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口问了问他孩子的近况，好奇着“老克勒”的下一代，是不是也过得同他一样潇洒。“哦，孩子呀，”他把视线移到窗户外面，“我就一个人生活呀，哪里来的孩子呀。”我不知该如何接下去，只好点点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火车刚好开过一片稻田，零星有几个人劳作在田间。车厢里的人往来穿梭着。就快到上海了。
这感觉像极了南方的冬天。冷空气里像是夹着些细密的小水珠，伺机伏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乍一出门并不觉得冷，走急了或许还会有点热。但时间长了，这冷气就一点点的渗进去，直到感觉自己骨头里都湿漉漉地打着寒噤，就很难再让自己暖和过来了。再说那朋友，醒了酒之后依然心有余悸，反复地提醒我们“白酒固然烈，可你不去碰它就好了，怕就怕这温过的黄酒，防不胜防啊。”
我常常坐着走街串巷的公交车，只为了听广播里那撒娇似的一句“……请给酿个座，夏呀~（请给让个座，谢谢）”。听多了之后，就爱跑去跟人炫耀自己学的这几句“公交专用”上海话，可它们在我嘴巴里兜了一圈，出来时竟变得有棱有角，就连“阿拉桑嗨宁（我是上海人）”也有些铿锵有力了。望着他们本地人一脸费解的表情，那感觉真是沮丧，我如此笨拙地靠近这个城市，它却总是在拒绝我。
“我没有说你是老克勒呀，想知道你怎么看老克勒的？”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北方人，天气，似乎是我与上海这个城市唯一的亲密接触。它时刻提醒着我在这里的格格不入，却也从来都无私的与我分享他自己的喜乐伤悲。天晴了，天又暗了；下过了雨，又盼着什么时候才能下一场雪来解解乏。除此之外，我便是个地地道道的异乡客。吴侬软语像是一层泡沫一样阻隔了我与这个城市的交流，这边界是软的，他温柔地接纳了我，却也用同一双手把我温柔地拒之门外。
但要让我融入上海的氛围，却不是一朝一夕的容易事。
“怎么想到要在这里做livehouse的呢？”
演出结束后，他送我们回上海，去参加一个livehouse的告别演出，一路上聊起来做演出的不容易。
后来想想自己过去在西安的时候，其实也是个标签党，逢人便硬生生地称自己为“西安女娃”，连那个“新”字都省了，有时甚至会觉得，我要是个真真正正的西北人该多好啊，那种在风沙里奔跑的硬劲儿，还有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沧桑，想想便觉得霸气。只不过，做一个“新西北人”，对我这样一个本来就很豪放的人来说，大概是没什么门槛儿的，我只要让自己的本性可劲儿地自由疯长就好了。
看来我们对“老克勒”的理解还不太一样。不过没关系，以我的为准就好了。车开得很快，同伴昏昏沉沉地睡了，我和老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希望前半辈子如异乡客一样的漂着，后半辈子如老克勒一样的活着。漂泊是累呀，坚守也是不容易，但总要有些逆着潮流和岁月的坚持吧，不然大家就都成了一个样。
年轻一代里，倒是也还有些“老克勒”的遗风在，若是称他们为“新克勒”，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去外地演出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个上海人，老陆，是一家livehouse的老板。我和同伴拖着吉他和行李赶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已近傍晚，他在自己的茶社里接待了我们。茶社开在一个大饭店旁边，透明的玻璃上垂着许多藤蔓植物，远远望去很隐蔽。推开门，他就端坐在茶桌面前，淡淡地打个招呼。待我们放好行李，话不多讲，坐定了就喝茶，听他讲了不少与音乐有关的故事，也聊起曾经在这里演出过的歌手们，茶水一道一道地喝着，慢慢地竟有些醉了。
“侬不要看我七十多岁了，我还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呀。每天早上，冲一壶茶，慢慢地喝了，再吃吃早餐，仔仔细细地把当日的报纸看完。屋子要打扫一下的，不然人家都不爱到我这老人家里来做客啦。上午的时间就把要出门做的事情都做好，寄寄信啦，收收账单啦，时间紧的话中午就随便哪里吃点便餐就好啦。下午没什么事，约几个朋友回家煮一点咖啡，要是没有人来呢，就把要做的工作和要看的书都搞掉，这样折腾一下就晚上啦。”
“现在情况好多啦？”
走在上海的街头，总能遇到些着装精致的老奶奶老爷爷，夏天时穿个旗袍，或是打一个领结，那举手投足的范儿都带了些老派的讲究。年轻人打扮得入时些并不稀奇，难就难在要把发胶和高跟鞋一直坚持到七十岁。他们在时间的眼里，大概也是笨拙的旅人，执意要在这滔滔的洪流里，怀抱过去的岁月，逆着走。
每天临睡前，我都先穿上一双厚厚的毛袜子，然后仔仔细细把睡裤那肥大的裤脚叠进袜子里面，再把睡衣的下摆严丝合缝地塞到裤腰里，才一个猛子扎进被子，蜷成一团瑟缩着，等待寒冷自行退去。活在暖气世界里的人总是搞不懂，穿着个袜子，束手束脚的，怎么还能睡得着？若是TA也来体会一下，便大概可以知道，这周身的凉气，在夜晚是要四处游走的，最终都汇聚到指尖。十指的寒是要走心的呀，一双贴脚的袜子，可以包裹住许多难得的热量。
他平时玩得多，主营设计，闲了就画些油画，店里的装饰画许多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有时也收些古玩，攒些唱片，若是生在北京城，大概也能算是半个“顽主”。
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讲他喝黄酒，撒些姜条进去，再添几颗话梅，放在小炉上一边热着一边喝，味道糯糯的软软的，喝着根本不像酒。“可当你意识到这是酒了，它已经泡得你骨头里都满是酒味。”
