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我说。
“我想该派这个孩子去，”他说，“可是你们要是有意见也尽管发表。做的太咸还比做成泔水好些。松不松呢，孩子？”
“哪一件事情？”他说。“说给这个孩子，要他招认哪一桩罪案？好像不止一桩呢。”
我把钱拿给他。
“他的人跟他的琴，”我的祖父说，“全给我滚蛋。要是你在哪本书上看到，一个人成天价坐在一棵树底下弹琴唱歌，你相信我的话，那做书的准是个不通世故的家伙。钱，要紧的是钱。让他太阳底下去出一身汗。他的人跟他的琴。”
“不必多说废话，”我的祖父说。“只要老实话。饭太咸。那自然得成天成晚的喝水了。这种饭我们都吃过的。别因为你喝了一天一晚的水，就当是你是第一个亚美尼亚人喝过一天一晚的水。你只该说，饭太咸。无须告诉我喝水不喝水。我知道。你只要说饭做咸了，让我来决定该不该派你去。”
“我知道，”我的祖父说。“提起米饭来，你有点儿局促不安。是哪点儿不对？我最爱人说老实话。大着胆子说出来。只要你说的是实话，谁也不能再说你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局促不安？”
“我的手背就要往你嘴上来了，”我的祖父说。“你让这个孩子自己说话。他鼻子底下长着嘴呢。你会做不会，孩子？要是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说有个孩了回答老人的话颇有道理，那个做书的大概是个犹太人，一味的言过其实。你能做出来像个饭不像泔水吗？”
“这是应该派了去跟卓尔基的孩子，”我的伯伯索拉伯说。
“也罢，”我的祖父说。“就是这么着。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他背靠着墙，想。
“你现在说这个话，”我的祖母说，“你等一个星期看。等到你又想听听音乐的时候再说。”
“搁的盐够吗？”我的祖父说。“你要是撒谎，记住我的手。”
“我做过米饭的，”发斯克说。“做出来像个饭。”
“等一等儿，”他说。
“他自已知道，”我的伯伯索拉伯说。
“那就定规了，”我的祖父说。“现在咱们来看，派谁跟他去？看哪个淘气的孩子该得罚他跟卓尔基去罕福？要是你们在哪本书上看到，说旅行对于年轻人是个有趣味的经验，那个做书的准是个八十九十的老头子，他在年轻时曾经坐着牛车出门两英里。咱们罚谁去？发斯克？是不是该派发斯克？孩子，你到我眼前来。”
“没有，”我说。“他弹了一个月的琴，唱了一个月的歌。”
“没有工作？”我说。
“不是他还有谁呢？”我的祖母说。“你当然知道他说的是谁。”
他滚下了脚踏车，跌进一窝玫瑰花。
“你们俩早就该回来了。他这几天暴躁得一只大虫似的。把钱拿给我。”
在院子里，在杏树底下，我的叔叔卓尔基又弹起琴唱起歌来了。我的祖父站住，一动也不动，听他唱。他在睡倚上坐了下来，脱了他的靴。脸上又做起怪样子来。
我的伯伯不肯说是与不是。
“今天，”我的叔叔卓尔基哼了一声。
第二天天没大亮，我们就出发了。我坐在脚踏车横档上，我的叔叔坐在车座上，我坐累了就跳下来步行，过了一会儿，我的叔叔卓尔基跳下来步行，我骑上去。到太阳下山才到了罕福镇。
“来三大杯水，”我的祖父对我的祖母说。
“你是一个女人，”我的祖父说。“要是你看到哪本书，密行小字几百面，说女人比男子聪明，那做书的准是忘记了他的老婆，在那儿说梦话。让他去走一趟。”
“转念一想，”我的伯伯索拉伯说，“两个傻子，傻上加傻，也许不大好，尽管米饭不至于煮成泔水。我提议派阿拉木。也许是该派他去。他应该受罚。”
我的堂兄发斯克从地下爬起，站到老头子跟前，老头子挣眉努目看着他，捻捻他的大胡须，咳了声嗽，一只手摩着那孩了的脸。他的手不差什么把发斯克的脑袋全部都盖住。发斯克不动。
“我一定照你的话做，”我说。
我学那样子说了，我的祖父暴雷也似的笑了起来。
我做了一锅饭，又咸又稀，可是我的叔叔卓尔基说，“阿拉木，这个饭真好。”
我的祖母走进厨房，一刻儿托着一个茶盘出来，上面放着三大杯水。我的祖父一杯又一杯喝完，这才又回转身对着大家，脸上做出许多想心事的样子。
一年夏天，我的多愁的叔叔卓尔基又该收拾收拾他的脚踏车到二十七英里外的罕福镇去一趟，那儿好像有个做工的机会。派我陪了他同去，虽然最初有派我的堂兄发斯克之说。
“你会做米饭吗？”我的祖父说。
“我要他骑脚踏车去罕福，”他说。“你们看怎么样？”
