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拿着照片，双臂靠着栏杆，看着无穷无尽的大海，远处波涛起伏，一望无际，看不见浪花。细雨一直不停，一阵淡淡的雾霭夹杂着浪花扑面而来，衣服和手上的皮肤变得粘乎乎的，突然一阵大雨倾盆而下，我在甲板上沿着桅杆急急离去，这时我看到大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筛子，急风骤雨哗哗作响，在海面上形成无数点子。我离开甲板，连着下了好几道梯子，来到宽敞的船舵走道，昏暗幽静的走道两边是一排排有软垫的长凳，有一些人在阴影中睡觉。不时地，有人抬起头来，睡眼惺忪，好奇地看着我。我这样一直走到后部船舱，来到一个圆形的安静的大厅里，里面有一个被栅栏门围起来的酒吧和黑暗的空无一人的舞池。大约有四十多人躺在这里睡觉，差不多到处都躺着人，有的横在座位上，有的躺在地上，蜷缩在睡袋里。帕斯卡尔也在这里，我的心上人。她的睡法与别人都不同，小眼睛闭着，脑袋枕在旅行袋上。
第二天傍晚，帕斯卡尔和我在一家印度餐馆里亲密地一起吃饭。我是从旅游广告单上知道这家餐馆地址的，我们住的旅馆大堂里，陈列架上就有这些广告单，我们回到房间里——这房间很宽敞，面朝公园——我坐在床头柜边，开始打电话给餐馆订座位，膝盖上放着广告单，手里还拿着一支钢笔（请你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谢谢。晚上十点以前的座位都满了，我感到这时间太晚了一点，但我还是订了位子，心想如果改变主意的话就放弃算啦。我们是当天下午抵达伦敦的。过海峡时很受了些颠簸。我们找到了一个房间后，马上就躺下来睡觉。我们躺在床上，对面是挂有漂亮白色窗帘的窗口，可以看得见窗外的树梢和一小块天空。我们在房间里过得不错；我们打开电视，心不在焉地看着下午的电视节目，有一场台球比赛，背景是体育评论员轻轻的庄严的声音，显得有点过了时的做作。一位选手长着红头发，穿一件浅蓝色衬衫，袖子卷起；另一个年纪较大，更有风度，面部表情显得痛苦，他在使用三下反弹击球时显得犹豫不决。评论员有时也在画面上出现，他坐在公共看台的第二排位子上，头戴耳机，手里拿着纸片，每当他意识到镜头对准他时，他就抬起头，右手捧起来护住耳机。我和帕斯卡尔不时地相视而笑，帕斯卡尔靠在我的肩上，看着电视屏幕打呵欠。最后，我们穿上衣服准备出门，因为我自己已经穿戴完毕，就坐在床沿上等帕斯卡尔，一面翻着旅馆的菜单。那菜单上面介绍各种吃食，早餐可以在欧陆式或者英式早餐中任选（英式早餐中有香肠。瞧，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接着，我合上菜单，检查自己身上确实带着钱和餐馆的地址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房间通向一间铺着红地毯的门厅，门厅的中央有一个装饰性的小神殿，周围饰有绿色植物和带白色线脚的圆柱，风格矫揉造作，甜得令人发腻。我们围着这了不起的东西转了一圈（我还回过身去看它一眼，脑子里思考着，一只手托住后脑勺），然后穿过玻璃门，走去等侯电梯。在电梯里，当我们下降的时候，我整了整她的发绺。她朝我看看。我抱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蛋（我有点头疼，我说）。
接下来，整个上午平静地过去了。将近十一点，我们一起去学校接她的孩子。我们坐进她的富豪牌汽车，这时，她对我说，他叫小皮埃尔，是她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孩子，他们的离婚对孩子的打击很大（是，是，我说，可想而知），但现在他在班上学习非常出色，每一门功课都是A等，算术、体育都是A等。我们的车开得很快，我坐在她身边，用眼角打量着她。她把车开得飞快，但她的神色却总是透出慵倦的睡意，这种反差使我感到有趣。她戴着驾车的眼镜，一双小眼睛，几乎是闭着的。图画也是A等，她打了一个呵欠补充道，图画。噢，图画也是A等，我答道。当然是，她确信，对我竟敢怀疑她的小皮埃尔的非凡能力差不多要生气了。他长大后一定会流利地说几国语言，小皮埃尔，她说，至少是英语和日语，她非常强调他会说日语，日语，这是世界未来的语言。三十年后，全世界都得讲日语。喏，当然是商务上都得用日语，她边打呵欠边说明（她真可爱）。小皮埃尔将来会去做生意，他有文人的气质，但他将来要当经济学家或者外交官。后来，我们在学校的围栏外面看着小皮埃尔，心中充满温柔。他穿着红色的滑雪运动衫，戴着风雪帽。在我们边上的人行道上，有几位母亲正站在一边聊天，她们之间看来早就认识，相互用“你”相称。我们走进学校大门，我站在门边，年青女人走进了学校的操场。我有点儿不自在，因为操场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操场的围栏走了几步，年青女人在操场的雨篷底下和小皮埃尔的老师谈话。我终于走上前去，老师边说边向我点头示意，我也向她点点头，把两手抱在胸前听她说话。老师跟我们谈的是小皮埃尔的学习，他有些学科学得很好，她说，但他在班上不太守纪律，她很遗憾她不得不告诉我们这一点。这位老师认为她的这些话作为孩子的父亲更听得进，她就向着我继续说了一大通。我专心地听她说，一面不断地慢慢点头（是，是，我懂，我说，我懂），我承认这样好动的淘气包会破坏整个班级的宁静。
在我宁静的、通常是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有两件事差不多同时交织在眼前，它们彼此分开，几乎不起眼，而且，从整体上考虑，可惜也没有任何联系。我的确刚刚决定去学开车，而且刚刚适应了信件带给我的一个消息：一个久违的朋友，在一封用老掉牙的旧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中，让我知道他举行了婚礼。然而，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令我害怕的话，就是那些久违的朋友。
我已经在半明半暗的亭子里坐了好一会儿，我将圆凳调正到合适的高度，但我并不急于将硬币投进自动相机。我感到现在正是思考问题的最佳时机。几分钟之前，在港口车站的月台上，我看到过在探照灯的光束中雨点下落的情景，在这片灯光照射出来的空间里，我想象着雨点降落到世界上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又是一个没有物质界限的空间，就像罗什珂画的没有轮廓线的开敞的波纹曲线图，雨被狂风卷着，在我的想象中，它们从明亮的光柱中落进邻近的黑暗中，你无法确定黑暗与光明之间的那条明确的界线，这雨就像思想的流动，一会儿它在光明中定格，而同时又消失在黑暗中，如此反复无穷。因为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怎么叫思想？思想本身的过程是美的，对，那就是思想的流动，还有它的远离尘嚣的轻轻喁语。要是你想让思想停顿下来，将它的内容表达在光天化日之中，那就会产生为什么说、为什么不说之类的难题，就等于要把无法捉摸的轮廓线的波纹曲线图描绘出来一样，那是无法做到的，就等于手指缝中间留不住水，等于光亮中燃烧的不能幸免的水滴。现在我的思想中是一片黑暗，我一个人坐在黑黑的照相亭子里，我在思考，超脱外界的一切痛苦。这是最有利于思想的环境，也是思想最愿意在有规律的轨道上驰骋的时刻。这时候，我已经暂时地放弃向永不懈怠的现实进行较量，为防止有威胁的伤害——我略知其一二——而积累起来的全部紧张开始逐渐放松，当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在一种开始萌发的放松状况中让思想流动起来的时候，他就逐渐地从生命的困难向生存的绝望过渡。
我们回到驾驶学校的办公室，里面又暗又冷。帕斯卡尔在我身后将门关上，握住我的手，一言不发地在黑暗中温柔地盯着我。我们俩谁也没有动，就那么单纯地静静地相互看着，我们笑了，因为我们俩能够在一起。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亮着，我们仿佛置身于绿色灯光形成的小岛上；墙边的储物柜若明若暗，几把空空的椅子完全处在黑暗中。在办公室的尽头，整个墙面被各式各样的路牌标志占满，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有红的，有白的，也有黄色底上划上黑色的道道，还有各种象形图案表示铁路道口、石头塌方等等，一辆汽车飞跃而过，画面漂亮而充满神秘感，我在黑暗中欣赏着这一瞬间。帕斯卡尔俯身从门下拾起寄来的各种邮件，在她看信的时候，我走到门边看着窗外，我开始用手指在玻璃窗上划出各种框框，这些框子重叠在一起，就像是用照相机在取景，一会儿我划一个大框把对面的这幢大楼放在里面，一会儿划一个小框，里面只有一辆汽车，或者是一个在人行道上走过的行人。接着，我点燃一支烟，又站着看了一会儿街景，后来就走到办公室的尽头，干脆坐在地上。我把大衣裹了裹紧，就不动了。我背靠幻灯屏幕的那垛墙，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口接一口地吸我的烟。帕斯卡尔站在办公桌边，笼罩在绿色的灯光中。她继续看给她的信，看完一封就放进抽屉，不时地抬头沉思一会。我温柔地看着她，一动也不动。我掐灭了烟头。昨天晚上，我偷了一架照相机，我轻轻地说。
于是，一天早晨，我出现在一间驾驶学校的办公室。那地方相当宽敞，但光线昏暗，办公室的那一头是几排椅子，对着一个放映电影的屏幕。墙上贴满各种路标指示牌，还有这里那里贴着的一些浅蓝色的广告，已经退了颜色，上面标有日期。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青女人，她给了我一张必须在登记时提供的文件清单。她还告诉我该付多少学费，该上多少次课。学习交通规则不超过十课时，学驾驶二十课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后来，她打开抽屉，拿给我一张登记表，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表示谢绝。我解释道，我不急，我喜欢下次再来填写。如果可以的话，我下次带了各种文件再来，我认为这样更方便。
第厄普港海湾里的水很脏，几乎是黑色的，这里和那里是像汽油渍一样的闪亮的紫绿色的光斑。渡船于清晨五点左右，经过数不清的各种进港程序之后靠岸。我们下船的时候，天色还未亮，我们一脸倦容，头发凌乱。帕斯卡尔在码头上走动，我们站在巨大的码头平台上，那平台一直向前延伸。我们看见第一批卡车开始从渡船上下来，车前的照明灯亮着，慢慢地驶进港口。在港口大楼前面，一列长长的乘客队伍开始形成，大楼里有海关和边防警察所，因为队伍移动得很慢，我在码头上踱步，等待轮到我们自己。我在黑暗中不停地走动，下意识地走着，碰到墙壁的地方就停下来，或者走到带栅栏的门前就转身走开。我走得更远，在靠海的地方我停下来，发现有个渔市，有好几个带有顶棚的仑库，里面灯火通明，鱼贩们正在忙碌，他们将一箱箱水产过磅，然后堆放在货架上，有的正在冲洗地面，或者用皮带水笼头洗刷空的鱼筐。另外的一些人，穿着防水服或者粗毛衣，用橡胶做的靴子在水洼里走来走去，他们搬出装满鱼的箱子，装到停在近处的冷藏卡车上去。我看看离我很远的港口大楼门前的队伍似乎在向前移动，就沿着港口的船坞走了回来。帕斯卡尔孤单单地站在巨大的平台中央，黑暗中显得那么脆弱而且可怜。我走到她的身边，我和她又等了一会，我们手拉手看着周围。这时平台上空无一人，冷藏车一辆接一辆地驶离码头，我们的目光尾随着它们，看着它们慢慢地消失在国道上。我轻轻地对帕斯卡尔说，我爱你。
