，他走到她面前念了一首诗……”
她们并肩往前走，也不管什么方向。满腔的力气卸掉之后，潘妮脸上不知为何露出一点忧伤的神情，好像是一个开始，玮风问她：“你隔壁房间的姑娘最近好吗？”
“回不去了啊。这里像是另一个星球似的。”她吐出个烟圈的时候，玮风才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经学会了性感。
她们真的逛了街，在“芳草地”的几个牌子里不知疲倦地试了好多件衣服，最后却买了些不相干的东西：潘妮买了一个手机壳，玮风买了一条不值钱的细链子。快8点的时候她们去楼下吃了日式炸猪排，喝了茶，积攒了些力气，于是又转到楼上，这次两个人好像发泄似的买了一堆，拎着大包小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但街边还是站满了人，不见一辆空的士。
“又尝试了？”
“那个德国人？”
“我是很傻的。”潘妮说。她总是会等到天色已晚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才开始自怨自艾，这几乎已经是一条规律。为了等待晚上这一刻的来临，玮风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太多额外的事情。
“我倒是盯着你了。”玮风抬眼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城市。一切的一切，她已经快忘记了，度过的那些时间，最后都变得没有意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没人知道。她每次来出差，都在想自己究竟做了个什么决定啊——多少年前的那个下午她跳上火车，再也没回头。现在轮到他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脸上出现了满不在乎的神情。我跟他说，那你走吧，既然这样。我似乎觉得他反而会因此犹豫起来，结果根本没有。他就直接打开酒店的门，走了出去。外面是地毯，没有一点脚步声。过了很久，我才站在门口往走廊里看。当然是一个人都没有了。”潘妮继续说，脸上带着一种麻木的表情。玮风觉得她随时会哭出来，但又不记得自己包里有没有纸巾。
“我跟夏夏一会儿先回家换衣服。你晚上还是来吧？玮风也一起来，派对没什么意思，但酒肯定很不错。Mike很擅长挑酒的。”小索说。
“你又介绍人去找Tina剪头发啦？她不是要走了么？……泰国还是什么的？”夏夏问。
“前几天我去南京出差了。”潘妮说，“一个人在中山陵转了几圈，然后喊小川出来。你还记得他吧？”
“哼，老板把我喊到那间像是广场一样大的办公室，问我如果要在纽约待两年以上有没有问题。我当然立刻说没问题。能有什么问题？租的房子漏水，只有几个前男友，连养的猫都逃走了。结果名单出来，竟然是端木。还弄出个爱情悲剧了。”夏夏说。
“里尔克的那首……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房屋啊建造啊什么的……”小索说。
“他说他要回去了。刚刚吃完饭。他就说他要走啦。他买了单，忽然站起来，直接走了出去。好像他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这样走出去。”
潘妮说：“不啦。我昨天已经喝得太多了。而且一会儿我跟玮风要去逛街，还不知道逛到什么时候。”她们围绕着那个即将举行的派对继续讨论了一会儿。当然她们是不指望能遇见什么人，去的单身汉肯定都是GAY。
“玮风家就住在金鸡湖边，上下复式，简直是本地大款。”潘妮笑着说，玮风也跟着笑，觉得立刻否认反而显得小气：在苏州买房没什么稀奇的，那个价钱在北京只能买一套单室套。
潘妮终于把烟拿了出来，打开烛台的玻璃罩，凑在蜡烛的火苗上点了烟。“我打了大概有三十个电话。他一个都不接。我想都是我的错我的错。他根本不想当老师的。现在却在江宁买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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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回去了。”玮风淡淡地说。
她们给她腾出个位子放下大包，递上墨绿色的手写菜单。潘妮介绍说：“这是玮风，我的好朋友。这是夏夏和小索，我的同事。”女孩们都是这么互相认识起来的，她们把手放在耳边轻轻摆动着，向对方示好。
“对对对。就是这首。反正啊，对着傻女孩念诗最有用了。现在他头也不回地去纽约了，她却只能躲在洗手间里哭。”夏夏差点就幸灾乐祸了，“不过听说，当年端木的女朋友也是这么头也不回地离开北京的。他还追过去，在人家楼下站了一晚上。”
她们就坐着，顺便往路上张望，看有没有车，果然来了一辆空车。玮风冲着那辆车叫了一声：“喂！”但两个人都没有起身，那车一溜烟就开走了。潘妮拿出一包烟来，摆在桌子上，并没有打开。
玮风赶到与潘妮约定的咖啡馆，比预想的迟到了十五分钟。她跟潘妮解释本来她连堵车的时间都算进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反而被绕晕了。如果她进了大门之后不是往左，而是往右的话，肯定早就到了。潘妮连忙安慰她说时间根本不是问题，时间有得是。在北京人们总是迟到半小时以上，按道理说，她还算早到了呢。在座的其他两个女孩子纷纷点头，说在北京准时根本就是一个传说，人们通知4点的约会时总得说成是3点，才有人能及时赶上。玮风听着，愧疚感并没有能够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层隔膜：似乎对时间的态度决定了她是一种人，而她们是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