他无可奈何似的走出那所空房子。我四下里寻找一把扫帚。没有扫帚，我就走出大门，在门前的台阶儿上坐下。白天里，这个地方好像很不错。那个街上只有四所房子。正对大门，隔两条街，露出教堂的尖顶。我在台阶儿上坐了有一个钟头。我的叔叔卓尔基打街那头过来，骑着脚踏车，左一扭，右一拐，一脸的快活。
“他回家的时候，”她说，“把这个钱交给他。”
“无工可做，”他说。“没有工作，谢天谢地。”
只有他和我两个人笑。别人不敢笑。我的祖父交代过他们，他们要是不能像他那么笑，就不必笑。只有我是伽洛格兰家能像他一样笑法儿的一个。
“已经回来了吗？”他说。“一个西瓜季这么快就过去了吗？他挣的钱呢？”
一家之中有卓尔基这么一个傻瓜，也不能怨天尤人，可是埋怨虽不必埋怨，一年里头能有个机会把他忘记一阵子也好。要是他能离开家，到罕福镇西瓜田里找个事儿混一两个月，那就大家会都合适。卓尔基可以挣点钱，家里也可以清静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让家里清静些。
“为什么没有？”我说。
“到罕福去，”我的祖父说。“跟着卓尔基傻瓜去，做些咸的，做些稀的，做些好吃的。”
我们在镇上走了一转，找个可住的房子，要有个炉灶，有煤气管道，有自来水。我们不一定要有电气设备，我们要煤气跟自来水。我们看了六七处房子，后来找到一处，我的叔叔卓尔基喜欢，我们当天晚上就搬了进去。这所房子有十一间屋子，有一个煤气炉，一个自来水带水槽，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床跟一个睡倚。别的屋子全是空的。我的叔叔卓尔基点上一支蜡烛，拿出他的琴，地板上一坐，弹起琴来，一面弹着一面唱着。很好听。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快乐，总之是好听。
“咱们想想看，”我的祖父说。
“西瓜季过了，”我的叔叔卓尔基说。“你信我的话，西瓜季过了。”
“什么？”我说。
天亮的时候，小鸟们把我们叫起。
“堵住你的嘴，”我的祖父说。“把嘴堵上，要不然我的手背就来了。”
“松的，”发斯克说。
“是的，”我的伯伯索拉伯说。“只有他该去。”
我的祖父四下里看看他的儿女跟孙儿孙女。
我想起我做过的许多事情，我笑了起来。我的祖父听我笑了一阵，他也笑了起来。
我站起身来，走到我的祖父跟前。他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脸上，摩擎我的脸。我知道他没有生气。
我的叔叔跳跳蹦蹦的进了屋子。我还没有能拿准主意拿他怎么样，他已经弹起琴唱起歌来了。好听得很，我简直迷住了，也不想站起来去赶他出去了。我就坐在台阶儿上静静儿的听着。
我抬腿要走。我的祖父一把抓住我的脖子。
“让我想想看，”他说。“卓尔基是咱们家里的一个傻子。你又是个傻子。让两个傻子一路，这件事情聪明不聪明？”他回过头来看看大家。
她对我看了看，又说，“阿拉木啊。”
人走了只剩我们两个。我的祖父说，“把你的伯伯索拉伯说话的样子学给我看。”
我们的差使是住在罕福住到工作完毕，就是等到西瓜收完。
“他做工了没有，”我的祖母说。
他不去追究我跟我的伯伯索拉伯开玩笑的经过。要是我会做饭，就要我跟卓尔基到罕福去。如此而已。我当然要去，不管那个说旅行对于年轻人是个有趣味的经验的人究竟是何许人。傻瓜也罢，骗子也罢，我要去。
“做饭他会的，”我的祖母说。“至少会做米饭。”
“你说的是阿拉木吗？”他说。“阿拉木·伽洛格兰？”
我的祖父慢慢儿的回过头来，对我的祖母看了看。
就是这样，我奉命充当我的叔叔卓尔基罕福之行的伴当。
发斯克迟疑了一下。
“你跟卓尔基叔叔到罕福去一趟吧？”我的祖父说。
我的祖父回过身来看看大家。他的脸上又做起怪样子来。
“爷爷要我去，我就去，”发斯克说。
“你们大家发表意见，”他说。“把一个大傻瓜跟一个小傻瓜，一个家门出来的，加在一处，这件事情聪明不聪明？有什么好处没有？你们发表意见，让我来考虑。”
谁也不作声。
“完了，”他说。“咱们在这个房子里住上一个月，这就回家。咱们已经付了六块钱房租。买米的钱也还够。咱们在这儿做一个月的梦，这就回家去。”
“有时候啊咸，”我说。“有时候啊稀。有时候啊挺美。”
“是指我逢人便说你疯疯癫癫这件事吗？”我说。
“田主自己说的，”我的叔叔卓尔基说。
“不能让他爸爸知道，”她说，“我有钱。”
“要是你在哪本书上看到，有个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娶她为妻，那个做书的准是说的一个少不更事的家伙，他万万没想到娶了个长舌妇，直到九十七岁，一只脚已经伸进坟墓了，还是改不了插嘴的脾气。”