当天晚上，我找出了身份证（我还复印了一份），再次去了驾驶学校。我跨进门槛的时候，门上的钟响了起来。抬头看去，是一个铜铃，小锤正在敲出声音来。年青女人笑嘻嘻地告诉我，平时她上班时都把门铃的开关关上的。她说着站起来，穿着一身颜色很浅的连衣裙，绕过办公桌，穿过房间，指给我看那电铃的开关。我想说这是一会很灵巧的系统，我们一起把它弄着玩，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那铃也就一会响一会停，这时外面夜幕开始降临。当我们一起走到门外时，里面的电话铃响了。她立刻走了进去，在她接听电话的时候，我就在她的面前等她，我的手指摆弄她办公桌上的东西，翻着登记本。她挂上电话，就问我的案卷准备得怎样了，然后我们一起把我手头已经准备好的文件重新作了一番清理。除了缺几张贴上邮票的信封，那份案卷就只差几张照片。告辞前，我告诉那女人说，刚才我在家里找到几张小时候的照片；我来拿给你看看，说着我就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绕过办公桌，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拿给她看。我俯身从她的肩膀上伸出手去，指着照片作些说明。这一张，我说，我站在父亲身边，那是我的妹妹，坐在我母亲怀里。那一张是我和妹妹两个在游泳池里照的；是的，救生圈后面就是我妹妹，她只有一点儿大。这一张上还是我们俩，我的妹妹和我在游泳池里。我最后把照片收起来放进信封，说，我想你会同意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了（当然是指那份案卷，我说）。
接着，我们就放松下来，不太用气力地将那辆车推进了停车场的服务中心。我双手搭在车后的行李箱上，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弯着腰喘着气走在我的边上，他用我的报纸顶在头上挡雨，一面跟我解释肯定是里边受潮了，该死的雨（对，对，我说，一面看着我那份报纸正在他的头顶上受雨淋）。我们走到停车场前面时，看见刚才给我们换煤气瓶的那个男人，这人的模样叫人吃不准，瘦瘦的，头发油腻腻的。他看到我们向他走来时，闻闻自己的手指头，露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我们将车停在油泵前，告诉他我们的车抛锚了，问他能否给我们修理马达。不行，他不是干这一行的，不过修理技师马上就到，他请我们在他的工作间里耐心地等一等。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边上是他的自行车，一辆旧的跑车，后面的书包架已经磨损，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开始等候。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和我坐在帆布的折椅上，帕斯卡尔站在窗前，心事重重地看着窗外。墙上有几张广告画，还有一份一家开胃酒公司赠送的日历。我们彼此间一言不发，那男人也不理睬我们。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日本天皇游戏棒，在手中理整齐，往办公桌上轻轻撒开，然后开始一根根地拣。我们时不时跟他说上几句，推测引起车子抛锚的原因。他有时表示同意我们的分析，用怀疑的神气打量那一堆相互交叉的游戏棒。他说，有可能是点火器出了毛病，对。也就是火花塞，有可能出了毛病。他犹豫了一阵，好像正在那里紧张地思考着有关故障的问题，突然，他一下子准确而又轻巧地将一根游戏棒抓到了手中（我总算拿到了，你这鬼棒。他说完后把棒放在一边）。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皱着眉头看他玩，至于我，则从口袋里把我的剃须刀拿了出来。我看看小间里的洗手池，心想那家伙是否介意我用他的洗手池刮胡子，今天早晨我起床后还来不及刮脸呢。当我向他提出请求时，他显得并不热情，不过他停下手中的游戏，转身把自行车挪了挪位置，然后回过身来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游戏棒，并轻轻地侧过身子，让我走过去。我绕过他的桌子，说了声谢谢，把剃刀和剃须膏放在洗脸盆上，就开始解开衬衫钮扣。我轻轻地抚摸我的胸部，向周围看了看，将一面帕斯卡尔借给我的小镜子挂在一颗钉子上。我感到这地方局促了一点，只能踮起脚来刮脸，那家伙就在我的边上玩他的游戏棒，我不得不弯过身子在水龙头下洗净我的剃须刀，并不时转过脸来瞥上一眼办公桌上五颜六色的游戏棒。在小镜子的上方，我看到帕斯卡尔正望着窗外，她的父亲坐在帆布折叠椅上，凑近办公桌对着这盘游戏发表他的见解，不时地竖起一个手指头，告诉那男人该先动这一根而不是那一根。我继续将剃须刀在我的脸颊上来回刮。我看见处在小镜子下方的男人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先动那一根好。我刮完胡子就收拾起东西，穿上我的衬衣（在这小间里我感到有点气闷），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去透透空气，平静地把残留在耳朵上的剃须膏弄干净。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一会儿之后也走到我的身边，我们俩一起站在汽车边上等着那机械技师的到来。我看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对我说，就把车留下来修理，我们马上坐出租汽车回去。能否打个电话？他回到小间里，问那男人。那男人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不必讲话，他仔细地研究那堆游戏棒的形状，十分小心翼翼地凑近其中的一根，将一端轻轻地一压，就像杠杆似地让那小棒翘了起来。然后，既然证人在他的旁边，他这才将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滑向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
几天之后，我到照相馆把我那天晚上在船上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在一只浅蓝色的小袋子里，一共装有十一张彩色照片。这些色彩刺眼的快照上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经壮实，三十多岁，金色头发，皮肤苍白，女的年纪更轻一点，留着短短的金发，大部份照片上，她穿一件玫瑰色的衬衣。他们的脸是陌生的；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但毫无疑问他们是那架相机的失主，因为最后一张照片是在那家自助餐馆里拍的，大约离他们丢失相机的时间并不太久。我拍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冲洗出来，一张也没有，我仔细地看了整个胶卷，从第十二张开始，底片的曝光不足，只有几团不成形的黑影显示出没有被照出的痕迹。
回到巴黎之后，星期一大清早，我与帕斯卡尔一起到她的父亲家中去领小皮埃尔（走到楼梯平台上时，我问，你一定要我和你一起去吗？）。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穿着睡袍出来给我们开门，他的头发乱篷篷的，他叫着皮埃尔的名字，让他快些做好上学的准备，接着又在昏暗的前厅里看手表。你们是开车来的吗？他对我说。对不起，没听清，我说。因为小皮埃尔得在八点钟到学校，他说。而我又没开车，是的，因此他就提议陪同我们一起上学校，等他穿上衣服，我们立刻就离开他的套房。他让我们坐上他租来的一辆绝对新的新车（在取回那辆胜利牌之前他租了一辆），就动身了，我交叉着双臂，不说话就打起瞌睡来了。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才将车开出了停车的地方。我们在巴黎的马路上飞驰，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开起车来显得荒唐而又任性，简直令人吃惊，他一面开车，一面和她的女儿讨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怎样安排度假期和最近的几个周末，对这类问题我和帕斯卡尔两个主要当事人总是小心回避的。小皮埃尔背着书包坐在我边上，望着车窗外面。每当窗外出现一棵树，我就指给他看，并轻轻地告诉他树的名称。接着，我就告诉他一些奇怪树木的知识，例如柽柳、杉树和棕榈树之类，我还给他描绘了一番热带树木的形状，他听得十分开心，特别是猴面包树，树干粗大，我张开双臂比划给他看。来，你也来试试它们有多粗，我说，不，比这更粗，我说，还要粗。小皮埃尔用力张开双臂。你实在太小了，我对他说，一边抚摩着他的头。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不住地从反光镜里关切地看上一眼。我和小皮埃尔就在后面座位上温和地相视而笑。车子到了学校，我们已经迟到了。我们飞快地打开车门，一阵风似地进入校门，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走进学校的大楼。透明的玻璃亭子里有一个门卫，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向他解释小皮埃尔迟到的原因，一面不耐烦地用手轻轻地敲击玻璃窗。门卫透过玻璃窗看着他，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接着站起身来，打开门，对他说，你们得向校长解释，校长在走廊尽头的第三间办公室。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没有看见校长的办公室。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走进学生吃饭的大食堂里去打听消息，一会儿之后，他带着疑惑的神色走回来，我们决定不再找校长，就让小皮埃尔把我们直接带到他的教室里去。我们四人一齐开步走，小皮埃尔在走廊里走在我们前面，背着书包，那走廊很长，灯火明亮，小皮埃尔走在前面。他不住地回头看着我们是否一直跟着他。他走到自己的教室前就立定了等我们——到了，就是这儿，爷爷，他说，——我们三位大人在门前认真地商讨了一番，接着就轻轻地敲门，踮起脚尖走进教室。这是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基本色调是黄色和白色，墙上贴着儿童们的图画，小小的课桌后面坐着二十来个男女小学生，他们正盯着我们，小学女教师从她的办公桌后面起身向我们走来，这时候爷爷骑士风度十足，他轻轻地吻吻女教师的手，对打断她的上课表示了道歉，用的语言既动听而又婉转，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把我们三人引到走廊上，让门在她的身后开着，可以看得见全班的学生。在走廊上，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使出全身解数，连哄带骗又理由十足地解释了一遍小皮埃尔迟到的原因，甚至还用了几句拉丁引语，想镇住那位女教师。这时女教师表示，她不得不请我们长话短说，她得去给孩子们上课了，我们三人这时都踮起脚来，透过门上的玻璃向教室里张望，小皮埃尔坐在第四排的座位上，他的边上是一位长着金黄色卷发的女孩子，穿着天蓝色的儿童背带裤。我们慢慢地走在操场上。这时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情绪十足地提出一起去克莱特伊，取回那辆破车和我们的煤气瓶。我们飞快地在环城路上向克莱特伊驶去，不时地加快车速，超越前面的车子。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弯腰伏在方向盘上不断地加快速度，我坐在后面的车座上，带着某种不安看着指向南锡和斯特拉斯堡的路标在面前闪过。我们幸运地在通向克莱特伊的车道上改变了方向，避免了无法挽回的错误。如不改道，我们就上了通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公路。我们在雨中穿过新城区灰色的林荫道，走上了通向商业中心的正路（多么舒坦的一天啊，的确如此，谢天谢地）。
