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七堇年

我曾经是一个在吃东西这件事上让人头痛的孩子。

召唤我乡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胃。在北美天天都是有机的，无毒的，新鲜绿色的健康沙拉，全麦面包，放心牛肉，可我想念地沟油烧烤想疯了。像哈金《自由生活》里写的那样，奶酪对我来说简直就跟肥皂似的。每次回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个“朱师烤全茄”的摊子，呼啦呼啦点两条烤茄子，拿一盘掌中宝、鸡脆骨之类，痛痛快快吃一顿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地道烧烤，第二天肚子一拉，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

2012年，有一些意大利学者来到我工作的实验室进行访问，他们要呆3个星期。在用餐的时候，我每次都亲自给他们点清淡的，不辣的，鲜美的中式菜肴，我知道他们不能吃辣。

但吃了两天中国菜之后，他们就开始纷纷问我，哪里有肯德基麦当劳，薯条和汉堡就可以了，不奢求其他。那天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们都吃不惯？我简直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愤慨。

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小时候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如何香，谈论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如何爽，是在谈论那个陪你吃烧烤的身边人如何体贴，是在谈论只需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恼的学生岁月如何单纯，是在谈论那一双忙于擀面包饺子的手如何操劳，是在谈论那一锅因为吵架而被统统倒掉了的烧鸡如何可惜，那是在谈论那个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伤感，是在谈论加班回来微波炉里的那碗汤如何孤独。

2014年，我不时会去北美住个两三个月。那里好山好水好寂寞，令我思念国内的好脏好乱好快活。北美风景好，空气好，人有礼貌，整齐有序，但“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适应了没有烘干机，洗完衣服去晾晒。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单拿到楼顶上去晾，顺便俯瞰着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雾霾重重，看不见落日，也看不见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视一位久别重逢的旧爱。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欢。是的，新欢很美丽，很年轻，干净，优雅，可是……可是，生活在这里，与在那里，有什么区别呢。一样需要洗衣机，冰箱。需要去超市买牛奶，鸡蛋，卫生纸。需要洗澡，需要空调。需要那帮老朋友，需要那几个常去的老馆子，菜端上来，该要醋的要醋，该加辣椒的加辣椒。虽然那个你吃惯了的食物，有时候你也会厌倦。但让你一月不吃，你又会想念。这种感觉，类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闹，离不了。

她那个无比复杂的表情我一辈子忘不了。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很不甘心，上网搜了攻略才出门。美食是不指望的，大雪天，只要是热餐，别太贵，就好了。中午的时候，成功混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食堂，总算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饱饭。后来只要别人问起维也纳，我就会说，中央墓园一定要去，然后吃饭就去维也纳大学食堂吧。

聊了一个小时各种各样难以忘怀的美食，我们更饿了。大家纷纷表示不能再继续此话题，否则太折磨，遂低头玩手机，陷入沉默。一个朋友感慨着，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词总结了这次谈话：“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由于抗拒参考任何旅行攻略，导致我打开这座城市的方式必然不对，否则为什么我在维也纳走那么远，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餐厅；当然，像样的我也吃不起，咖啡馆又不能顶饱。我一个穷学生，实在太能吃了，偏偏维也纳的食物又贵又难吃。当年的地铁站小摊上，一小块冰冷的隔夜的比萨售价两欧。放眼望去，唯一可选择的馆子只有麦当劳。这怎么行呢？我的胃是纯正而高贵的四川血统，巍巍天府之国，任何一个苍蝇馆子厕所串串都甩这儿十八条街，岂能容得下这种侮辱，所以我忍饥挨饿，在及踝的大雪里走路走了一天，冻得整个人都废掉了，恨不得能坐下来喝一碗热腾腾的老妈蹄花汤，再吃一碗香辣重庆小面，有鲜肉云吞就太棒了……

你会安慰自己，与其寡淡无味养生一百岁，不如好酒好肉潇洒五十年。所以你会视死如归地爱着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烧烤，只因为味道够销魂；视死如归地爱着添加剂过多的午餐肉、福尔马林泡出来的黄喉、农药过多的空心菜，饲料可疑的小龙虾，只因为你的胃不可背叛。

有一天，一个很斯文的女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吃掉了一个三明治，又捧起了一碗米线准备下口。她惊叫起来，说，“你吃这么多啊！？”我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无辜地望着她，说，“我还没垫着底呢……一会儿还有一碗叉烧饭……”

我们是神一样的队友，总是能够快准狠地解决三餐。下课铃一响就各司其职，在别人还在排长队买饭的时候，我俩已经吃完回寝室了，从冲出教室、排队、买饭、吃完，回到寝室，总共也就15分钟吧。由于我俩配合太密切，以至于高中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我们都找不到任何饭搭子——因为我们吃太快了。在别人细嚼慢咽的时候，我早就吃完了，只能呆呆坐在对方面前，看着对方吃，谁受得了呢。

