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久留，赶紧逃出房间。我厌恶我下意识的勃起，如同厌恶我无法选择的家庭，它们都带着无法抵抗的力量，成为我内与外的阴影。
听说北京也很繁华，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我想。
我终于明白杂货店里的嘲弄。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那些年轻或不年轻的女人，躺在我家二楼的某张床上，打开身体，接受一个又一个男人。
从前，有一种全世界最好吃的大头冰……
我只去过一次林家，依稀记得是借东西。黑咕隆冬的两间房，一间林美丽和林坚强住，另一间是他们父母的卧室，除了必备的几件家具，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屋子里有一种复杂的霉味，灰蒙蒙的光线，从木栅栏的窗里犹犹豫豫地投进来，不像是照耀，反像是见证，见证着苦难如何一点一点地发生。
因为这一句话，我原谅了她把我追得像只狗一样满院乱窜的事情。
“那你就回去读书吧！”我说。
挂号的时候，里面有一种闷闷的声音问她：“挂哪个科？”
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今年读几年级了？”
她说什么条件都答应。
“你姐长得好丑。”
母亲在光荣镇买下一栋楼，花了一个月时间装修和筹备，然后，开张，运营。她做事果断，雷厉风行，比男人还要有干劲。有人说，李左啊，你妈可是光荣镇有名的女强人啊！
不知过了多久，群蚊的叮咬将我从自责中唤醒。我听到屋子里有人咳嗽，轻微而模糊，然后又没有声音了，只有虫鸣依然。我揪起两大把杂草，反过身，跪在地上，开始擦拭那些陈年字迹，直至将墙根染得一团黝青。
“上来，到我身上去！”
“真好吃，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就像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雪。”
我说，走，我请你吃大头冰。
最后一场试考完的时候，我知道考砸了，我心神不宁，眼前一直涌现各种幻象，而每一种幻象里，都有林美丽的影子，她看着我，颊上潮湿，说，李左救我！
我被林美丽撵出院子。于是，原本流畅的白线，豁出一个臭烘烘的缺口。我那时不知道，在这个缺口里，将生长多少茂盛的、四季常青的痛苦，令我一生都深受其害。我只是气呼呼地，怀着对林美丽的满腔仇恨，在拐角处的墙根上写下一句谶语般的诅咒：林美丽卖X。
“18岁！”
见到我，很高兴似的，叫林美丽倒茶。
两天以后，林美丽没有回家，而是站在光荣镇中学的教室门口，对我说，你请个假吧，陪我去趟县城。
林美丽被抓了。她想再做一单，然后来接我。破门而入的警察将她逮个正着。她被扭送到县城公安局，接受我的想象力无法还原的羞辱。
在手术室外，我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我听见里面传过来一阵更甚一阵的惨叫声，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我多想冲进去，捏着林美丽细瘦的手腕，对她说，不要怕啊，不要怕。
然后我们去买雪糕吃，她说，“你想吃哪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我们马上就要中考了，中考的那几天，你能不能不要做生意，在考场外等我，”我说，“有你在，我会觉得安心一些！”
“林葫芦！”我对着那颗趴在语文书上的脑袋大叫一声。
可是，当她浑身汗水地从里面挪出来，在长椅上坐下，拿着我给她的大头冰时，雪糕已经化成了一摊黏糊的奶浆。
后来，家里就来了许多小姐姐，还有阿姨，有的来自贵州四川江西，也有的就是本地人，坐在二楼的厅里，大声笑着，看着电视聊着天。她们有些住在我家，有些只在走墟场的时候来，呆上半天就走。
我看见林美丽，站在我家的堂屋，和母亲聊着什么。
离开的时候，经过她父母房门，隐约看见里面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仰在一张椅子上。
“多大？”
第二天上午，我在学校看见林葫芦。
