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我名叫亚历山大·费里。我有幸结识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说，我的姓名既带光荣的金属，又有伟大的马其顿人的遗风
①。但是这个掷地有声的威武的名字同写这篇东西的灰溜溜的人并不相似。我现在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的一家旅馆楼上，这里虽说是南城，但已没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经七十多岁；还在教英语，学生为数不多。由于优柔寡断、漫不经心，或者别的原因，我没有结婚，如今还是单身。我并不为孤独感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物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我不再以哈姆雷特
②自拟。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个象棋俱乐部，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某个幽暗的书架上找到我写的《约翰·威尔金斯
③简析》，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订其中的许多疏漏错误。据说图书馆的新馆长是个文人，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仿佛现代文字还不够简单似的，他还致力于颂扬一个想像的江湖气十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来到这个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个江湖哥们或者据说是江湖哥们的人。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不妨把那件事写出来。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那是晚上十来点钟。伊拉拉在电车里告诉我，预备会议一般在星期六举行，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也许被我的名字打动，批准了申请。我们走进加斯咖啡馆。大会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个，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我记不清有没有主席台，后来回忆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认出了我从未见过的主席。堂亚历山大是个上了年纪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额宽阔，灰色眼睛，红胡子已夹有银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长礼服，常常两手交叠搁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壮实。左边是个年纪比他轻许多的男人，头发也是红色；红得像火，而格伦科埃先生的胡子却叫人联想起秋天的枫叶。右边是个长脸的小伙子，额头低得出奇，衣着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几个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妇女在座，在许多男人中间分外突出。长桌另一头有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水手服，过不多久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新教牧师，两个显而易见的犹太人，一个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闲人那样，脖子围着丝巾，衣服紧裹着身体）。黑人和小孩面前是两杯牛奶可可。其余的人给我印象不深，只记得一位马塞洛·德尔马索先生，特别客气，谈吐文雅，可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保存着一次会议的照片，拍摄得模糊不清，不准备公布，因为当时的服装、长头发和胡子给与会者一种戏谑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当时的场面显得虚假。任何团体都有创造自己的方言与规矩的倾向；代表大会（它一直给我某种梦幻似的感觉）似乎希望代表们不必急于了解大会的宗旨，甚至不必急于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职责是别提问题，我避免向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打听，因为问他也不会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过了一两个月就懂得规矩了。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名叫唐纳德·雷恩，后来他教我英语。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晚上气温也不见下降，热得难以忍受，大家都盼望凉快。房间很多，但是低矮，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我们住的是一个朝南房间，有两张小床，一个柜子，洗脸盆和盛水罐是银的。泥土地没有铺砖或木板。
注释：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上文说过，我是单身一人；前几天，一个听我谈起费尔明·埃古伦的邻居告诉我埃古伦已经在埃斯特角去世。
事实俱在；我尽量说得简单一点。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是乌拉圭庄园主，他的农庄和巴西接壤。他父亲是阿伯了人，上世纪中叶到美洲定居。他带来一百来本书，我敢肯定，堂亚历山大一辈子就只看了这些书。（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杂七杂八的、目前都在我手头的书，是因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个格伦科埃死后有子女各一，儿子后来就是我们的主席。女儿和埃古伦家的人结了婚，就是费尔明的妈妈。堂亚历山大向往有朝一日当上议员，但是政治领袖们把他拒于乌拉圭代表大会门外。他好不气恼，决定创立另一个范围更广的代表大会。他想起在卡莱尔激情的篇章里读到过那个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事迹，克卢茨代表三十六个国籍不同的人，以“人类发言人”的名义在巴黎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榜样的启发下，堂亚历山大筹划组织一个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心设在加斯咖啡馆；开幕式用四年时间筹备，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举行。堂亚历山大同许多乌拉圭人一样，不拥护阿蒂加斯，但爱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召开。奇怪的是，原定计划精确无比地执行了。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眼，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我是1902年1月初到伦敦的；我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的爱抚感，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因此特别高兴。幸好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馆附属的图书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性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
⑰和伏拉普克
⑱，《情感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种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解析语言，这种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顶下，我认识了贝亚特丽斯。
“把地客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起初我们都领取固定的津贴，但是大家热情很高，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虽然和我一样穷，放弃了津贴，大家也这么做了。这一措施很有好处，有助于分清良萎；代表人数减少，剩下我们这些忠贞不渝的人。唯一有报酬的职务是秘书，诺拉·厄夫约德没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极其繁重。组织包罗全球的机构不是轻易的事。大量信件电报往返联系。秘鲁、丹麦、印度斯坦都有来信支持。有个玻利维亚人来信说，他的国家没有出海口岸，这种可悲的处境应该列为大会首批讨论的议题。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从不评论这段往事；我们的语言都将是亵渎。1914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堂亚历山大对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亲热，也许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请我们去喀里多尼亚庄园去住几天，泥水匠们已经在那里开工。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子汉。我只是想掂掂你们的分量，朋友。”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