第二天早上，在上飞机之前，我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冈比尼先生，感谢他在米兰对我的帮助，我一到巴黎，立刻不失时机地去拜访驾驶学校的那位年青女人（我走进办公室就对她说，你坐，你坐）。我坐在屏幕前开始读报年青女人坐在我身边，肩上披着大衣，从抽屉里翻出一堆案卷，一件件地分开作记录。她一面写，一面冷得打哆嗦，就用一只手把滑落下去的大衣拉一拉。因为她感到冷得厉害，就披着大衣站起来，拉开印花布的帘子，到屋角的储藏室去找备用的取暖器。那小间很暗，原来是个淋浴间，边上有个衣架，挂着一件天蓝色的滑雪衣里面堆放着一迭迭的文件。她叫我帮她一起找，我却心事重重地在暗中翻那些陈旧的案卷。她搬开一只箱子，里面露出一些桔黄色的锥形路墩，从里面取出一瓶罐装煤气，上面连着一台带栅栏炉的取暖器。我把煤气瓶搬到办公室里，我们两个蹲在取暖器边上，拿着使用说明书，想弄个明白，最后发现煤气瓶是空的。我原打算一个人去换煤气瓶，因为煤气站必须开车去，所以她提议我和她一起去。她对我解释道，办公室关上一两个小时不要紧，她经常这样做，有时仅仅是为了去看场电影。我们走出学校，我在人行道上翻我的报纸，她将办公室锁上，向我解释说，她的富豪车停的地方挺远，所以我们乘坐驾驶学校的车子去，就是停在那儿的黄白颜色的教练车，它有两个驾驶盘，车顶上竖着牌子。我把煤气瓶放进车子后箱，坐在她的身边，她就将车启动了（我们两人组成一个小组，谢天谢地）。
我在餐厅的一头找了个座位坐下，跷起二郎腿，慢慢地喝我的桑赛酒，用的是收款处的胖子给我拿来的小玻璃杯。他给我拿来杯子后，又重新坐在圆凳上，双手交叉在胸前，坐在那里静静地淌汗。一位女士拿着托盘顺着柜台走过来；一对三十多岁的崩客在餐厅的那头安静地品味着香肠。我就是在这里，对，在这条向第厄普港驶去的渡船上，坐在自助餐厅里，我对这段时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当你经过一些地方只作短暂停留，或者遇见不断匆匆而去的过客，你脑子里对这个地方会没有任何印象。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正在从我的记忆中逐渐消失，我舒适地感到我已记不起身在何处，我刚离开的那些地方正慢慢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靠近的地方正在远离而去。我喝了一口桑赛酒。这时我发现我身边的空座位上有一架丢失的照相机，一架银黑色的小型自动相机，陷落在长凳的靠背底下。
停车场的公共厕所亭里安静得很。坐在小间里，听得见墙外漏水的声音，还有远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噼啪作响。我面前的门，灰的颜色，很脏，用一个插销关着。那插销的一端固定在墙上，已经松动了，四个螺丝缺了三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来打扰我。我在这里安静地呆着，脑子里想的是布赖耶的象棋残局。那残局上所有的子都动不了，这就说明前面的五十步棋中，没动过一只兵，一个子也没有被吃掉。现在这盘让我怡然而费神的棋局，在我眼中代表着一种精巧的生活方式。另外，在正式比赛中，布赖耶表现出同样的彬彬有礼，聪明地将他的所有棋子陈列在封闭的战线后面，准备着他的长远进攻计划。这一进攻计划，最初仅仅表现为用无比周密的手段增加他棋子的潜在活动（接着第二步，就是大力冲杀）。尽管吉乌拉，布赖耶的思想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并被这样那样的胜利所证实，但还是引起了普遍的怀疑，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疑惑。因为他的思想产生了相互矛盾的棋路，这些棋路中所追求的目的从来就不曾被明确地界定过，按照一种令人为难的能量积累的逻辑（这些能量无止境地处于储备状态），这些棋子不能系统地完成它们寻求空间和自由的义务。当我在厕所里继续呆着静静地思考时，我隐约地感到我所面对的现实，渐渐地表现出疲惫的迹象。现实开始疲倦而变软了。对，我不再怀疑。由于我冷静地执着地反复冲击，最后终于渐渐地使现实精疲力竭，正好像你用叉子能使橄榄干瘪一样，只要你不时地在上面很轻地压一下。我还感到，一旦疲劳之后，现实就失去抗拒力。我知道任何力量都无法挡住我的冲动，我知道我身上一直存在着这种愤怒的冲动，而且是所向无敌的，但现在，我还有的是时间：在你与现实的战斗中，你还是败下阵来吧。我终于走出了厕所间，还是那样思索着（我宁愿是个大思想家，是的），我关上我身后的厕所门，向一排镜子下面的洗手池走去。我将一只手抬举起来放在嘴巴前面，保持这种姿势我认为比较优越。在镜子里，我怀疑地打量着我那副装出来的不可捉摸的神态（冷酷的目光，无法改变的表情），这时我发现背后进来一个男人，他用眼角盯着我看了一眼，对我说，外面有个年青女人正在找人，已经有好一会儿了。我估计她找的是你，他说。可能是吧，让他去费心猜测吧。我离开了公共厕所亭，我向自助商店走去，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这是一件Stanley Blacker，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好牌子吧）当我走回中间高出的平台时，我向四周看看，想找到那年青女人。这个停车场一点儿也不热闹。有位太太正向停车场走去，她的先生正在一辆大众牌汽车里等她。我找不到年青女人的影子，但我们那辆红白两色的、车顶上有块驾驶学校牌子的车一直停在那里，还在原来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接着，我沿着商场向另一头走去，转过房子发现有一个新的、更小一点的停车场。年青女人正在煤气瓶的边上等我，我对让她久等表示了歉意，并打算与她一起回到车子那边去。这时我拿起煤气瓶，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她看我重新将瓶子放下，什么都没说，对着远处的一个男人指了指。那男人站在一个巨大的笼子边上，金属栏杆后面是一排排煤气瓶。她说，现在正瞄着我们的那个男人，不但拒绝给她换瓶，而且差不多侮屏了她。我看着地上，听天由命似地沉思着，用我的脚在地上划来划去。行，我去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向那男人走去（他听见我说什么啦，这婊子养的）。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对我的太太不够友好啊。啊，不，不？我向你保证，他马上表示反对并接着告诉我，他只是向夫人作了一番解释，他这里只供应热煤气，所以夫人的煤气瓶他不能给换，那是原装煤气。因为，即使他同意给换，本公司的热煤气供货人也不会同意接受原装煤气瓶，他以前曾经为换了一瓶石油煤气的事找过一次麻烦。你是说一瓶热煤气，我说，我并没有真正提高嗓门，我知道已经找到了他的破绽。不，不，他说，是一瓶石油煤气。好啦。我说，一面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你告诉我，你说你曾为了一瓶石油煤气的事遇到过麻烦，这说明你以前曾经换进过不是热煤气的瓶子。他只能承认这一点。但你却不肯为我的太太再同样麻烦一次！我对他说。我已经占了上风。他点点头，尽管心里不愿意，却差不多准备在我无懈可击的推理面前认输了。带着差不多被我说服了的语气，他对我保证说，如果这事只与他有关，他可以同意帮我们换，但那煤气公司的送货人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如果他答应帮我们换，最终，这瓶还是回到他那里，这是他实在无法解决的困难，尽管现在看上去会使大家都满意。我们又在那里争论了一会儿。看他那副爱钻牛角尖的可怜样子，我最后终于放：弃了努力。我问他什么地方有原装煤气换。他回答说：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去玛姆特试一试。你能肯定他们那里有吗？我问他，有点怀疑。他说，他们可能有，可能有。我只知道那儿可能有，嗯，他补充说。看来他能为我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他把去那儿的路怎么走也告诉了我。我走回年青女人的身边，对她说，行了，我们去玛姆特可以换到煤气。上玛姆特吧，谢天谢地。我重新拿起煤气瓶。我们折回去走到中间的平台那里。我们肩并肩走在一起；我手里拎着煤气瓶。我说，刚才，我对那人说你是我的太太。她回答说，你这样说挺好。那你叫什么名字？帕斯卡尔。她叫帕斯卡尔·波路加也夫斯基。真有意思，在车子里，当我们慢慢地驶离停车场时，我把头颈靠在座位上对她说，我的脊柱下面有点痛，这是背上的老毛病。女人对我的病痛表现出关切的心情。我很高兴地将毛病的来龙去脉告诉她。正因为这毛病，我对她说，那空的煤气瓶我还可以拿，但装满了的瓶。她看看我。我接着说，那就显得不太妥当了。我漫不经心地看看车窗外，我们正沿着停车场走，远处是附近建筑物的侧影。
我重新回到甲板上，我的口袋里除了那些照片，我还触摸到那架小照相机的坚实外壳。我那时并不想偷这相机，不。我拾起相机的那一瞬间，我只是简单地想把它送到收款处去，在我正要交给那胖子的当儿，他却忙着找零钱，我转过身子就离开了餐厅。我在上楼梯的时候加快了脚步，我怕被人家看到，我当时就意识到我不可能再后退了。突然，我听见我背后传来脚步声，我心里十分害怕，就抓住照相机匆匆忙忙地乱拍起来，想把其中的胶卷尽快地照完，我把镜头对哪儿算哪儿，有对着楼梯台阶的，也有对着我的双脚的，我拿着照相机在楼梯上奔跑起来，一会儿按快门，一会儿过片，很快就将整卷胶卷折腾完了。到了甲板上，我靠在船舷栏杆上，等我重新缓过气来的时候，我听见背后有开门的响声。我飞快地把照相机放进我的大衣口袋，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从我的背后慢慢走了过去。一等他消失，我把照相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拨动小小的拉手，打开照相机的暗盒，取出里面的胶卷盒，放进我的大衣口袋里。