后来我又听我的语文老师说，你爸爸是一个制造信仰的人。
好像是一个春天的午后，阳光绵软，电线上停着几粒雀点儿，柳树的枝头冒起了密密的小疙瘩，地上是连片的马齿苋、抓地草，偶尔有牵牛花闪闪烁烁地开在路边。
“你姐是个丑八怪，”我在教室里上蹿下跳，唱着早已编好的顺口溜，“林美丽，丑八怪，大龅牙，往外叉，衣服像坨屎，头发像条狗尾巴。”
“大头冰好吃吗？我只吃过冰棒。”她端详了好一会儿大头冰的外包装，说贵，但终于还是买了，和我一人一个，一路舔回来。
后来，我知道了她的价码。每做一次，她能得50或者100元，母亲抽20块台费；包夜200，母亲抽50；包夜300，母亲抽100。阿姨们更少，有时单次只有二三十元。
我说了一下课程内容。在我说话的时候，她定定地看着我，刷得像蝴蝶触须般的眼睫毛忽起忽落。
我在墙根下坐了一会儿。那晚月光满天，我看到多年前写的字：林美丽卖X！它们穿越时间的重重迷雾，逼到我眼前。我父亲常说，事与事之间，都是有因果的。我坐在那里，浑身冷透，如果林美丽和这五个字有因果关系，那么，我就是她悲剧的源头，就是她痛苦的罪魁祸首。
我怔在那里，被她的声音惊住了。就像有一种风，从她身体内部流出来，均匀、轻柔、源远流长，在光荣镇灰暗的天空细细地飞，给所有事物——碎牙般的房子、灰蒙蒙的香樟、还未亮起的灯柱、往来的面目模糊的行人，染上透明的幽凉。而小镇就此成为一个宁静的剪影，悲欢荣辱都不复存在。
我靠在门边，忽然失去偷窥的勇气。我怕她消瘦的身体像一柄薄薄的刀刃，割伤我的眼睛。
“当然得要用钱去赎……”她说，“你可别看我，这跟我可没关系，让他们家人自己去想办法！”
醉酒的男人挂在我母亲的肩上，含糊不清地说：“有新货没？”
这样的男人越来越多。开始的时候，他们上了二楼，母亲就会对我说，去，到街上玩去（后来就顾不上了）。有一天给了我十块钱，“去买一盒避孕药！记得，名字叫避、孕、药。”
只是，在那个夏夜，年少的筵席还没有散，我和林美丽，都是时间的座上宾。觥筹交错，人来人往。而我，只想赶在散席前，告诉她：
我没有见到林美丽。
“不能吃冰的，傻瓜！”她白着嘴唇，笑着骂我，顿了一顿，又说，“医生说，只是几片血块，但为什么我还是痛得快要死掉了呢？！”
“你真的决定了？”我母亲的声音。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都没有见到她。直至礼拜五的傍晚，她回来了，衣裙、眉梢和脸颊焕然一新，几乎好看了起来。我想到我们刚学的《孙权劝学》，里面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把水盆冲了三遍，再从开水瓶里倒出热水，掺了点凉水，调配好水温，端到二楼，林美丽已经仰在床上睡着了，她没有穿裤子，两腿间黏乎乎的一片。我感到一种可耻的勃起，它憋着一股劲，奋力地想要突破裤裆，要扎到某个地方去。
我想起故乡某一年冬天，黑魆魆的瓦上盖满了白雪，毛白杨和苦楝树的枝干上，全开着白花，林葫芦和林美丽在树下堆了一个奇丑无比的雪人，凹凸不平的大圆球顶着一个凹凸不平的小圆球，遇见我经过，说，这是李左，一会儿又说，这是林坚强！
我二话不说，和班主任请了假，回到家，把所有零花钱都倒了出来，119块7毛，全都装进书包，和她一起坐上进城的大巴车。
她没有回答，只是入了神似的盯着前方，河那边有一大片苇花，像大地白了头。偶尔有云雀从田野深处飞起来，像被弹上去的褐色念珠，又悠悠地落了下去。她看了很久，好半天叹一声，“要是……我家不这么穷……啊，天怎么这么黑了，走吧，回家吧！”
我蹬着自行车，赶去十里外的桑田村，抵达的时候，已近深夜。那个小得和猪圈一样的两间屋子，已经没有一丝灯光，黑得像一双受尽苦难的眼睛。我喊了两声，林美丽，林美丽，没有人回答。大概都睡着了。
16岁的林美丽依然又黑又瘦，她戴着眼镜，穿着大饼色的黄外衣，龅牙外突，一如既往地不好看。但她的眼泪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在我和林美丽别后的时光里，每当我回忆起她，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那天的泪光。
那天夜里，我在三楼的房间，很久都没睡着。
中考的前一天，我复习完所有功课，去找林美丽，她刚刚接完一个客，汗水淋漓地躺在床上，对我说：“好，我明天一定去，保管你一出来就见到我！”
