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以前的家里，那种感觉很怪异。这间大房子曾经是孩子们玩闹的天堂，充满了音乐声和喧哗声，可如今一切都寂静下来了，连家具都变得有些陌生。曾经的弗格雷太太有了新丈夫，一个热心的烟斗爱好者，他留下的痕迹和气味满屋都是。和克莱拉一样，烟斗爱好者任劳任怨地从事一份有用而实际的工作。
“怎么样？”萨拉问。
“好吧，”弗格雷说，“他就老让我伤心好了。”
萨拉则仍然画画，刻薄地讲，颇有进步。她近期的静物画全都堆在墙角，画的透视功力无懈可击。她解释道：“沃伦说他很快回来，我告诉他你要过来。”
“它们非常可爱，”电话里一个遥远的声音回应，“你真的只有亲眼看看才能相信，你应该过来看看。”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这是她令他讨厌的习惯之一，打电话时让话筒滑到下巴上。他们在一起时，他没太注意，分开之后才赫然发现。
“嗯，”弗格雷含糊其辞地说，一半是对自己。他的前妻走过来站在他的身边，好从同一角度欣赏。
两个女儿长大成人，逐渐有了女人特有的沉默和不即不离。她们拿着水彩笔和素描簿去日光浴旅行，在家则一本正经地用毛笔在粗糙的木板上书写日本俳句。这一切都得到母亲的支持，因为她自己也是着迷于此——房间里堆满了她画的半成品，这一兴趣一直保持到中年依然未衰。
“绝对需要很多。你知道现在买铜线要花多少钱吗？”
弗格雷记得他父亲的手，手心上是凿子和锯子磨出的老茧，手背上布满了点点黑斑。他过去觉得，那些手做的是实在的工作，他因此敬仰它们，现在他自己的手也被金属划得伤痕累累，看上去和父亲的一样了。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幻象：他那在地下室工作的宽肩膀的儿子——幻象的囚徒，他那曾经年轻苗条的妻子腰酸背痛地站在邦威特百货商店的柜台后，还有他年轻的母亲，坐在他对面仔细地涂着空白格子，心里却怀着深深的绝望。这些图像叠加在一起折磨着他，让他悲伤不已，一种徒劳的感觉几乎使他瘫倒在地。这时，他的前妻催促道，“你还不下去看看儿子的作品？”
萨拉耸了耸肩膀，“谁说的？沃伦干劲很足，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用功，在地下室一呆就是一天，凿啊锯啊的。”
萨拉有些发福，但看着她的手腕，仍能感到那份心不在焉的优雅飘散在空气中，丝毫无损。弗格雷渐渐适应了眼前的萨拉和房间的气氛，他想起用磁铁吸在冰箱上的幼儿园炭笔涂鸦，从避暑地带回来的原木雕塑，用海滩玻璃做成的拼贴画，毛笔书写的俳句，圣诞节做的麻雕版画，还有能直立起来的硬纸板马戏团。弗格雷曾经给孩子们买过一套贵斯奈尔氏木块数学教具，教他们数学原理。当时四岁的小女儿拿了两个作数字1的小木块，用铅笔画上点，当作骰子玩。她画上小猫代表数字2，小狗代表数字3，戴着领结的小人代表数字4，而用铅笔画上窗子，带天蓬走廊的摩天大厦代表数字5。萨拉为孩子的创造力所折服，而弗格雷现在却觉得，那时应该打屁股教训孩子一番。迟到的愤怒在他心里念叨：“你把孩子带大，却让他们处在毫无希望的境地。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世界需要的是务实的护士，需要的是安全检测员，你当时应该跟他们说的。”
“我可从没跟你这么说过，”萨拉带着同等的温柔和疏远说，“为什么要对孩子说？”
每件雕塑从个体来看都不起眼，但这么多我们的世界既不需要也没人买的东西囤积在黑暗中，那情景就像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或是漫天星斗的苍穹，星星一个接一个闪烁的光亮，在近似无限中衰退。