第二天早晨，当我再次出现在驾驶学校的门口时（我还是没有带照片来，没有，这就永远不用再多说了），年青女人正在小炉子上煮茶水。她在裙子的外面套了一件很宽大的白色羊毛套头衫，显得睡意未消的样子。我径直走到屏幕前的椅子上坐下，打开报纸看了起来，避免去打扰她。我在浏览报纸的时候，我们随便聊了起来。后来她的茶煮好了，她打着呵欠问我是否要喝上一杯。我继续看我的报，对她说，不啦。我倒想要喝杯咖啡，我合上报纸对她说，喝杯咖啡我不反对。哪怕是雀巢咖啡，我说。年青女人走开去找雀巢咖啡（再带几个羊角面包，我对她说，既然你已经破费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了不受干扰，我将玻璃门上的门钩放下来，把门锁上。我继续读我的报纸，我听见背后有人轻轻地在敲玻璃门。回头去看，不是年青的女人，而是个小伙子，一副十足的淘气相，身穿绿色的雨衣，白袜子，浅口便鞋。我合上报纸，站起身来去开门，这一位要好好地接待。你想要什么，我说。我就要满十八周岁了，他说（他准想给我一个好印象）。我说，门还没有开。我昨天已经来过了，他补充道，我今天是送案卷来的。我眯着眼睛说，别跟我犟了，老弟。跟着就把门关上了。当他走开的时候，我两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站在玻璃门后面，若有所思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人行道上有几只鸟儿在啄食。远处，小伙子站在他的轻便摩托车前，用露出丝缕的松紧带将他的案卷夹在车后行李架上。他回过头来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骑上车子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开走了。走吧，这下没指望了。一会儿以后，我和年青女人开始在屏幕前的椅子上用早餐。我们在面前放上一张椅子，撕开装羊角面包的口袋，边吃边聊，进一步相互了解。年青女人坐在我身边，交叉着双腿，她将羊毛套衫的袖子挽起，懒洋洋地搔着胳膊，低着头，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我们安静地东拉西扯，不时地喝上一口。后来，当她收拾开早餐的东西时，我把椅子上残留下来的面包屑统统刮在我的手掌里，她问我今天打算干什么，我回答说，我肯定要去弄那几张照片。她重新坐上她的办公桌，按我现在的这种办事速度，我永远也凑不齐那必需的案卷。就我自己来说，我对此不敢这么肯定。我的看法是她该了解我办事的方法。她不懂我的人世手段，表面上看来相当暖昧，但实际上却是在现实面前碰壁时的一种玩世不恭，就像用叉子吃橄榄，叉中之前总要拨弄一番。她也不懂得我办事从来不喜欢心急火燎，这种性格非但没有给我带来不利，反而使我处在有利的地位，一旦时机成熟，我就会出牌。
其实，帕斯卡尔和我在伦敦只住了一个晚上，这是我在英国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晚饭以后——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晚饭——我们回到旅馆，帕斯卡尔立刻倒在床上，我坐到她身边和她侃侃而谈。我用一只手指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抚摸，她闭着眼睛不时地点点头，嘴巴微微翕动着。后来，她不再搭我的腔，我知道她睡着了。我已经注意到，帕斯卡尔各种姿态中有一种深深的天生的慵倦，尽管她在许多其它场合显得生气勃勃，她经常用强烈的倦怠来抗拒人生，每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无比感动。我站起身走向窗口，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围着栅栏的花园里黑沉沉的，一眼望不到尽头，马路上不时地有一辆出租车轻轻地疾驶而过。我拉上窗帘，来到床边，我轻轻地脱掉她的大衣，为了不惊醒她，我用手轻轻托起她的头。接着我帮她脱裙子，她自己也微微地抬起身体，接着我想解开她的乳罩，但怎么也解不开，我发现用双手伸到背后的方法才更方便，于是我背对她坐下，让她的背靠着我的背，这才轻轻地把乳罩解开，最后做得很顺利。多么在行。我把她脱下的衣服放在靠背椅上。睡衣，帕斯卡尔轻轻地对我说。我瞧着她，两手插在衣袋里，站在房间的中央发呆。睡衣，她重复着说了一声，两眼闭着，伸出一只手臂又懒懒地翻了个身。我从旅行包里拿出她的睡衣，一件海蓝颜色的、宽松的、烫得笔挺的睡衣，领口的地方有一圈花边。我让她竖起上半身，帮她穿上睡衣；她让我替她穿，在我的面前低垂着头，我将钮扣一个个扣好，一直扣到衣领。灯，她浑身乏力地说，把灯关上。她做了一个吻我的动作，一边搔着身上的短裤（晚安，她说，说着就重新躺了下去）。
车站里一直只有我一个人，直到午夜过后，才有车站的职员出现，他的蓝色的法兰绒上衣搭在肩上。他走进工作间时，我跟了进去，我收拾起照片，隔着售票处的窗口向他打听情况。这时我才知道最后一班去巴黎的火车已经开走，下一班车是早晨七点。他关上工作间里的灯，接着又扳动控制整个车站的电灯开关，把大厅的电灯也灭了，他走出工作间，把通向月台的门关上，并告诉我不要再呆在车站里，因为车站夜间是不开门的。我走到外面，站在他边上，看他把整个车站的大门锁上，他也不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知道夜间是否还有从奥尔良去巴黎的班车，然后，他简单地跟我道别，骑上摩托车，消失在黑暗中。我不想这么晚了还回到我的主人家里去，我离开车站，向着与来时的同一方向走去，我一走出村子，就到了一条车子常走的公路上，我顺着公路向奥尔良走去。我走在窄窄的人行道上，路边是一条充满积水的小沟。公路上的车辆不时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车灯使我的双眼发花。重型卡车全速驶过时，卷起一阵阵气流，使周围的空气受到震动。我试图使自己与快车道保持距离。前面出现一个超级市场的停车场，我就斜穿过去。我在黑暗中前进，停车场上有一块长满杂草的花坛，里面都是废铁片、破啤酒瓶之类的东西，就在这一堆垃圾中间，我发现一朵洁白的可怜兮兮的雏菊，公路上射来的车灯不时地将它照亮。渐渐地，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我来到一段完全荒无人烟的地区，远处看不见一丝灯光，没有村落也没有工厂，公路的两边只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我究竟走了多少路，我一点数也没有。这时，我来到一条四叉路口，看到黑暗中的一块路牌上面写着离奥尔良还有十七公里。
第二天早晨，当我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醒来时，发现帕斯卡尔躺在我的怀里。我隔着睡衣轻轻地抚摸她的乳房。她跟我一样的睡意蒙胧，我们带着睡意做爱，彼此抚爱对方酌脸、头发和身体，我进入帕斯卡尔的身体，她的肉体充满暖洋洋的睡意。我们四臂无力地交缠在一起，这样又重新进入梦乡，我们的身体不时轻轻地颤抖，我们相互间温柔地抚爱，这种温柔而强烈的欲念表明我们的睡意是不踏实的。最后，帕斯卡尔比我先清醒过来，当我一泄如注的时候，她惊奇地睁大了一只眼睛，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极其温柔地对我笑了笑，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耳鬓，向着我的耳朵絮絮地喁语。房间里开始透出白天灰蒙蒙的亮光，我们在毯子下蠕动了好大一会，一面谈论着消磨时间的打算，一面看着窗外飘忽的雨丝。帕斯卡尔坐在我的旁边，从背包里拿出火车时刻表翻阅起来，她身上除了一只袜子和一副眼镜，什么都没穿。我躺在床上端详着她，对这只袜子疑惑起来（特别使我关心的是另一只袜子究竟在哪里）。我用暖洋洋而又麻木的双脚在床单底下搜索了一会，没有找到。我从毯子底下钻出来，一只手臂撑在地板上，在地板上找寻。对啦，它在那里，那只袜子卷成一团，就在地毯上，正好在电视和床头柜之间。那鬼东西原来在那儿，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帕斯卡尔，她看看自己的双脚，才发现一只袜子弄丢了，随后又重新看起火车时刻表来，不再表现出任何兴趣。夜车出发的时间很晚，她不停地说，神色镇定，光脚指头在空中乱动。这样我们白天可以有时间在伦敦逛一逛（但我们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退房）。
我走进车站，候车室里空无一人，靠墙的四周是一排排长凳，有一扇玻璃门通向带有顶盖的月台，月台上也是一团漆黑。售票窗口里没有人，候车室边上的工作间里也没有人，只有控制板上的仪表红灯在不停地闪烁。桌子上摊着一份报纸，报纸上搁着一副眼镜。我走进月台，在黑暗中踱步，那里还是没有人，只有一只受到我惊吓的母鸡穿过铁轨逃走了，我走出车站，向周围东张西望。
坐在漆黑一团的电话亭子里，我把大衣裹一裹紧，一动也不动地开始思考。对，我正在思考，我闭着眼睛，身上裹着大衣思考的时候，我是在模拟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的形式和气息，呼吸和节奏，以及许多其它方面和现在的生活是类似的。但是没有想像中的创伤、刺激，也没有痛苦，这是一种遥远的独立的生活，它在厌倦了外界现实的残余中变得丰富多彩。在这种生活里，现实完全是另一种面貌，是内在的，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我无法在这时用语言或形象来表达它，也很少有声音能加以描绘，除了那种熟悉的低语声，我思想中出现的是像时间流动一样的那种流动着的形态。这种形态是朦胧的轮廓无法界定的。在宁静中我让它们在我心中流动，这种流动是无用的，但又是伟大的，充满了温柔之情。对，我正在思考，这是永远周而复始的一种恩惠，恐怖已经沉默，恐惧已经消失，直到我头脑中潜在的炫耀的灼人痕迹开始消失。时间在同样的温柔中流逝，我的思想继续形成一张有血有肉的流动的网，仿佛它们永远服从于一种神秘而又复杂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游戏规则，这种力量有时使它们在我的思想中固定，变成可以触摸到的一点，有时它们又会让我的思想与潮流斗争一番，但很快又重新在平静的思绪中无穷无尽地流动下去。
我们在黄昏时分抵达车站，我们找到了一辆行李车，在车上安顿下来，我们坐在月台边上，旅行袋放在面前。我不时地站起来围着行李车踱上几步，帕斯卡尔转着头，眼睛盯着我看。我去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因为是星期日，所以各家报纸都有厚厚的一叠副刊，我在行李车上坐下，将那一大叠报纸在我们身边放好，翻开其中的一份开始看起来，先看周末的体育新闻，再看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新闻是我的偏爱）。不时地有人在我们面前走过，我放下报纸，开始思索报上的某一事件。候车大厅里有许多人，有的站在售票处，有的站在火车时刻告示牌前，一位清洁工人用一根带有尖刺的棒收拾地上的报纸；这里的情景使人想起曼彻斯特车站。帕斯卡尔坐在我边上，占据了差不多整个行李车里的空间，她戴着眼镜认真地看报。随着火车出发时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在我们的身后排队候车，有的人带手提箱，有的人带着背包，他们扭行李放在地上，一堆红色或者黄色的行李，里面露出地图之类的东西。我们身后形成了长长的队伍，边上是这样或那样的行李堆，也有人干脆坐在手提箱上。我们来的最早，我们坐在行李车上，紧靠着月台的人口处。终于，一位检票员过来拿走人口处的锁条，我们走上月台，让行李车留在我们身后的过道里。
