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光远

病中本来可愁之甚多，因此我也决不会希望“多愁”，而写了一篇《病中纪趣》，《扬子晚报》把它登出来了。文章中我讲自己信奉的是“喜哲学”，不想去纪“愁”、纪“善”、纪“病”、纪“烦”，只想纪些“趣”事，自己开开心，也让别人开开心。

文如其人，这句话中的“文”我想应该是指文章的风格而不是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它“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用“如”这个字就不贴切了。

在这种生活中我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者，他说自己曾经患过一场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区痛得很厉害。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自己不是还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吗？而正是痛向他证明，他还活着。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种安慰。而我则是用自己还在思考来证明我存在。这样“吾思故吾在”成了适合于我的一句话了。

不过在思想上，我并不轻视流行文化。当某些流行文化受到攻击时，我曾经为它们说过好话、写过文章。有一篇文章登在刚创刊时的《中国文化报》上，可以作证。后来，《新观察》上还有人对那篇文章有所评论。

病中感情的产生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时间去想。病房是个写杂感的好地方。写杂感不必去查资料，在病房中可以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也有心思和时间做。困难只是医生不让我写，不过，简单写几句有时也可以得到允许（写长篇大论，在北京医院里还允许，在302医院是不允许的），但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杂感之类的东西。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但是我还是写这篇杂感，提倡“多愁善感”。这当然不是欣赏林黛玉的那种病态心理。她那样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造成的。读《红楼梦》时我是很同情她的。但是当代人、当代青年不要像林黛玉那样。要豁达潇洒。我说的这四个字，不必说是另外的意思。

我有一个“三格”——性格、风格、人格的说法。我观察到，社会上一部分人总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本来是好的或者很好的性格、风格、人格不能容忍，用各种办法来损害它们。因此我认为凡是好的这三格，本人就应该注意保护它们，不使它们受到损害。后来我想，这么要求未免太低调了一些，还可以更积极一些，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表现自己的三格，尤其是表现自己人格的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这样的人格是必要的。抱这样的目的写出来的文章文格会是高的，即用高的文格来表现他的人格。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作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坏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又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与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那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因为自知有这方面的弱点，在写我认为需要文笔好一点的文章时，我就会迟疑：写还是不写。写了，又会犹豫是拿出去还是不拿出去。后来一想，不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何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感情如何表达？自己的主张如何陈叙？更多的事实又如何传播？再一想，人贵真实，自己的水平如此，自己的表达能力如此，实无藏拙之必要。而且自己的岁数已经有了一大把，把文笔练好已经来不及了，但多写，总可以有点进步。如果一直把拙藏下去，这拙不会因此减少，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我说的善感，指的是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强烈的感情，乐于感受，而不是感情淡漠，感觉迟钝。

我也想克服对流行文化知识缺乏的弱点，去年找来了汪国真的诗；在广州去过一次卡拉OK厅；这次又把两本王朔的小说和这本《我是王朔》带进了病房。这样的接触，对于我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确有些好处。但是要我对这些东西写出比较有分量的评论，则非我之力量所能及也。

可是从去年——严格说来，弄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癌细胞找上了我，因为动手术时，它已经数量不少，大概已有几十亿个（从书上得到的知识）。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个时候，肝病毒光临敝体。因此，素来非常健康的我，从去年11月起，一年的时间里，我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第一次住在北京医院。病虽重，但吴蔚然前院长对我非常宽容，允许我住院期间可以工作。因此，我写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就是那次住院时开始写的。

所谓杂感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有什么感想就写什么感想。

总之我说的多愁善感总是一种好的素质。

在病房中可以作一点零零碎碎的回忆，但是不适宜写回忆录。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医院最擅长的是对肝病的治疗。医院对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别紧。因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所以必须卧床，要求把活动量减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脑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脑子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作不了自己的主。这个医院对肝炎的治疗，主要靠在静脉中输入它的一个拳头产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种药物。进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输液四小时左右。虽然不能坐起来，但我的脑子还在动，还可以打腹稿。

当然这是“别解”，笛卡儿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学教科书、工具书都讲得很清楚。再说一遍，我无意为它辩护，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这句名言，讲我自己的感受。

还有一个“文格”问题。龚自珍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意思是说，卑下的文格是与追逐庸福的人格相应的东西。在文格与人格的关系上，“文如其人”这句话倒也是贴切的。

我说的多愁，是出自对社会的关心。社会进步是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可以在某些领域中占到上风，如果不发愁，岂不是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心？