“可怜的小沃伦，”弗格雷边说边下到曾经属于他的地下室。废弃的木料，杂乱的废品，这些很早以前当他还在家工作时的东西，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如今他的旧工作台上堆着他所不熟悉的钳子、剪刀、电线、铁罐、胶水、磁带、残缺不全的塑料布和硬纸板。一盏簇新的荧光灯把工作室照得雪亮，但沃伦却把那些完成的动态雕塑藏在昏暗的角落——蛛网密布的管道底下，幽暗石墙的纵梁下面。每一件动态雕塑都象征一个不同的意象：有些表现鸟的飞行，另一些代表龙身上的鳞片；有些用铜线弯曲成像蕨类植物嫩芽似的尖端，另一些用硬纸板做成船桨、月牙或圆圈的形状，由末端是隐形黑线的支架支撑着。它们按次序排列着，如同向外流淌的宽广而惊险的瀑布，当创作者的母亲带着命运的沉重走下台阶，它们也随之轻柔地摆动起来。
母亲赞赏他的创作才能，由着他去搞，他对母亲几乎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一起坐在破地毯上，把摊在面前的图画书上空白的格子，用蜡笔涂满。那时他还小，看到母亲可以坐在对面，倒着把空格涂满，笔触既平稳又柔和，从不画出格外，他感到无比惊奇。
“我和他们不一样，”弗格雷说，“没人重视我，我绝望地想进一切办法要离开密苏里，可孩子没那么绝望，他们只是瞎闹罢了。”
“他说去城里买些铜线，他做雕塑需要很多。”
他模仿漫画家帕齐、霍夫和李，可作品还是被退了回来。有一次，他向邻近城市里唯一一家报纸兜售自己的连环画，还把作品拿到当地的百货公司作宣传。那天，母亲随着年纪尚小，还不能开车的他一起去了。一位街头摄影师拍到了他们一起走路的照片。照片中，他母亲紧紧攥着钱包，而他瘦弱的胳膊下夹着公文包，神情涣散而疲惫。
“好吧，该死，我现在就过来，”弗格雷说，“我想和沃伦谈谈。克莱拉废了半天劲才找到个可以满足沃伦少数民族定额的承包人。”
“我是来看他的，不是看那些破玩意的。”
他离开他的新工作室，位于切斯特港的废弃加油站，那里面堆满垃圾，飘着乙炔焊接火炬的恶臭味。他开着保时捷，沿坑洼不平的道路北上，进入连接威斯特贾斯特乡村隐蔽的绿色丰盈之地的交通要道。他穿过287号公路，风驰电掣了30分钟，到达了他曾经的住所。
在去纽约艺术学院前的一晚，弗格雷无意中听到了楼下父亲对母亲吐露心声：“那些艺术家会毁了他的。”
随着两个儿子渐渐成人，他庆幸他们对皮球和汽车加速器的兴趣远大于拿工具在纸上描摹。与他年轻时不同，两个儿子擅长体育，且为人随和，颇受欢迎。在进大学前，大儿子是寄宿学校里杰出的美式足球边锋。进入大学后，他曾经想加入校队，但在父母离婚的阴云下，他退出了运动队，转而学习电影。他研究老罗瑞尔和哈迪三十年代喜剧片中的剪辑节奏，还选了研究四十年代音乐喜剧片中移动摄影技术发展的课程（大学课程！为了学分！）现在，他和几个有志于电影的艺术青年一起住在曼哈顿一间肮脏的阁楼里。这些醉心于传播媒介的失落型年轻人，步履沉重地走在艺术之路上，往往因为一句能成为舞台工作人员下手的下手的传言就舍身卖命，而他们为之卖命的片子，不过是公共电视台上关于非洲杀人蜂的纪录片。
听到这些，弗雷格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藐视。最终，他离开漫画，靠模仿毕加索和伊普斯特吉诙谐风格的雕塑，进入了画廊，复式公寓和他期待已久但在他父亲头脑中从未存在的博物馆，从而证明父亲当年的预言错了。不过随着弗格雷日渐成熟，他却越发感到父亲实际上是对的。
“我以前也由着你了，”萨拉把目光稍稍移开——如同她让听筒滑到下巴底下。她说的不错：对于他自己想做的事，她一直支持，由着他去搞，而且她还一度在第五大道的邦威特百货公司做销售小姐，支持他们两个人的花销。
这就是为什么，当弗格雷听说沃伦这个暑假也搞起动态雕塑时，心都沉了下来。“他搞这个，暑期实习怎么办？”