冈比尼先生带我（我们坐出租车）去的那家治脚病的诊所十分豪华，给病人修脚的是一间间单独的小间，外面是个气派十足的客厅，兼作候诊室，中间的一张矮桌上摆放着各种期刊，周围是一圈躺椅。冈比尼先生对这里似乎很熟悉，他一下子就为我挂了号。他还为我点了一杯冈巴利酒。我在候诊室里转了一圈，端详着墙上那幅格调不高的海景画。很快，一位年青女人走来叫我，让我进了小间并叫我脱鞋。两只脚都脱吗？我指指鞋子。对。我脱了鞋，再脱了长统袜，叠起来放在墙边。她坐在矮凳上，让我坐在她的对面。那女人把我的脚跟放在她的两腿中间，下面垫上一块柔软舒适的海绵。她仔细地捧住一只脚，弄得我的脚踝痒痒的，然后果断地将我的脚翻转，先看脚板，再看指甲，跟着一个一个地看脚趾，用手指将脚趾分开。最后停留在两个脚趾之间，神情十分专注。她吹了个口哨，表示十分高兴。紧接着，她拿起药具箱，从中拣出一把可怕的小手术刀。她在我的脚指头上忙乎的时候，我看见冈比尼先生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的躺椅上，在膝盖上打开他的公文包，拿起文件快速地浏览起来。他不住地饮一口冈巴利酒。后来看到我的脚一下子还修不好，他就走过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俯在女人身边看她为我修脚，表示出对我脚痛的关切。出于东道主的礼貌，他甚至与那女人就我的老茧交谈起来。老茧，单纯的老茧而已，他翻译给我听。他回转身去，从客厅里将我的那杯冈巴利酒拿了过来，我喝了一小口，那年青女人便把我的脚指包扎完了。我穿上鞋袜，女人把药箱放在壁柜上。冈比尼先生为了让医生看看他自己脚上的小毛病，就坐在小问里把鞋子脱了，又把袜子脱了，将他的脚伸给那年青女人看。他的大脚指的指甲长得很怪，看上去是嵌甲病。然后他们用意大利语就这个话题交谈起来，他们的对话对我来说专有名词太多，所以很难听懂。我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一面听一面不住地点头。冈比尼先生，你的脚问题不大，你尽可以放心，那年青女人这样说着使他安心，冈比尼先生穿上鞋，我们离开小房间，将空酒杯带了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去了一趟米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两天时间，我记得，除去约好的两次会面，我把时间都用在满城找英文和法文的报纸上，然后就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从头读到尾。随着阳光的移动，我不断地变换长凳，一缕阳光射来，弄得我的鼻孔里痒痒的。我一面翻报纸，一面坐在长凳上打喷嚏，我的鼻子有种令人愉快的过敏症，每天清晨在阳光底下，老容易打喷嚏。除此之外，我在米兰没有特别的事情可做——于是就坐在那个公园里看报，不时地抬起头来打量公园里林荫下的小道——，我几乎整天夹着报纸东奔西走，很快就感到脚趾间磨起了令人难受的可恶的老茧（那个地方的皮肉如同婴儿，最为娇嫩，这是我给你的劝告）。我一下于变得举步维艰，僵直难行。在街角正碰上红灯闪烁，我迫不及待地脱下鞋袜，想看个究竟。这时绿灯亮了，我本想用一条好腿冲过马路，但力不从心。我穿上袜子，在人行道上用一条腿蹦跳着，我遇见了我在米兰的东道主冈比尼先生。前天晚上，就是他到机场来接我，并且把我送到旅馆。他待人热情，我到达的那天晚上，等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他特地邀我上酒吧去喝杯威士忌，并且把一些资料和城市的地图交给我。为了方便我参观这里的博物馆，他在地图上仔细地标上了记号，这时，见我艰难地穿上袜子，他十分关切地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忙（修脚医生，快，我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嚷嚷起来）。
我们在旅馆的柜台上结了账，给我们账单的那位年青的女服务员穿着灰色短裙和洁白的衬衣，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将我们的旅行袋寄存在旅馆。因为里面的东西不多，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带着走，我们离开旅馆，外面正下着雨，我们加快了脚步，沿着旅馆的围墙奔跑起来。这时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在一个门洞里躲雨，我们俩人站在门槛上，搂抱在一起，头发湿淋淋的，抬头向着天空东张西望。后来趁雨势减弱的当儿，我们重新上路，在雨中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我们经过一家大饭店的门口，我对帕斯卡尔说进去喝杯咖啡，或者喝杯茶，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喝什么都行。随便什么都行。我推开饭店的门，留意到一位衣着华丽的门僮（燕尾服加灰色背心）正在大厅中的座位上休息。我们进去的当儿，他有点困惑地重新戴上帽子，然后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重新站到大门口，双手放在背后，抬头望向天边。我转过身来盯着那门僮，帕斯卡尔走在我前面进了大厅，头发湿漉漉地贴在眼睛上，她伸开两臂，让衣袖上的雨水滴下来。我们穿过了大厅，我们在走廊里漫步，在饭店里转了一圈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客厅，里面铺着浅黄色的地毯，天花顶装饰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华吊灯，靠着墙壁是一排沙发，矮几上放着各种报纸。我在一张宽大的靠椅上坐下来，看看四周，陷入沉思，我的湿头发贴在脑门上，脸上湿淋淋的，一滴雨点顺着脸颊慢慢地滚落下来。我感到这地方很舒服，客厅里几乎没有客人，只有靠里边的座位上有一位女士戴着夹鼻眼镜在读报，面前放着一杯茶。我们在那里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在客厅里用了午餐，离开客厅时，留下了空的杯盘和吃剩的点心。接着，我们又在大厅门口溜达，浏览着商店的橱窗，看看里面陈列的各种手表和头巾。橱窗的陈列架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衬衣，有素色的，也有条纹的，我们在橱窗前悠闲地参观，然后走上楼梯，在饭店的走廊里和楼层上安详地闲逛（我们不时地碰到一些顾客，和他们交臂而过）。
在路上，冈比尼先生请我上一家小餐馆，我低着头一面走一面在鞋子里将脚指松动松动，包扎的地方有点痒，但不舒服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了。我看着冈比尼先生，心里不由得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注意到，他的鼻孔里有鼻毛）走进餐馆，一位侍者过来迎候我们，把我们让进里面的一个小院子。院子外面有一排屏风挡住外面的视线，上面有一个栅栏做的假屋顶，蓬勃地布满了野生的长春藤，树叶随风飘动，一缕缕阳光在桌布上跳跃。侍者拿来一大盘橄榄和两杯冈巴利酒，冈比尼先生滔滔不绝地跟我大谈昨天我们一起去参加的那次讲演会，不时地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文件。他随手从盘子里拿起一颗颗橄榄，往空中一扔然后用嘴巴去接。每当他这么做时，他的讲话就有一个小小的停顿，但他的话题却始终不变，然后他将双肘靠在桌上，将橄榄核轻轻地吐在手掌里，接着他又往下说。我也从托盘里拿了一颗橄榄，放在我的碟子里，用沉思的目光盯着它，开始用叉背慢慢地拨弄。为了舒服起见，我在桌底下把鞋脱了，两只穿着袜子的脚轻轻地相互磨擦。我只用一只耳朵漫不经心地听冈比尼先生的讲话，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颗橄榄上。我懒洋洋地用叉子拨弄它，在上面压出一道道印子，发现橄榄变得越来越软。很快，我感到压得差不多了（这时；冈比尼先生打住话头，关心起我正在做的事），用叉子轻轻一叉就叉住了。然后，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它，慢慢地转动叉子，轻轻地放进嘴里。
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最后放弃了打电话叫出租车的努力（很遗憾，没有车），他与那人交涉将胜利牌汽车存放在停车场的手续，他把车钥匙交给那人，付了找出租车的四次电话费，又问他那煤气瓶能否退给他，因为我们手头都拿着东西。那人用游戏棒在手掌心里轻轻地敲着，看看煤气瓶想了一会说，最好把瓶放在汽车的后箱里。他没精打采地陪我们走到外面，用尖尖的游戏棒指着告诉我们地铁站的方向。然后，他又回头钻进小亭子，站在门槛上，看着我们在雨中离去，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拿着放食品的大口袋，我拿着剃刀和剃须膏的塑料袋，帕斯卡尔拿着车中的收音机，那是波路加也夫先生坚持要卸下来的。走到商业中心的大门前，我们打开双层的玻璃门，迎面而来的是通风口排出来的干燥的热空气，我们沿着商场的中央走道一直向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前进。在各家店铺敞开的门口都有一些旋转的陈列架，上面陈列的是摘去商标的商品。一家园艺用品店门口展示着几株干枯的灌木。我们沿着商场走廊，走过各种各样的商店。一家美容店的玻璃橱窗里有几位夫人正在烫头发，看到有人正在观察她们，她们便在烫发器里装出一副乖巧的模样，你们好，夫人们。从商业中心出来，我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我们走上新区的一条小于道，路面铺砌石块，路边有一排风格独特的街灯，每隔一段就有一个街灯柱，给人以可笑的伪造的附属晶的感觉。整个街区的建筑风格是冷冰冰的、缺乏个性的，给人的印象像一个巨大的模型。在两排建筑物的中间，我们悠闲地按我们的比例尺寸行进着。地平线的那头是玻璃和钢的结合体，我们不住地经过一幢幢高耸人云的大楼，通体是黑沉沉的窗和发蓝的玻璃。再往前走，我们迷了路。走下一条老走不完的下坡小道，我们发现前面是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湖的对面是一片灰蒙蒙的工业区，巨型的起重机和冒着黑烟的烟囱耸立在天边，湖的四周是一片休闲度假的空地，那些小路和小径的路名使人想起法国的南部。在这片钢筋混凝土构成的毫无生气的空间里，有一家空无一人的餐馆，外面是一个荒芜的平台，向日葵正在雨中低沉着脸，懒洋洋的湖水在灰色的湖滩上冲刷着泥沙。湖岸上有一间摇摇晃晃的木头小屋，门前是一堆废弃的钉上钉的木板，一块打碎了的如愿骨，丢弃在被雨淋湿的嫩绿的草地上。更远处的湖岸上有几只不错的帆板交叠在一起。湖面上水波不兴，笼罩着一片雨雾，不时地刮来一。阵毛毛细雨将雨雾扫清。几个穿着潜水衣的帆板手正在湖面上弄帆，帆板由于无风而静止不前。