在病房中正看一本《我是王朔》，想用这个题目写一篇杂感。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

在快进病房前不久，我才知道有个叫王朔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其实何只是他。青年人中谁都知道的许许多多“明星”，我对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非常奇怪。流行文化传到我这里时，许多恐怕已经不流行了。有些也许压根儿流行不到我这里。使我成了“流行圈外”的人。

因为自己缺少文学修养，就羡慕文笔好的人。这也许要怪自己小时候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建国初期有一个朋友发表感想说：一个人中学时代如果没有把文笔练出来，他一生就很难写出有文采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从中学时候起，兴趣转到数学上面，因而写文章如演算，逻辑性尚可，而文采就说不上了。但是后来一想，中学以后，自己没有好好地增进自己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历史知识，也是造成我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从1987年起，每个新年开始我都写一封贺信给外地的亲友，报告过去这一年自己是怎么过的，新一年如何打算。头一封信中我写道：“有人问我：你一不锻炼身体，二不注意饮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细菌或疑难病没有来找我；二是靠马克思主义，使我在任何时候对社会的进步充满胜利的信念，情绪好。”

我是就病中杂感本身讲一些杂感。

恩格斯论个人生活有三个方面的需要：生存、享受及发展和表现。全集中有两处这样的论述。过去一直未被注意。十多年前我特别把这个论述引证出来。在我国人们长期不敢讲享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不得不把老祖宗请出来。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过，在繁荣年份，工人阶级还能多少购买一些奢侈品——消费奢侈品同享受是一个意思，而到危机年份，不但奢侈品买不起，就是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从社会整体说，也是一要解决所有居民的生存资料问题，二要使居民普遍增加享受资料的消费。在每个社会成员中也应该提倡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享受，不要怕讲享受。我认为“共苦”不是我们的目的，“同甘”才是。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但是我这个人老是“向前看”，总是在不断地去想新的事情，想起做新的工作，因此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真正开始。我的这种思想状况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老年人不断向前看，我认为应特别得到肯定。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李昌，他比我还大一岁，对社会、对国家的事业特别热心，到处奔波。他说他正在创业。有人觉得七十八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有些奇怪，可是我却很欣赏他的这种精神。

恩格斯讲的还有第三条：发展和表现自己。这也是人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发展什么？表现什么？无非是才能和个性。人的生活不能只是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恩格斯的三条并没有说尽，但是发展自己的才能（才能中当然包括知识）和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个性和才能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使优秀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人是喜欢表现自己的。工作的业绩要得到社会的确认，研究的成果要得到同行的评价。登台演出或在荧屏上演出，都是表现个人的才能和个性。我是喜欢表现的，我反对把喜欢表现自己作为贬词。喜欢不喜欢表现也可以作为个性来看待，不应该强求。我只是想讲一句同不要怕讲享受类似的话：不要怕表现自己。至于表现得好不好，应该让社会来评论。

不过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写回忆录不能只靠回忆。为了把历史事实讲得确实，讲得具体，不出差错，除了回忆之外还要查必要的资料。写回忆录是凭着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这种特别的身份和资格来写的。它是靠作者忠于历史事实的信誉来取得读者信任的一种可靠的文献，所以要求特别严格，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不是在病房中可以进行的工作。适合于在病房写的还只是随感录。当然回忆的片断是适合于在病房里写的。

对于文章的“风格”，中学里听语文课老师讲过一大篇道理，听时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只知道它与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又不是思想内容本身。比如左的理论家的文章一看就不会很让人喜欢，文如其人，也就会知道写文章的人也是不会让人喜欢的。

杂感也就是随感，随时随地有感想。困难只是在医院中，身不由己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出病房，只能在病房里去产生感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想还不少，有可能是在它时它地产生的感想，现在正进行反刍。

我想请人为我刻一方闲章，内容就是这四个字。当自己有藏拙心理，而不敢把可以拿出去的东西拿出去时，在稿子上打上这方印章，帮我下决心。

多愁善感也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如果不为社会进步发愁，缺乏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我认为这种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还有一件事。去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请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工作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其中讨论到文化与中国人对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之间关系时，只讲了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这两个方面。我在发言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这是我对流行文化又一次发表比较系统的言论。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这几年，亲友们建议我别的工作放一放，先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我认为这个建议应该考虑。写回忆录是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我一生中虽然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但毕竟有一些自己接触到的事情是应该写一写的，不写，这些也许只有我和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应该对历史负一点责任。

我只是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会不断扩大的。

我这个人，惯性特别大。小时候，我初学牛顿惯性定律，那时候这个定律的表达方式是“静者静、动者动”。我干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停不下来，要干出一个规模才能停下来。病中杂感一写，也许就是几十篇。不过，如果很快出院，就写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