这是我在上海过的第二个冬天了，可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与它和谐共处的方式。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一切都是抱有敌意的，那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吴吞的《一万个名字》，每次唱到里面的一句歌词都有好几个人跟着叫好：“那里的人都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你不知道吗，你真的没有发现吗？那里缺少一个感觉很差的人，我们去吧，填补这个空白。”
上海话里有个词，是专门形容那些生活方式既海派又考究的人，叫做“老克勒”。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在云南回上海的火车上，一个头发梳得锃亮的老爷爷在给几个学生样子的年轻人开讲座。他说，“‘老克勒’就是像我这样子穷讲究的老头子呀。”
临下火车的时候，他见我也带了几个茶饼，就从他茶盒里捻了点茶叶出来，教我如何辨别年份久的熟普洱茶。他时不时地会接几个业务上的电话，听筒那头的人都叫他一声陈经理，配着他那刚焗过不久的头发和金丝框眼镜，更多了几分旧上海的味道。
老陆看上去是个很儒雅的人，即使不是坐在一整墙的茶饼和书本面前，我大概也会这么想。可当他站起来要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好像一瞬间不认识他了，上衣一件牛仔夹克，背上有些民族风的纹饰，下配一条牛仔裤和厚重的马丁靴，走起路来脚跟先行，腰板笔直，步子甩得又大又敞亮，我跟在他旁边，有种进了舞场的感觉，也不由得让自己挺直了腰板。
他像是从旧时光的梦里惊醒一般，立刻又恢复了之前礼貌的表情，接着说：“后来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情啦，成家的成家，奔命的奔命，我这不也到云南来做生意了嘛。”说到这他一拍大腿，灵活地爬上床梯，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一个大包裹，给我们看里面的几盒咖啡，几饼普洱茶，还有一个水烟筒。“我每次来云南都要给亲戚朋友一大家子人带些小礼物回去，这才是一小部分呀，我出发前已经寄了一大麻袋的东西回上海。这些是给我大姐那家人带的呀，紧催慢催了一个多月了，可把我烦坏了。”他故作嗔怒地笑着，夸张地形容着他回家时的热闹场景，仔细地拉上了包裹的拉链，又攀着梯子把它放了上去。旁边的人要帮忙，他也不同意，一边摆着手一边小心翼翼地拿脚尖试探最后一级梯子与地面的距离，然后两只手一起松开，整个人愉快地落在地面上，顺势比划了一个漂亮的邀舞手势。我们大笑着鼓掌，他微微欠身致谢，随后起身挺着他那笔直的腰板，站到车窗前休息了。
陈小熊，民谣歌手。豆瓣小站：陈小熊。微博ID：@陈小熊bigbearzjzl
“哈哈哈哈哈哈。”
“晓得呀，我的年纪可还没到这个时候。”
他讲到这里停下来，像是有些害羞又有些得意地笑了笑，右手扶一下镜框，礼貌地环视一下在场所有听故事的年轻面孔，再将两只手轻轻叠在一起，垂在双腿上。
有归属感的时候，才谈得上“自我感觉良好”，这里的“新上海人”大概在心里也藏着一份上海情结吧。
“就是到老了还要装逼的！那叫‘老克勒’！”
可当我离开这儿回到家乡的时候，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我讲话的方式在他们听来已经嗲嗲的，满是电视剧里民国上海滩的味道。王安忆笔下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如今就在我身旁；或许在我生活里未曾觉察的别处，也已经不再与从前一个样。作为一个漂在外面的异乡客，总要有些东西留下，有些东西带走，一路上挑挑拣拣，走到头还抱在手里的大概就是最珍贵的吧。
这时推着小车售卖零食的列车员经过，他侧过身子避让，把两条腿搭在了一起，双手撑着膝盖，微微跷起了小拇指。“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呀，晚上总爱聚在一起跳舞，别看我年纪大了，身手可是不减当年呀，随便来个什么音乐我都能跳一段。”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讲话，怔怔的在想些什么。有个男生等不及了，追问道：“那后来呢？”
“现在其实也不好，但就是喜欢这个呀没办法。”
再北一点的地界里，打入本地人的队伍是件很轻松的事，有一搭没一搭地凑过去跟他们闲扯，能聊出来不少好玩的故事。可在这儿不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没遇到过几个，聊起天来也是“撒啊听伐懂”（啥也听不懂）；与我一样漂在这个城市的人，又常常爱称自己是“新上海人”，问起家乡在哪里，就会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祖籍是……”
他说，“刚来这边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看演出的习惯，也不知道livehouse是干吗的，那时想找电视台播个宣传片，都要收好几千一分钟。就跟沙漠一样。现在他们倒贴钱我都不爱理了。”
后来听他讲才知道，他年轻时是歌舞团招的第一批团员，是那个年代层层选拔出来的艺术苗子，个个身材高挑歌舞兼备。“虽然后来没有继续走这条道路，上海的歌舞厅我可是去过不少”。他点了一支烟，一边吹着烟圈一边走着，“那时候舞厅里面最常见的是哪种人你知道吗？是工厂里的女工。大家下了班都没事儿干，就去舞厅跳舞。那时候设备也简单，几个音响，再挂些星星点点的彩色灯泡，就开始跳吧”。他说完就笑了，大概记忆也回到了三十年前，所有脱下了工装的年轻人，都挤在舞池里面跳着“蹦擦擦”，他的背影，带着些旧时光的气息，正大步地走过了那个穿着蝙蝠衫和喇叭裤的八十年代。
车开过沪通大桥，我突然想起了“老克勒”这个词，好奇上海人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于是就问他，“侬晓得‘老克勒’这个词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