他们直直地站在帆板上，将帆一次次地压向水面，企图加快速度，但他们的帆板只能在雾蒙蒙的水面上缓慢地滑行。湖面上跨过一座巨大的金属铁路桥。我们走下陡峭的湖岸，在雨中沿着湖边前进，双脚陷进湖岸上疏松而泥泞的沙滩。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低低地飞过，我昂起脑袋一面走一面想，我们这一行人大约是很有趣的，一个跟着一个在这沙滩上走。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拿着那一大纸袋食物走在头里，我走在中间，冷漠而沉思的样子，穿一件领口竖起的大衣，帕斯卡尔落在最后面，她手里检了一根枯死的树枝，没精打采地拖在身边。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想找个人问路，他走近湖边，在一个上了年纪的瘦男人的身边停下来。这人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将他的帆板飘入水中，他穿一身黑色的紧身短袖潜水衣，外罩一件救生背心，救生背心由一个网罩紧扣在他瘦弱的胸口上。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盯着他看了一会，拿着纸袋向水边靠得更近一点，这才问他是否知道地铁车站在哪里。这人好像没有听懂，他双、于放在帆板上像个冲浪手的样子，回过身来请波路加世夫斯基先生重复了一遍，这才灵巧地抬起手来指给我们看，沿着那条小路向上，左转弯就到了商业中心。这里过去用不了五分钟，他补充道，开始小心地爬上帆板，先抬起一个膝盖，再上另一个，他在帆板上站起来，将沉重的帆慢慢地拉向身边（当我们离去时，他又一头栽在水中，真是个笨蛋）。
到了地铁站，我们在售票处停下来，神情黯淡，一言不发，售票处前有几个童子军走来走去。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把大纸口袋放在墙角下，开始研究墙上的血图，看乘哪条线回去。他看了很长时间之后，痛苦地用手遮住眼睛，颓丧地告诉我们，他应该在雷伊一狄德罗倒车，而我们在陀梅尼倒车，除非我们到拉·莫特一皮凯去，从上面绕一个大圈子。对我来说，这是无所谓的事，而帕斯卡尔看上去与我一样，她从纸口袋里拿出一包炸土豆片，吃了几片，膝盖上放着那台车用收音机，沉思地看着售票厅里那几个童子军。走吧，孩子们，上路吧，他的父亲说着便拿起大纸包，抢在我们前面踏上了通往地铁的自动扶梯。我们在月台上踱步，等候列车的到来，接着在长凳上坐了下来。列车来了，我们找了一节空车厢坐，车厢一直空了好几站，过了兽医学校才开始有人上来。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和他的女儿坐的是相邻的两张折叠凳，我就站在他们的对面，背靠着车厢里的支撑杆看我的报纸。我不时地抬起头来瞥上一眼我们抵达的站名。陀梅尼到了，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帮助我们拿起那大纸袋，我弯腰向他道别，隔着车门和他烈烈地握了握手。然后车门啪地一声关上了。我们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离我们而去，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站得笔直，在车窗后面挥着手臂向我们庄重地告别，他还做着再见的手势（他真好，是吗？帕斯卡尔说）。
渡船刚刚开出纽黑文港，我还看得见远处海岸上的点点灯火所形成的一条虚线。大海昏沉沉的，几乎是一团漆黑，天空中没有星光，月光在远处与海融合在一起。甲板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的背后，两个戴风帽的人躺在一条长凳上，毛毯一直盖到肩胛。我手靠船舷栏杆，竖起大衣领子，注视着渡船在海面上行进。我们不可抗拒地前进，我自己也能感到自己在前进，劈风斩浪，毫不费力。我同时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死去，也可能还苟活着，我捉摸不透，这事情那么简单，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让渡船载着我在黑暗中不断前进，我盯着波浪卷起的泡沫有力地拍打着船身，发出使人感到宁静的拍击声，这声音透出温柔和宽厚，我的生命在前进，对，在这不断涌现的浪花泡沫之中。
活着的。
我们坐在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一家暖烘烘的咖啡馆里，看着玻璃外面的街景，吃着早点，懒洋洋地用匙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外面的天色未明，公共汽车的车厢里还点着灯，它们慢慢地驶离罗马广场，融合到马路上已经稠密起来的车流中去。现在可能是七点钟，或者七点一刻，在这周一的早晨，我们刚刚抵达巴黎。咖啡馆里生意兴隆，门不停地被打开，卷进一股股冷空气，让我们浑身打颤。咖啡馆的老板，站在吧台后面为顾客上快餐，将糖罐在柜台上滑来滑去。我点起一支烟，看看玻璃窗外，帕斯卡尔坐我对面，两肘靠在桌面上，呆呆地看着她的面包，挣扎着不让自己在吃完早餐之前睡着。我轻轻地抚摸她的双颊，我们隔着桌子接了一个充满睡意的吻，柔柔的、轻轻的，我们拿起牛奶咖啡碰了碰杯，叮叮，咖啡在厚重的瓷杯里晃动，我们重新把杯子放在托盘中。
渡船继续驶离纽黑文，很快，远处的灯光变成了一抹不易觉察的渐渐消失的线条，融合在大海中了。我转过身，背靠船栏杆，在甲板上又待了一会。我前面有一条金属的舷梯，它通向上层的天桥；浓烟从巨大的船烟囱里升起，桅杆上的旗迎风飘扬。我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我的手指触摸到我刚才拍的照片。照片还没有干透，带一点潮，摸上去粘乎乎的。我把照片拿出来，用嘴在上面吹气，接着我掏出打火机打着，把照片贴近火焰，借着打火机的火光，我端详着自己的照片。这是四张黑白的正面照片，人们看到我的衬衣敞开的领口，我的大衣的深色的肩。在这些照片上我毫无表情，只是有点倦容。我坐在照相亭子里的圆凳上，直直地看着前面，低沉着头，眼睛严阵以待——我向着镜头微笑，我总算笑了，我的笑容原来是这样的。
差不多十年前，我也上过初级驾驶课，但我并未从中得益多少。我现在的教练是位五十上下的胖子，黄发秃顶，老穿一件紧绷绷的本色毛衣。他在约定的时间，开着教练车，到我住的地方来给我上课。我总是提前在人行道上等他，眼睛盯着马路拐角处，等待他那辆色泽鲜明的小车子从街角出现。他那胖胖的身影几乎占满了整个教练车。他把车开到我的身边停下，行动困难地挪向另一个座位，他的法兰绒裤子翻起时露出小腿肚子和褪色的袜子。他整好裤子，在座位上总算坐稳了，就让我发动车子。他的脸色疲惫而阴沉。接下来的课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用手帕揩眼镜，他那温和的微笑让我感到不安；另一半时间是察看镜片被擦过后的透明程度。他手持眼镜架，不时地向我发出简短的指令，指点我在那迷宫一样的街道上行驶，而这些街道对他来说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我循规蹈矩地开始加快车速（我决不标新立异），一只脚踩着离合器，另一只脚准备着，随时准备在规定的时间里踩动加速器。上这种课使我感到压迫而紧张，在等候信号灯变换的停车当口，我放下车窗，心不在焉地看看窗外，用手轻轻地拍拍方向盘，想使自己的神经松弛下来，眼睛东张西望，特别对驾车的年青女人瞟上几眼，似乎是想以此来表明一切都好，我正完美地驾驭着局势。不要慌，不要慌。一旦绿灯出现，我轻巧地转动着肩膀，放开手动刹车，推到第一档（亏我重新想起来，他妈的），然后松开离合器，几乎同时踩上加速器踏板，加速器在我的脚下往下沉，这是由一只无形的脚施加在联动操纵板上的平行压力所驱动的。我的教练坐在我的身边打瞌睡，装出什么都不管的样子，朝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更深地陷在座位上，又瞌睡起来。有的时候，他让我忘记了他还坐在我的身边。为了提醒我，他会突然在我的方向盘上来个纠正动作。他的上身不动，伸手做个机械性的小小方向变动，目的是让车子绕一个大弯避开前面的一个障碍物，而当时我正在以更精确的方式绕开这个障碍物。渐渐地，考试临近了，我得考虑不能疏忽了理论考试（我是先学驾驶，然后再去参加考试的——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我想你是了解我的）。所以，我在家里就随意地翻阅起那本带有插图的交通规则来，这本教材里还配有一些照片，都以侦探闹剧为内容，颇有电视式的审美情趣。里面的罪犯都是看不见的同一个人，拍摄的镜头虽然不同，但编造的客观性颇令人不安。不管刮风下雨，那罪犯总是坐在方向盘后面，在不同的居民点出现，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乡村公路上，正好碰上某个骑摩托车的人，这人就指定要成为罪犯的牺牲品。他身穿风衣，头戴红色头盔，车后的行李架上围着白色的行囊。杀人犯的心理——在此种情况下也是我本人的心理——在课本中昭然若揭。课本中，这种心理学是用简短的格言形式，以第一人称表达出来的，例如，如果车窗玻璃不洁或不透明，则我决不开车，哪怕是移动一公尺的距离。和我一起是没有风险的，我有充分的自信心。我躺在床上，继续随意地浏览那本教材。我养成了每天都随便翻翻的习惯，最后竟将此变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消遣方式。比如每天早餐的时候，我就用书中绘有车子、十字路口、公路及路牌的图案来解答拼图游戏式的小难题，那些绿色底板上的带插图的乖巧的示意图，笔法过分雕琢。一旦弄熟了其中主要的难题，我就掌握了出现最复杂的情况时必须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一向思维敏捷，思想上一旦配合默契，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我只要一看到车子所处的位置，我就已经决定了先要采取的措施程序，前后用不了十秒钟。1，红色。2、蓝色。这是一个例子。1，黄色、2，蓝色。3，绿色。对啦。晚上，我有几次乘车去驾驶学校的办公室，在交通规则课上，我能够在考试的实战环境中发挥我的才能。我坐在阴暗的教室里，边上是位苍白忧郁的少女。我看着银幕上放的一张张幻灯片，一面专心地做着笔头试卷。我的邻座思想不够集中，但外表长得很迷人，这种测验看来令她讨厌透顶，她有点像英国人，她不住地斜过眼睛看看我的练习本，无所谓地将我的答案照抄不误，她做得十分心安理得，甚至带有点使她身价不凡的冷漠。对每次考试后得到的优异成绩，她也安之若素，毫不惊讶。每次考试的良好成绩都使她赢得授课教师的父辈式的鼓励。我们的授课教师很热情主动，他打领带，穿夹克衫，留一撮山羊胡子，讲课词藻华丽。这家伙很快就讨厌起我来，但对我的邻座却刻意培养，常常把她叫到一边去给予额外的辅导，拉着她的肩膀解答各种问题。他有一双粗短的毛茸茸的手，手上戴着戒指。看到这只手在女孩可爱的肩上捏来捏去，真是令人作呕。上课的时候，他站在讲台上，在黑板上将带有磁性的汽车小模型煞有介事地移东移西。引用到某一条交通规则时就提高声音，用食指在模型车上指来指去。有时为了增加教学效果，他会破例地开个小小的玩笑，这时他的手指就会在山羊胡子里搓来搓去。