人来人往的校园里，一下子成了人世的废墟，我站在空荡荡的衣服里，觉得阳光、人声像是一种虚拟的东西，与我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作不得数的。
那天傍晚，等我们赶到车站，最晚的车也没有了。我们在车站旁边的小旅馆住下来，50块钱，我给的。
我只关心，林美丽怎么样才能出来！
那一天，她做了6次。
乡村十月的夜晚，静得能听清自己的心跳。偶尔有机动车经过，投下稍纵即逝的远光，透过参差的树影，投在白墙上，移动着，一如黑白电影。
就在那天晚上，我高大而泼辣的母亲忽然灵光乍现：去光荣镇，去开饭店，开有很多女人的饭店。
母亲说：“美丽和我说过，她这么使命干，就是想送她弟弟读书，还想建一个房子，她们家那个猪圈一样的破房子实在太破了……”
“也有的下山的！”
在那间呻吟声翻滚的房间外，我见识到了有生以来最荒诞最恶心也最刺激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对我造成的影响是，至今为止，我都不敢在人前上厕所，我的小和尚总是不合时宜地勃起，像一种无法控制的羞耻，跟随我难堪的半生。
日子就这样喘息着，一天天地过下去了。渐渐地，我开始接受现实的邪恶，接受我的无望无力无可奈何。我看着打开房门的林美丽，她扶着门框，使劲抬了抬眼睛，虚弱地说：李左，去给我打盆热水。
那两个身影缩了一缩，在黯仄仄的灯光下，两个被生活欺负得遍体鳞伤的人，看起来就像两粒风干的大枣一样可怜。
我不美丽的美丽姐姐，就这样，在我母亲的安排下，一次又一次成了各类男人的泄欲对象。
我说，是，你要去看看她不？
外面日光煌煌，我在县城的街道上到处乱窜，我想买到林美丽最爱的大头冰，等到她出来就给她，顺便告诉她，听说是奶做的，给你补补身子！
“你说什么？”他不敢相信似的。
有时候，我和林美丽一起提着篮子去溪里漂床单，穿过深浅不一的绿色乔木，和鞭炮一样炸开的花朵，豆荚成熟了，四野都是一片鼓鼓突突的厚嘴唇。我说，就像你的龅牙嘴。
她在门口的竹椅上坐着，落落大方，招呼放学回家的我。
“还以为什么大事呢！没问题！”
这个制造信仰的人，常年不着家，在庙里一呆就是数月。晚饭的时候，父亲坐在正首，说，阿弥陀佛。他衣裳里有一股檀香的气息，我母亲趴在他肩膀上，忽然笑：“那帮和尚，这么久，怎么过的呢？”
她在门槛外操起一把笤帚，向我追过来，黄衣窸窣作响。我和林美丽的相识相知，就在1998年的黄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然后就着那晚风哼唱起来：
村头的李爷说，你爸爸是雕菩萨的。
父亲是神秘陌生的，从我记事起，他总是在离开。母亲说，你爸爸是一个手艺人。
她低着头，反复挤着那件黄外衣的衣角，半晌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绿色的药丸。两块钱一板，还剩下8块钱，于是去买大头冰。那是全镇最贵的雪糕，3块钱一个，我一年都吃不到两回。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一起，她摊在被窝深处的手湿漉漉的，像从水中捞起的小鱼。我握着它，忽然想起那年在她家猪圈外初遇她的情景，“那时候，你就像跟刚出锅的油条！”她一抽一抽地笑，然后说疼，于是什么也不敢和她说，只是静静地躺着，窗外万家灯火，从灯火深处转来的风，经过我们的窗，我们年少的沉默，和孱弱的骨头。
然后，我听到女人的怪叫声，像被挨打的呼救，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尾音拖得长长的，从二楼一阵一阵地传上来。
“你们有没有学那首歌，初一都要学的……”
那一次请客，我花了我妈给的一周的零花钱，可是一点也没后悔。林葫芦举着那支全镇最贵的雪糕，慢慢地舔，忽然说，听说我姐在你们家？
捡完学校的矿泉水瓶，又在街上捡了一圈破烂儿，零零碎碎加起来，卖了十块。天还没有暗，于是去镇边的观音山。母亲说过，那里有一种草药，晒干了能卖钱。
“妇科！”
再后来，她还来过两次县城医院，一次我陪着，一次她独自前来。她告诉我，医生说，已经成型了，心都开始跳了，我又杀了自己的一个孩子……
林美丽说：“好孩子，回去后我双倍还给你！”
“回去了，她们家人不让她做了……”我母亲说，声音像蛇一样又冷又狠又准，“可是，怎么可能不做呢？”