越吃不下，剩菜剩饭越多，越难吃；越难吃，越吃得少，越只能吃剩菜剩饭，如此恶性循环。碰到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若我十分钟之内还没有吃完午饭，她就会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收拾饭菜，把碗筷拿去洗了。更糟糕的情况下，她会非常暴躁地说，吃不吃？不吃是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饭菜啪的全倒了，饿我一天。

你的胃会告诉你哪里有你最爱吃的，而你最爱吃的，告诉你哪里是你的故乡。

回国后一般会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烧烤、火锅、川菜吃完一轮，这样我也就很快适应了我曾经很适应的种种：适应了电梯里的人明明看到你跑过来，却按关门键；适应了在马路上开车，人们会任意变道加塞；适应了稍微堵一下车就狂按喇叭，好像这样就能飞起来似的；适应了大人们在马路边肆无忌惮掰着小孩的屁股让她/他撒尿甚至屙屎；适应了处处人山人海，高声喧哗。

胃口太好的尴尬还不止这个。我不挑食，尤其饿起来，就连盒饭也觉得非常好吃。常常在别人很小心地尝了一口，抱怨“啊这个好难吃啊……”的时候，我却刚好兴高采烈地脱口而出“哇这个好好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合到一起，也是醉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吃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记得在香港读书的那一年，学校食堂的饭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我会吃一个三明治，一碗米线，然后再吃一碗叉烧饭，才能饱。

小时候就这样胃口不好，体弱多病。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吃东西这件事，成了成绩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常常挨打挨骂的缘由。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胃口好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饭（话说那饭菜也贵，快把我吃穷了），转而去街市买菜，自己做来吃。这导致至今我的粤语仍然停留在对小巴司机叫喊“唔该要落！”和向菜贩询问“点卖？几蚊一斤？”的水准。

1岁的时候，我家的阳台正对长江。据我母亲说，为了给我喂饭，她必须用左手抱着我，同时拿着碗，右手举着勺子，站在能看见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轮船来了！”趁我一高兴就对着轮船发出“哇……”的叫声之前，赶紧舀一勺食物塞进我嘴里——不用这种把戏，我根本不肯张开嘴。

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在宿舍里自己煮东西吃。条件有限，我是将就着电饭锅的内胆吃饭的，这意味着我的饭量是论锅算的。遇到外出聚餐的情况，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人，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干掉自己面前的大量食物，然后我还会反过来盯着对方的盘子，说，“你是吃不下了么，我帮你吃了吧……”我像个自助餐厅老板一样根本不接受看到桌子上面有剩菜。

但后来我理解了，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就像盘子里的食物。世上本没有最好吃的食物，吃习惯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的味道，你的记忆，你身体的故乡。

但我用166cm 50kg体脂率19%的事实，当场对她的嫌弃给予了回击，恨不得露出“哈哈，你来咬我啊”的表情。但在她进一步嫌弃我是不是甲亢的时候，我诚恳地告诉她，其实这只是因为你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减肥。

那天和朋友一起专门开车去乐山吃跷脚牛肉。高速公路上，遇到大雾，前方发生了十五车连撞的特大车祸，堵了三个小时。到下午两点半，我们四头吃货还被死死困在高速上，滴水未进，眼睛都饿绿了，淌着口水七嘴八舌地聊吃的。

4岁的时候，幼儿园的食物惨不忍睹。一个灰色的大铝桶，装一桶清水白面，黏糊成一坨，一个铁勺舀出来，啪一声屎一样填进碗里，喂给我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我永远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一个，饭堂空空，老师急得要死，忍不住亲手灌我，眼看快喂完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哇的一口全呕吐了出来，把她吓坏了。我妈妈还为她受到惊吓而道歉，说，“这孩子就这样，一个鹌鹑蛋她都一口吞不下去，要分成几口，还一边吃一边翻白眼。”

步入青春期，大约是因为身体开始发育，我的胃口渐渐变好了，饭量增大不少。中学阶段，是我吃货道路的改革开放阶段。高中的食堂虽然难吃，但身陷囚笼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垄断。在冲饭（冲向食堂买饭的简称）这件事上，我和我的饭搭子配合密切，今天我扛书包，你冲饭；明天你扛书包，我来冲饭。

也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周国际课程在布拉格进行。但我在布拉格呆了两天就坐不住了，逃课跑去了维也纳。那儿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但茨威格也好弗罗伊德也好施特劳斯也好，都不能安抚我哭嚎的胃；物质食粮的贫瘠让我意识到，所有的精神食粮都是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撑的，才顾得上。

那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当整个维也纳陷入迷人的深蓝暮色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后悔没有走进那家麦当劳，可又不想走回头路。最后我只找到一家10平米大小的Subway。我高傲的胃，像一个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拖出来游街示众的贵族，终于妥协了，买了一个5欧的冰冷三明治。不挑食如我，眼睛都饿绿了，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吞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