看到他的玩笑产生了效果，引起了教室里的哄堂大笑，他的脸上就会露出得意的神态。出于一种他不知道的原因，在教室里分散坐着的七八个学生中，没有一个去答他的腔：我的邻座老是看着墙壁或者天花板；坐在我前面的那位系围巾的小伙子一直在他的本子上画他的战斗机。下课之后，我们这些人在学校门口各自散去，这时，授课老师把他的夹克衫的拉链拉上，但不拉到顶，显然是为了露出一小角显眼的领带，他在夜空中深深吸口气，对我的邻座提出用车送她回家。我自己也懒得步行回家，有时就会提出和他们一起走（我们好像都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除了授课教师）他有一辆新的旧车，好像那种翻新的出租车，椅子的座垫保护得很好，配备有可移动的头部靠挚，挡风玻璃前挂着涂有夜光材料的小吉祥物。他开着车子在街区中陪我们兜风（其实，我们住的地方近在咫尺）。他俯身打开驾驶仪表板前的立体声收音机，安装在汽车后部两侧的喇叭在黑暗中送出小夜曲的乐声。当我不在车上的时候，这家伙肯定会利用这种优雅的音乐气氛，向女孩子大谈自己的雄心壮志和抱负，他的希望和忧虑。他打着懒洋洋的手势，一只手放在驾驶盘的挡板上侃侃而谈，而现在，我却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不，不，我喜欢坐在前面，我上车前就对他说——一路上，他似乎不经意地告诉我们，他的多功能音响系统是数控式的。这时，他在反光镜里注视着这句话在女孩子脸上引起的反应，他还将这机器的功能，比方说选择电台，操作给我们看。他神态安详又充满自信地调整频道，随着他的手指在按钮上的掀动，那发亮的荧光盘上的红色液晶线条、不停地跟着脉冲的变化闪烁。我们第一次搭乘他的车子回家时，我记得我的女邻座和我同时下了车，我当时感到十分惊奇。教练开着车子离开之后，我们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在我的家门口聊了几句。她背靠着门，怪怪地，一只手伸进头发，似乎不想跟我道别。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因为站着说话，我们都感到别扭，就拚命向对方提问题。我低垂着眼，手指拨弄她大衣上的腰带，思考着怎么回答她的每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各自回家，这时我才发现我俩住的是同一幢楼。我的驾驶课照常继续进行，当时已经上了七到八个课时，我的教练还是一早就到家里来接我。我们现在走的总是同一条线路，就像象棋大师布赖耶在西班牙方阵里马的走法那样，在小区里走一个小小的来回，慢慢地，捉摸不定地，不管棋盘上的其它棋子在什么地方（这是布赖耶极有意思的一种布局，表面上看来是拖延、退缩，但在不动声色之中却已经确立了牢不可破的有利位子）我不知道我的驾驶技术是否有进步，但上过几次课之后，我对反复训练感到单调、厌倦，于是就向教练提议，利用上课的时间抽一刻钟去坐坐咖啡馆。很快这就成为一种习惯，我们都想充分利用这一刻钟，但我们各有各的打算。我们并不偏向哪一家咖啡馆，有点随意性地停哪儿算哪儿，有好几次，我们去的是同一家啤酒店，就在我们回来途中拐角处的大街上。这家啤酒店生意很好，重新装修已有好长时间了，墙上布满大镜子，白铜做的柜台，擦得闪闪发亮，柜台里一排排酒柜，摆满各种各样的开胃酒，有的竖放，有的倒放，还有一个细颈的量杯。我们走进正对酒吧的双重玻璃大门，在大厅里落座。我喜欢坐长凳，菲尔马就坐椅子（因为，如果授课教师叫皮芬，让—克洛德·皮芬，那么教练就叫菲尔马。在驾驶学校里，大家都偷偷地议论说，皮芬和菲尔马两人天天在一起吃午饭，在一家他们有固定座位的餐馆里）我们在那里一般都喝上两杯咖啡，乖乖地不敢喝哪怕只是一小杯的苹果烧酒。我和教练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他和皮芬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有保留的。我们俩默默地用勺子轻轻地搅拌咖啡，教练会不时地抬头瞟一眼他那辆教练车，车停在咖啡馆前面，从我们的座位上望过去看得很清楚。我们不时地呷上一口咖啡，然后将杯子放进托盘里。我们安静地看看四周，手里拿着啤酒杯垫，轻轻地叩击桌子。有时，我们会交换一两句对某种啤酒牌子的看法。啤酒杯垫上面印有各种不同的啤酒商标。杜波啤酒，他沉思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说，杜波啤酒。我有时会说出几种其它的牌子。咖啡馆里也出售加压的各种啤酒。他听我说着，一面把啤酒杯垫在桌上竖着放，用一个指头使它保持平衡。丹麦产的，我说，杜波啤酒。他知道，他点头表明他知道。我知道，丹麦出产，是的，他呷了一小口咖啡叹道。接着，我们俩各自付自己的帐，因为第一次喝咖啡是我请他的客，以后，他就坚持各人付一半，他几乎是十分友好地坚持这样做。如果他能安静地坐在我边上，双手放在肚子上打他的瞌睡，或者把他的眼镜打开又关上地乱折腾，而不去令人扫兴地叫我做这做那，我倒真会觉得这家伙为人不错。今天早上，他没穿平时惯常穿的毛衣，换了件新的黑色束腰的套头衫，后颈处露出一段线，线上拴着一块商标标签，后背上还有“年青人，跟我来”的字样。他手持眼镜，指挥我穿过一个超级市场的停车场，绕过边上的几幢辅楼，停在楼后面的一块平地上，那里有一些送货人正在金属货棚前面卸冷冻卡车上的货。教练从车上下来，提了提裤子，从车子的后箱里拿出一堆套在一起的锥形路墩。他慢吞吞地把它们摆放在人行道边上，然后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机头盖上，弯腰从车窗外对我说，要我把车停在路墩之间。他那件羊毛套头衫的标签在他的身体背后不停地随风飘舞（我双臂靠在方向盘上，沉思地盯着那标签）他说，这是今天的活，把车停到你刚刚确定的空位里。他接着走开去，站在稍远的地方，抽出一支雪茄烟，点上火吸起来。他向货棚的方向看了一眼，一位送货人立即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条火腿。送货人看了看我，我正在漫不经心地练开车。他们交谈起来，我从车中的反光镜中看着他们在那里谈一笔交易。我的教练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黄色的塑料袋，他用了好长时间小心翼翼地展开塑料袋。突然，——这一切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一他往送货人手里塞了一张钞票，送货人作为回报把火腿给了他。他立刻将火腿放进塑料袋，装进去之后，他又把塑料袋突出的部分用手抚平，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四周看了看，他显然是希望没有人看到他们之间进行的这场交易。我把车停靠在规定的位置上，教练认为我们今天驾驶训练已经够长了，就开始将车子四周的路墩二个个收起来，放进车子的后箱里。他将路墩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但那条火腿放得很小心，轻轻地放在备用轮胎的边上。接着，我们开车离开了那个停车场。教练将手表凑近双眼看了看时间，然后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开车回去吧。本来他该送我回家，开车送我到家门口，但一段时间以来，上完每节驾驶课后，他喜欢让我驾着车子回到驾驶学校门口，另一个学员在那里等着他。那天，从车上下来之后，他对那位年青的学员说等他几分钟，接着他打开车子后箱，拿出火腿，推开学校的大门走了进去。我跟着他走进学校，想预约下次上课的时间。因为女主任正忙着（今天这女人真美，她身材修长，戴一副式样青春的、色彩鲜艳的眼镜），我坐在椅子上等她处理完她的邮件。这时，我的教练忙着整理他的储物柜。挂得高高的柜子上有个热水瓶，一块麂皮和几本杂志。他踮起双脚，想把那包火腿放进柜子，而他背上的衣服标签却始终在那里飘舞。我点燃一根烟，漫不经心地看那飘动的标签，用手轻轻地敲击我的大腿。女主任对我说她一会儿就完，她正用青绿墨水写一封信（青绿色，谢天谢地，是青绿色的墨水）她一面写，一面告诉我，我的案卷里还缺少几件东西。她抬起头来朝我微笑，又用小于指责备似地朝我摆动。还缺什么？我的小乖乖。她把信重看了一遍，满意了，才放进信封。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地将信封口舔湿。她回答道，我来看看，她说着并打开一个抽屉，将抽屉里的案卷从头看起，抽出我的那份，打开后放在桌子上。我的教练这时已将火腿藏好，为自己倒上一杯牛奶咖啡，向我们走过来。他又走到门边立定，手里拿着暖瓶，看着门外。这时女主任提醒他说，瞧你的背上，菲尔马，一张标签，亲爱的，你背后有张标签。她抬起头，眼睛朝上，向我笑笑，继续查看我的案卷。实际上，重要的东西都在了，就缺一张医疗证明书。我答应她后天一定补来，因为我正想在后天再预约一次驾驶课。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把最后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掉（例如身份照，她对我说，照片还是必须补交的）。
我重新回到车站，在靠墙的木头长凳上坐下，我从浅蓝色的纸袋里拿出那些照片，一面看一面耐心地等待。从昨晚开始，我不时地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看，这十一张彩照，每张周围是一条细细的白边，因为看的次数多了，我对照相机主人的脸渐渐熟悉起来。男的单独的照片只有一张，背景像是在雨中的公园里，他穿一件黄色的外套，侧着头，站在喷泉的边上。其它的九张照片都是女的单人照，有在伦敦照的，也有在英国的某条公路上照的，有的是穿着厚呢外衣站在某一建筑物的正面，有的是穿着玫瑰红的衬衣坐在某个博物馆的小吃店里，前面放着塑料杯。最后一张照片是他们俩人一起照的，背景是某个大楼的栅栏门前，男的搂着女的腰，他们一起向着镜头局促不安地微笑。特别使我感到困忧的是，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照片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下流的情调。除了这些照片本来是我不应该看到的，属于男女间的隐私这一事实之外，这些照片大部份是随意拍摄的，取景亦不讲究，因此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而且在我看来，这种真实感是毫不掩饰的，几乎是带有猥亵意味的。当我再一次把这些照片重新细看一遍的时候，我更加感到困扰不安。这是最后第二张照片，那上面有我一直没有发现的内容。这张照片是在纽黑文港口码头的大厅里拍的，那年轻女人站在正前方，她的背后是海关的条桌，我突然发现，边上清清楚楚的是帕斯卡尔正在打瞌睡时的身影。