他的父亲在院子里劈柴，裸着上半身，黑糖色的背脊上汗水如瀑，头发花白，腮帮深深地凹下去，手背青筋暴突，就象一个核桃仁。
林美丽的母亲是个疯子。油菜花开的时候，她脱光衣服，在村庄乱窜。春天的夜里，一户人家忘了关大门，醒来的时候，一个裸体女人躺在枕边，肮脏的身体上沾着大块的、内容不明的茶色污渍，吓得屋主尖叫连连。
我们坐在汽车上，穿过许多镇子，穿过许多风景，赶着去谋杀她腹内的胎儿。她开了窗，各种村庄的风都来打探她。她说，我会遭报应的，我知道！
“初一。”
再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她了。林美丽离开了光荣镇，去了龙岩。2006年，她在出台过程中被拐，卖到漳州的某个小地方，终年关在阴暗密闭的室内，五花大绑着，如同她母亲一样。再后来，她逃出来，去了广州，依然是做同样的工作……
我说：“我不要你还，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叫出口。
我说，不用你管，我去捡破烂赎她。
这个昔日的仇敌，仍然穿着油条一样的黄衣服，用蓝边大碗给我盛出一碗菊花茶。她说，小心烫！
然后，我在门孔外，看遍了女人的肉体，也看尽人间荒诞。当我长满痘痘的同学们紧张而羞涩地交流关在没有大人的家里看岛国电影的经验时，我对他们的无知充满不屑。
林葫芦本名叫林坚强，因为他太沉默了，老师说，就像一个闷葫芦，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葫芦。林葫芦成绩好，每年开学典礼，都会戴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被全校学生毕恭毕敬地羡慕。
但也没有因为得知他的身世，而和他变成好朋友。在我们闽西南的乡村，类似林家的故事比比皆是，更多人家的悲剧，比他们更凄惨，更不足为外人道。
“就画！”粉笔顿了一顿，又往前走了一走。
我最不想遇见的事情，还是遇见了。那天放学回家，二楼的某个房间里，传出男女对话声，男人的声音是陌生的，女人的声音，正是昨天黄昏时唱着“长亭外古道边”的声音。
林美丽是我的同学林葫芦的姐姐。
12岁的林美丽瘦削丑陋，戴着近视眼镜，龅牙，穿一身黄衣服，皱皱巴巴的，像一根油条。
“你好硬！”
我写到林美丽，写到这个像一颗生锈的钉子一般的女孩，写到她的瘦，她的无奈，她的坚强，她的喊叫和她的疼，她站在一盆温水中央，慢慢洗涮下身，眼睛却疲倦地合上去，写到她藏在床头柜里的药，乳白色的瓶子，上面写着：专治梅毒。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林美丽没理我，她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对着河水发呆，“梦见又回去读书了，读小学五年级，我觉得课本上的东西都好容易，我都看得懂，心想，快点考试吧，我一定能考全班第一……”
“你要干吗？”他抬起头，身体向后倒了倒。
母亲赶到学校的时候，我正双手斜上举，双腿弯曲，像只瘦蛤蟆一样盘在走廊一角。这个好强的女人，看到儿子的狼狈样又气又心疼，甩了我一个大耳刮，把双腿弓成罗圈、已经不会正常走路的小崽子拖了回去。
“啊，轻一点……”
16岁少女的紧张兮兮的声线。
“呵，我也读了初一，不过读完初一就没读了。”她说，“你们现在上什么课？”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说：“你才回家啊，你美丽姐回来了，她三伯把她赎出来了！”
我的父亲曾说，生活就是一顿筵席，有人聚，有人散，都强求不得。
回来的时候，月光把林间沙路照得清清白白，满天星斗闪烁，和成片的萤火虫一起明灭游荡，四野寂静，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想起一首歌，林美丽曾经唱过的，一首像晚风一样无可奈何的歌。
即使她不说，我也猜到了。
小学毕业那天，我父亲从某座山下来，回到村子，回到他的家。我站在高高的门槛上看着他越来越近，灰色衣裤一尘不染，脸庞干净而饱满。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也应该高声叫他，甚至扑过去，将脸埋在他的衣服里，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那天的作文题是：就这样慢慢长大！