和同代人一样，弗格雷早早结婚，生了四个孩子，最后离婚。他第一任妻子萨拉是在艺术学校认识的，自己也是艺术青年。她画的那些优美的印象主义静物画和风景画，经常还没画完便扔掉了。她的色彩异常逼真，但视角总有些问题。弗格雷有时也责怪自己，在相处的日子里，没有更多地鼓励她。但实际上“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令他沮丧，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科学家。
这样，没被文艺沾染的就只剩下小儿子沃伦了。沃伦是个19岁的小伙子，宽肩膀、棕眼睛，心灵手巧，喜欢收集蝴蝶和石头标本。在他祖父去世前，他们一起过了几个暑假。受到祖父感染，他一度想成为一个木匠，这让弗格雷深感释然——自己总算有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我想他从来没打过克莱拉给他的电话，”萨拉说。克莱拉是弗格雷的现任妻子，白原市一家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她给沃伦在修路组找到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
在哈德孙河下游，离家两英里的地方，弗格雷租下了一间废弃的机器商店做工作室。他在那里完成了颇具震撼力的成功之作——利用废弃的传送系统和机器改制成的大型磨光昆虫系列雕塑——这成为他最为人知的作品。但是，他不愿意孩子来这里，甚至订阅的《艺术新闻》也直接送到这里，而不是家中。他就像一个海难中神奇的幸存者，极力劝说别人远离大海。
“既然知道，干吗还由着他？”
“当然知道，你以为还有谁给他钱啊？”
“动态雕塑？”弗格雷心头一沉，重复着电话里的话。他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废品雕塑大师，年薪高达六位数，但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不受欢迎、没人搭理的年轻人——在密苏里老家，他出门，把装着漫画作品的棕色信封寄给《科利尔》杂志。邮筒里还躺着一个棕色信封，那是从同一家杂志社退回来的，附赠一张退稿通知单。
弗格雷的两个女儿也默默无闻地致力于艺术。其中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用男朋友家后院的粘土做陶罐。另一个在辛辛那提编辑一份系统学的学术刊物，同时写作一本自我期许颇高的女性主义小说《自从有了夏娃》。
“坦白地说，他回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我想他害怕你要对他说的话，所以才离开。”沃伦继承了她棕色的眼睛，脸上也带着同样不易发觉的金色雀斑。
“你说的动态雕塑，到底是指什么？”弗格雷问萨拉。
“好啊，他说他去哪儿了？”
弗格雷的父亲是一位没加入工会的木工，靠在农场做工挣钱养家。他忧心忡忡地甩着手，认为儿子把生命浪费在了毫无希望的艺术雄心上。
“学门手艺，”他乞求儿子，“先扎扎实实学一门手艺，然后再去玩你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
弗格雷对两个男孩尤其上心，用诸如望远镜、显微镜，化学仪器和算术书之类的东西武装他们。午后时光，两个孩子斜着眼睛看显微镜下放大的盐粒，晚上则盯着望远镜里土星的光环。不过这些昂贵的黄铜和铬合金管子最终都堆积在了已经装满泻气的橄榄球和没电的小玩具的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