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开始尝试写作。出版对我不难，我能立刻找到品味相投和理解相近的人。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并告诉我自己，这只是机缘凑巧而已。在出版社工作时，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别人的书打交道上。我不后悔：为群体的文明和睦相处而做的每一件有益的事，都不会是浪费精力。都灵严肃而忧伤，经常地我会离开它前往罗马。（凑巧我所知道的唯一谈及罗马而不贬斥的正是都灵人。）所以罗马也许是意大利城市中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我甚至从未自问过原由。
我就这样开始讲起吧，我出生时的星象是天秤座，因此我的性格中沉稳和躁动得以互相中和。我出生时，父母亲正打算从旅居多年的加勒比地区归国，所以这地域上的迁移总使我向往着到别处去。
你向我索要一份生平资料 — 这总让我为难。个人的信息，即便是登记在社会机关中的，也是人所拥有的最隐秘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公之于众，那感觉好象是去面对精神分析专家。我只能这样去想：我可还从未被精神分析过呢。
对我来讲，理想的住处是个外来客能够安心自在地住下的地方。所以我在巴黎找到了我的妻子，建立了家庭，还养大了一个女儿。我的妻子也是个外来客，当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讲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都会变，可安放在我们体内的语言不会，它的独立和持久超过了母亲的子宫。
我双亲所拥有的知识全集中于蔬菜王国，他们关心着其中的奇迹和特征。而我，被另一种蔬菜—文字—所诱惑，没能去学会他们的知识，因此我和人性化的知识总有隔膜。
米兰，1980年，9月至10月。我意识到，在这份自传中我关注的主题是诞生，我谈到了和我第一眼见到光明相关的以后的一系列阶段；现在我想回得更远，回到那出生前的世界。源于追根溯源的要求，每份自传都会遭逢这样的风险，比如
《项狄传》①，主人公从他的祖先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当他终于要讲述自己时，发现却已无话可说。
我在里维拉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周围的气象平凡琐小。大海和高山保护着我，使我无忧无虑。分隔我和意大利的是一条狭长的海岸线，而我和世界之间只隔着近近的一条边界线。告别这个安乐窝于我仿佛是重温出生的痛楚，而我只是在如今才意识到这点。
注释：
战争一结束，大城市向我发出了比我的乡土情结更有力的召唤。我曾短期徘徊于都灵与米兰之间，无法抉择。我最终选择都灵自有原由，也承受了这个选择造成的后果。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因和果，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假如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我的成长正处于独裁时期，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投身戎马，这些使我总抱有一个观念：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是一种脆弱的好运气，很可能在一瞬间它就会被夺走。基于这个观点，我把自己少年时期太多的精力给了政治。我说太多是相较于我实际可以作出的成果而言，并且那些看似远离政治的事物其实能够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甚至政治）施以更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