㉒、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经过溯流而上长时间的航行，又换乘木筏，我们在拂晓时到达河对岸。然后我们在寒酸的杂货铺里过夜，在黑山地区通过许多栅栏。我们兼程行进，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园要辽阔荒凉得多。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坝亚特丽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色的头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道的特威尔的红头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亚特丽斯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伦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出身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伦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丽斯·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出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流淌的情爱；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我们打老远就望见那项工程。二十来个人已建起一个残缺的阶梯剧场似的东西。门廊和脚手架中间还露出空白的天空。
那个人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却使我郁郁不乐。我知道自己很孤独；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会事件的人，再没有谁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忆了。如今我是最后一个大会代表。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但是我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这一点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将来的无数伙伴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圣的名义发誓决不泄露代表大会的内情（世界上有没有神圣或非神圣之分？），不过同样确切的是，我现在成了发伪誓的人也是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这句话听来费解，不过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
⑬；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我觉得埃古伦同特威尔取得了默契。特威尔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会代表应该用哪一种工作语言，并且建议派两名代表分赴伦敦和巴黎了解背景。为了装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经迟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伦。堂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还记得幽暗的门厅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伦吓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愤恨压倒了惊吓。我伸手去摸腰带，仿佛掏武器的样子，声音坚定地说：“这种事情我们到外面去干。”
“费里可以代表外国佬，”他哈哈一笑说。
确切的日期无关宏旨。我们只要记住我是1899年从我家乡圣菲省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已经习惯于这个城市，正如人们习惯于自己的身体或者一种老毛病那样。我不太在乎地预见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克制离题的脾气，赶紧讲事情的经过。
费尔明·埃古伦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不管怎么说，我自找的任务不是容易的。我从没有尝试过记叙体裁，连书信式的叙事文章都没有写过，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我记录的故事难以置信。由那位不应被遗忘的诗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塞·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来写这篇文章是最合适的了，但是为时已晚。我决不故意歪曲事实，但我预感到懒散和笨拙会使我不止一次地出些差错。
我记不清第一次是怎么听说代表大会的。也许是出纳付给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下午，我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纳了我，邀请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饭。他谢绝了，说是不能不参加代表大会。我立即领会到他谈的不是坐落在一条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尽头的、有圆拱顶的漂亮的建筑，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们谈论代表大会时，有的带着明显的讽刺口吻，有的压低了声音，有的显得惊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无所知。过了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对我说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他们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墙上有这么几行文字：“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属于全世界。你们进来时经过这里，出去时还要经过这里。——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想上文已经说过雷恩开始教我浩如烟海的英文，作为我教他意大利语的交换。他尽可能略去语法和为初学者准备的句形，直接进入形式要求简练的诗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实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诗《墓志铭》
⑭，然后是帕西
⑮用以揭示庄重的18世纪的民谣。我去伦敦前不久读了斯温伯恩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它们使我像犯了过错似的对伊拉拉的英雄体诗
⑯是否卓越产生了怀疑。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我有一次在利马街遇到尼伦斯坦，我们假装没看见。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早餐和晚饭一样，吃完后，堂亚历山大带领我们去看看庄园的工作情况。我们在空旷的平原骑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骑马莽撞，出了一点小事故；工头毫无笑容地评论说：“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下马的功夫倒不坏。”
陌生人口气一变：
堂亚历山大沉默寡言；代表们发言时脸并不对着他，不过我觉得是说给他听的，希望得到他赞同。他只要缓缓做个手势，讨论的题目立刻就改变。我逐渐发现，他左边那个红头发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尔。我还记得他脆弱的模样，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点，仿佛他们的高度使他们头晕，便成了弯腰曲背。我记得他手里常常玩弄一个铜的罗盘，有时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个爱尔兰团队当步兵阵亡。老是坐在右边的是前额很低的小伙子，主席的外甥，费尔明·埃古伦。我不再相信现实主义手法，如果有的话只是虚假的体裁；我喜欢把我逐渐明白的东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搂出来。首先，我希望让读者了解我以前的情况：我是一个卡西尔达的穷孩子，小庄园雇工的儿子，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脐身（我是这样感觉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也许是世界的核心。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仍有当初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肯定还会有。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堂亚历山大严肃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说：“费里先生代表移民们，他们的劳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费啦，”我对他说，一起出了咖啡馆。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