“乳房怎么那么小，跟小妹子一样……”
我说大头冰。
林美丽跑过去，给了他们一团钱，说：“爸，妈，快回去，我过两天回去看你们！”
“你回来了？！”
杂货店里，一个人看到我，忽然笑起来，说：“你家开鸡店的哈？！”
母亲癫病发作时，林美丽的父亲就会揍她，揍得很凶，她于是挂着面积不一的血痕和淤青，更加频繁地往田野、河流、山岗和村落里跑。
监考老师过来递纸巾，说，坚强点！我才知道我哭了。
我母亲说，“你女儿关我什么事？”
这个三好学生理所当然告发了我。然后，一系列惩罚相继而来：写检讨，公开道歉，蹲半天马步。
“不要画我屋！”她冲我高声喊。
“李左，李左……”
从一扇门的缝隙里，看见两个没有穿衣服的人。男的是光荣镇中学的校长，女的是方阿姨，校长皱着眉头，脸上都是汗，方阿姨的布袋奶甩啊甩，甩得她痛苦地叫：饶了我吧！放了我吧！
那是七月的山岗，阳光像草一样疯长，流云凶猛，乱坟岗子里危机四伏，时不时有四脚蛇在地上窜动。我想着林美丽，想着她从派出所走出来，头发油腻凌乱，一脸倦容。然后，我对她说：“我可以赚钱了，林美丽，我可以让你天天吃大头冰！”
“站住！”
我问父亲，筵席是什么。他说，就是聚餐。不知道生活的筵席上，有没有这么好看的荷包蛋。我一边吞着口水，一边用粉笔挨着小巷的墙砖，磨出一条波浪线。即将越过一个粪味浓烈的猪圈时，我听到凶狠的喝斥声。
考场还是在天堂镇中学，许多邻镇的学生和老师也来了，我见到几个熟脸孔，他们在讲台边站着，西装笔挺，说，不要作弊，虚伪的人是可耻的。
以后我再也没有欺负过林葫芦。
“她在哪？”
从前，有一个长得像油条般的女孩；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二楼所有房间，被我在某个夜晚钻出门孔。我母亲喝醉了酒，她在卫生间呕吐的时候，我听见她的嚎啕大哭：有报应就冲我来……不久，她的鼾声紧随哭声而来，那是一种均匀又响亮的鼾声，像午夜的松涛，镇定又浩荡。我一边扭动镙丝刀，一边对她的庞大充满恐惧。
这些鸬鹚一样的女人们，在人世的水面上扑腾着、挣扎着、冲突着，但又不得不从嘴巴里吐出大鱼，喂肥饲养她们的人，而她们中的大多数，到头来依然清瘦、贫困、暗疾丛生。
等到九月，我到光荣镇中学报到，饭店已经开张一个月了。一楼是餐厅，二楼是房间。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许多人。喝酒的，不喝酒的。我母亲是一个热闹的美人，几乎每天，我都要被她拉着，去认一个陌生男人作舅舅，然后听她说，“大哥多关照，小妹不太懂规矩，您多指点，这个，您拿着买盒烟抽！”
“我要去医院，我怀孕了！”
他说，不了……这雪糕真好吃。
母亲说，李左，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只有够黑够狠，你才能发财。
里面有一双眼睛探了出来，不怀好意地打量了一下林美丽的脸。
路上，母亲和我说林家的家世。她说，坚强和美丽都是可怜的孩子，你要是再欺负他们，即使你真成了罗圈腿，我照样打断。
光荣镇，那是人间最繁华的地方。我跟着母亲走墟场时去过。到处都是布棚子，布棚子下摆满了货物，空气里挤着各种吆喝，货担间蛹着各式的人，小孩子穿得鼓鼓绒绒的，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像篾箩里的鸭苗。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她狼藉的母亲，她残疾的父亲，站在我家的堂屋中央，近乎卑微地说，“我女儿呢？”
我第一次遇见林美丽，是在1998年的夏天，那时我还是一个9岁的少年，光着头，背着布书包，赤着脚茧不下半寸厚的脚板，在桑田村大肠一样的巷子里快活地走着。那天夏至刚过，火烧云像荷包蛋一样铺在天空，看得我饥饿无比。
林美丽的父亲是个瘸子，年轻时参加过越战，在各种大口号里奋不顾身地冲杀，命运成全了他的奋不顾身，却没有给予他幻想的妥善安置。他回到老家，和许多负伤后卸甲归田的战友一样，在老家的土地找生活，娶了一个同样残疾的女人来延续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