“西瓜，”他说。
他拿起一朵玫瑰花来闻闻。
“你的饭做的怎么样？”她说。
“西瓜季过了，”他说。
“是的，”我的伯伯索拉伯说。
我的祖父回过头来，望着我的伯伯索拉伯。
“你做了什么事情了，孩子？”他说。
“你现在说这个话，”我的祖母说，“过三天你又要愁闷起来。我又要看见你走来走去像一只大虫。这只有我一个人看见。看见了，只有我一个人好笑。”
他看看那朵玫瑰花，笑着。
“今年没事了，谢天谢地，”他说。
“赞美上帝，”我的叔叔卓尔基说，“整个的西瓜季都过了。那些又大又熟的西瓜全都收割了。”
她撩起她的衣服，在她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放在我的手里。
“谁说的？”我说。
“这无非是因为你已经不是年轻人，”我的祖母说。“因此上你要咆哮如雷。”
“我想就派他去也使得，”我的祖父说。“多喝点儿水于肠胃有益。就派发斯克·伽洛格兰这个孩子去吧？还是派谁？”
“阿拉木·伽洛格兰，”我的祖父说，“说给我听，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会做米饭，孩子？”我的祖父说。“四碗水，一碗米，一茶匙盐。懂得诀窍的做出来的是饭，不懂诀窍的做出来的是泔水，你懂得这个诀窍不懂？”
“阿拉木？”我的祖父说。“你说的是那个爱打哈哈儿的孩子吗？你说的是那个高声大笑的阿拉木·伽洛格兰吗？”
个个人都对我看。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然后回家。第一个看见我们的是我的祖母。
“西瓜怎么样？”我说。
“带两个壮健的身子回去，”他说。“赞美上帝，他今年让瓜熟得这么早。”
“没有工作，谢谢我们天上的父，”他说。
“他犯了什么过，应该受这个重罚？”我的祖父说。
“阿拉木·伽洛格兰，”我的祖父说。
他只是弹他的，唱他的，似乎忘记了我们的肚子还是空空如也，过了很久，他忽然从地板上一跃而起，说，“阿拉木，我要吃饭。”
“我会做饭，”我说。
“米饭他会做的，”我的祖母说。
“西瓜季过了，”他说。“赞美上帝，西瓜收割完了。”
“太咸了点儿，”发斯克说。“弄得我们喝了一天又一晚的水，太咸了点儿。”
“工作，”我说。“你今天要开始做工，你该知道。”
“我不要他成天价唱歌，”我的祖父咆哮着说。“万事都得有个界限。要是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说是一个父亲爱他的傻瓜儿子过于他的聪明儿子，那个做书的准是没有结过婚。”
我走进厨房去喝三四杯凉水，解一解头天晚上那餐饭吃出来的口渴。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老人家已经躺在睡椅上酣睡，一脸的笑，他的儿子卓尔基在唱着赞美上帝的歌篇，用他的多愁而好听的嗓子。
老头子脸上做个怪样子，想了一想。
“他故意这么说罢了，”我说。“他不愿意让你脸上下不来。他故意这么说，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把你的心放在你的工作上。”
“哪一件事情？”我说。
“咸吗？稀吗？还是怎么样？”我的祖父说。
“有时候啊咸，”他说。“有时候啊稀。有时候啊挺美。这是不是该派到罕福去的孩子？”
“这个话也对，”我的祖父说。“咱们想想看。大的做工，小的看家，做饭。你会不会做饭，孩子？”
“你的爸爸要打碎你的脑袋，”我说。
“有时候咸，”我说，“有时候稀。有时候挺美。可是他没有做工。”
“没有这个话，”我说。
“不带一个钱回去，”我说。
“还是指我学你的祥子说话？”我说。
“咱们干什么呢？”我说。“作工的季节才开头儿呢。”
我的祖父一回家就咆哮起来。
“我想这是最合适的办法，”我的伯伯索拉伯说。“傻瓜配傻瓜。大的做工，小的看家，做饭。”
“废话，”我的祖父说。“要是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说唱歌的人是快乐的人，那做书的是个梦想者，活上一千年也不会成个商人。让他去走一趟。二十七英里到罕福。这段路程足够让他醒一醒。”
“他自己知道哪一件，”我的伯伯索拉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