⑲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
⑳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和我过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乌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着华贵的人、带有巴斯克血统的人，巴斯克人处于历史之外，除了挤牛奶，什么事都不干
④。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文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
㉓，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亚特丽斯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像，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建筑十分坚固，经得住长期的风吹日晒。墙壁几乎有一巴拉
⑪厚，门很宽大。谁都没有想到在周围种些树木。从早到晚没有一丝荫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马匹也缺少照料，乱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尝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园里的主食是城里运来的硬饼干；几天后，我听工头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新鲜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我觉得故事正文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篇章只记录了偶然性或者命运所要求的条件，以便烘托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也许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们逐渐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威尔。这个红胡子的怪人恭维格伦科埃，甚至恭维费尔明·埃古伦，但恭维的方式十分夸张，以至显得像是嘲笑，无损于他的尊严。格伦科埃为他的巨大家产自豪；特威尔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让他批准一项计划时只要暗示说计划费用很大，就能通过。我觉得代表大会最初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威尔建议不断扩充，堂亚历山大无不同意。他好像处在一个不断伸展的圆圈中心，周边无限扩大，越离越远。比如说，他宣称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批参考用书；在书店工作的尼伦斯坦便经常为我们采购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图和各种各样篇幅浩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维的《通鉴》
⑦到那些愉快的迷宫（这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说法），包括法兰西百科全书派
⑧、大不列颠百科派、比埃尔·拉鲁斯
⑨、拉尔森
⑩、蒙坦纳和西蒙编写的巨著。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道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遭遇，因此自然没有惋惜之情。
我记得那时费尔明插嘴了。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乔人攀谈，但是白费心思。他们似乎知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自己交谈时，用一种带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语，言语不多。他们的脉管里显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精壮；在喀里多尼亚庄园，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围腰布，个别一两个人穿灯笼裤。他们和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斐尔·奥布利加多
⑫笔下的忧郁的人物很不一样，或者没有共同之处。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很容易动武。庄园里没有女人，我从没有听到吉他的乐声。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们的敌意。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提议去胡宁街逛逛。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但为了免得他取笑，还是同意了。同去的还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我们从咖啡馆出去时，迎面过来一个彪形大汉。埃古伦可能有点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挡住我们的去路说：“谁想过去先得问问我手里这把匕首。”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比这一带的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堂亚历山大的彻底改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和蔼谨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亚却成了一个严厉的族长，像是大家的长辈。星期日上午，他给雇工们朗读《圣经》，尽管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头（一个接替他父亲的青年人）来报告我们说有个临时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到了有不少人围观的圈子，掏出身边经常携带的匕首交给那个哆哆嗦嗦的工头，站到那两把寒光闪闪的刀于中间。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说：“把刀放下，孩子们。”
这时他笑得很亲切。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特威尔聪颖睿智，指出大会牵涉到哲学范畴问题。筹备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大会像是确定柏拉图式原型的数目，而这是数百年来使思想家们困惑不解的谜。他建议不必舍近求远，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可以代表庄园主，还可以代表乌拉圭人，伟大的先驱者、红绸子的人，以及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的人。诺拉·厄夫约德是挪威人。她是不是代表女秘书、挪威女人，或者干脆代表所有美丽的女人？一位工程师是不是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师，包括新西兰的在内？
那个拔刀相见的汉子进了一家妓院。我后来听说他名叫塔比亚，或者帕雷德斯
⑤，或者类似的名字，专爱寻衅闹事。伊拉拉一直不动声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赞许说：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说出一句话。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促使我一晚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冲动，正是最初踏进《最后一点钟报》编辑部的冲动。对于一个外省的穷青年来说，记者的职业有点浪漫，正如首都的穷青年认为当一个高乔或者小庄园的雇工会很浪漫一样。当初我想当新闻记者并不感到惭愧，现在却觉得单调乏味。我记得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写传世之作。他已经雕琢（这是通用的动词）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诗，后来略加修润，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