波音飞机现在开始在机场跑道上加速，我坐在位子上不再动弹，我让自己跟随着飞机的冲力，试图让自己和飞机不可抗拒的加速度融为一体，并试着在飞机起飞的瞬间能让我自己也飞起来——我起飞得很慢，刚刚离开地面就在奥尔利机场上空停住了，这时机上的行李舱盖不再抖动。我们已经起飞了半个小时，透过舷窗，我看见白云之上的蓝天是那样的光辉灿烂，下方的云层色彩单调得像一块块浮冰，白色的坚硬的云层，丝毫没有棉絮那样的柔软线条，轮廓分明、有棱有角，像是一片高低起伏、荒无人烟的原野，上面的阳光衬托出隆起的部分云层，边上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天是那样的蓝和光滑，使人感到近在咫尺而又无比的遥远，让人无法接近，捉摸不透。飞机仿佛是凝固在空中，周围的一切都停滞不动，我俯身在舷窗上，让我的思绪淹没在这无法认识而又让人赏心悦目的太空之中。我想，如果我把那架照相机留着的话，现在我就可以照几张蓝天的照片，对准这一片晶莹的蓝天，这半透明的或者差不多是透明的苍天。早在多年之前，我就追求过这种透明度，当时我想拍一张独一无二的照片，一幅肖像或者是一幅自己的肖像，但上面没有我，也没有任何人，只是反映一种完整的赤裸裸的存在，既痛苦又单纯，没有背景，也几乎没有光线。现在，当我继续凝视这蓝天的时刻，我意识到我在那条船上已经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是突然一下子成功的，当时我正急冲冲地在船舷上奔跑，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拍照，但我成功地从这张我向往了那么久的照片中解脱出来，我现在知道我是在生活的闪光中抓住了它，它当时正深深地隐藏在我自己难以捉摸的人格背后。这张我带在身边的表达我愤怒激情的照片，它已经表明随之而来的那种不可能，包括照相机的坠落和沉没。因为，那张照片上的我正在奔跑，我正在拼命逃跑。我的双脚在舷梯的台阶上跳动，我的双腿动作如飞，这张照片是朦胧的，但上面的情景是被定格的，什么都不再动作，不管我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上面是生命的前奏以及接踵而来的那种广阔无比的静止，比起我眼下的这片蓝天，并不显得更为遥远。
天色微明，我透过电话亭的玻璃看见了天边的曙光，这时，夜晚尚未过去，但浓重的夜色毕竟已经消退，天边露出淡蓝色的晨霭，邻近的田野里依旧万籁俱寂，太阳慢慢地在我的眼前升起，周围的空气抹上了一道道浅浅的亮光，整个大气被透明的抖动的亮光包围起来。我坐在荒无人烟的田野上孤零零的电话亭里，看着太阳正在升起，我想着现在，想着目前的这寻刻，我再一次试图把握住这短暂的恩赐——就像人们想在一只活着的蝴蝶身上钉上一枚针一样。
远处看不到一丝灯光，只有这条荒无人烟的小路在黑暗中延伸，路边是一些灌木丛和广阔的农田，我顺着路边独自一人赶路，身后，我刚才离开的那家人家的畜栏已经看不见了。我临走之前，我的主人曾提出用车送我到火车站，但我喜欢步行，于是我穿过他们家那个长长的树木茂密的畜栏，动身上路，一过栅栏门，就走上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小路，狭窄的路仿佛没有尽头。我的四周万籁俱寂，只听得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我沿着荒凉的小路前进，抬头看见四分之三的月亮，边上一块长长的云彩正在慢慢地穿过月亮的光晕。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我穿过街道，村庄沉睡了，渺无人迹，街道两边的房子寂静无声，店铺的门全部关了，有一家杂货店，还有一家咖啡馆，里面黑沉沉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得见店堂里椅子倒放在桌子上。车站就在村子的外边，我站在车站前面的小广场上，广场中间有一小块圆形的花坛和一个纪念死者的石碑。几盏昏暗的街灯若明若暗，广场上也是空无一人，更没有一辆车子，沥青路面上有几条白漆划成的线条标明停车的位置。万籁俱寂。车站的正面墙粉饰成颗粒状，像舞台上的布景，墙上嵌着一只钟，时间是午夜十二点差一刻。
我们一走出旅馆，就被不远处聚集起来的人群吸引了注意力；路上的交通中断了，警察牵着警犬在障碍前面来回奔忙，有的手里还拿着步话机。好几辆消防车停在马路的中央。警车上的蓝色警灯在夜空中闪烁。还有一组电视台的记者在公园的栅栏后面拍摄现场报道，四周围着一大群旁观者。他们正在等待一个热气球在肯辛顿公园的草坪上作紧急降落，啊，原来是这个东西，她说（是，我想也是，我说）。但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只不过是许多推测中的一个罢了。比如壳牌石油公司带黄色标志的热气球，或者是托塔尔公司，我不知道这家公司的标志。我，就只懂汽油。至于本质的东西，怎么能相信标志？我不懂。我们走近一组人群，想打听一下。我们站在那里想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却毫无结果。最后我们折回去，向那家餐馆走去。我的帕斯卡尔·波路加也夫斯基，她有点冷，我们在一个街角停下来，我把她抱在怀里，用力搓她的背，她打着呵欠，把头靠在我胸口，跺着双脚取暖。我也打起呵欠来了。你可以想象，呵欠是传染性的。我们就在人行道上原地跳跃，相互搂抱在一起，浑身冻僵，打着呵欠，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裹在我的大衣里。我们越跳越高，我们不可抗拒地跳离地面，凝固在我们默默无语的拥抱之中。当路灯变成绿色的时候，帕斯卡尔奔跑着穿过马路，我也几乎跟着跑了起来，这说明我当时的情绪有多好。我们俩气喘吁吁地奔到了餐馆前，查看地图又认准了地方之后，我们才慢慢地走开，我们不再向前走，预订的晚餐时间是晚上十点之后。我们差不多还有一小时要消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在附近闲逛，进了一家酒吧，我在人群中费劲地挤出一条通向柜台的通道，在酒吧柜台上要了两杯啤酒（yestwomylord，我将食指和中指伸开做成V字形，使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接着，小心地端起两杯啤酒，在两个留着胡子的青年人中间转过身，朝店堂的一个角落走去，我们在那里拣了一个靠墙角的长凳坐下，墙角边还有一架吃角子的老虎机。在离开酒吧之前，我到机器那里试了几下，我将扳手往下拉，神情专注，嘴里衔着一根火柴梗，机器里的圆柱子飞快地转动，突然在不成套的一组水果图案上停了下来，大约是我个人命运的象征，机器里老是出现两个淡紫色的李子图案。帕斯卡尔走过来看我玩，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显得没精打采，兴趣不浓的样子。她也想试一试，她站在机器跟前，打着呵欠，像卡车司机开车那样地拉下了操纵杆。好家伙，引得好几个人转过头来看她。她很快对游戏机产生了兴趣，认为不必像聋子那样地死扳操纵杆，而是更灵巧地摆弄那机器，还赢了好几枚筹码。九点半到了，我们向餐馆走去。我看了看天空，天上布满云，没有月亮。在晚风中，云层无声无息地向着天边移动。那餐馆有一个明亮的招牌，我们在走进店堂之前，先穿过有围栏的小花园。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位印度领班，我在小花园里隔着老远向他打招呼，我怕我们来得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不，他点着头，红光满面地向我们欢迎致意，但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里面客满。Full（客满），他说。Full，我说。Full，他又说。Well（好吧），我说，然后折回去，告诉帕斯卡尔。她说，我们是预订了座位的。我说，是啊，所以叫我猜不透。我们得坚持，她说，她走过我身边，向那领班解释我们的情况。他对帕斯卡尔非常客气，转身到里面去了一下，很快就回到台阶上来请我们进去。从外表看，这是一家相当大的餐馆，因为，在我们穿过一个小的前厅之后，他领我们走进了一间灯光明亮的酒吧。浅色拼木地板，殖民地的装饰风格，墙边有一个老的衣帽架，上面围绕着绿色植物，藤制靠椅，天花顶上一架硕大无比的风扇，正在慢慢地转动。印度领班将我们介绍给另一位领班，这位领班像蝴蝶那样地飞来飞去，但我认为他这样做毫无作用。他做了个弯腿的姿势请我们坐下，他问，要不要来点本店自酿的酒类？对不起，请再说一遍，我一面坐下一面说。他不再坚持，顺手把我们面前桌上那碟花生收走。一刻钟过去了，他不停地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但装出没有看见我们的样子。这时，有其他的顾客进来，他殷勤地领他们入座，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他把他们一一安置完毕回到酒吧时，才向我们转过身来，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一只手放在嘴巴前，向我们点点头，表示我们的餐桌不久就可以空出来。至于我，我一点儿也不急着吃饭。不急。我看着帕薪卡尔坐在我的对面，头微微地低着，一缮头发垂在额前，背靠着椅子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柔情。她的脸蛋偎在肩头，白色的大衣敞开着，腰带垂落在地上。她的双腿向前伸出，小小的脚上套着一双宽大的鞋，脚脖子处露出里面的白袜子。可能这时更使我感到余味无穷舶是这一段时光的缓慢流动，在等待中对结果的一种放心感。我想，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她和我，终于第一次要在一起吃上一顿晚饭了。
我要帕斯卡尔重新给我打电话，接着我走出电话亭，在黑暗的电话亭边踱步，那里面的电话铃声随时都会响起来。电话亭矗立在黑暗中，在月光的照射下发出银灰色的光泽，天边没有一丝亮光，只有无穷无尽的田野躺在黑暗中。我在马路边上坐下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帕斯卡尔一直没有来电话，我问自己，她是否又睡着了？我最后还是回到电话亭里。我关上了门，靠着墙壁慢慢地滑下去，坐到地上。我的裤腿吊起，露出了袜子。我坐在地上，隔着玻璃看四周夜幕下荒芜的田野。这时还有一些车辆经过四周的叉路口，灯光强烈地照射到我的脸上，车子一过，黑暗重新降临，我看着灯光慢慢地消逝在黑暗中。
我们开车离开城里的大路，进人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联接道。一些驾驶学校的汽车正在利用金属栏杆摆弄出来的各种复杂图形，小心地进行倒车训练。年青女人按着喇叭，在这些汽车之间轻巧地拐弯行进，最后在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人身边停下来。他穿着扣上钮扣的派克大衣站在人行道上抽烟，不甚雅观地抚摸自己的脸颊。她说，他是教练。我说，不错，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她又说，我只停一会儿。她从车子里走出来，接着又回过身来，俯身向着车窗对我说，把学校的钥匙拿给我，在我的手提包里。我在膝盖上打开她的手提包，开始找钥匙。这是什么？一面拿出一个大信封。别动它，没什么，她说，是个涂片。小小涂片，我说，心里很受感动。你应该把它寄出去，试试看，我说。你真好，她说。哦，是的，是的，我说，这可以邮寄，一个涂片。它在这里面，我说，我把信封放在耳朵边上摇了摇，神思恍惚。是啊，你说它该放在哪里啊？她说。我不知道。我有些疑惑地把信封放回手提包里。我看这小涂片放在里面是不可能新鲜的了。我又重新开始找钥匙。我在手提包的最底下找到了那串钥匙，通过车窗递了给她。后来我坐在车中等她。她在人行道上和我未来的教练讲话（看他从前真有一帮人似的）。我转过头，脱掉一只袜子，放在车中的手套匣上，仔细地察看我的脚趾，然后又轻又稳地按摩那只脚。舒服得直做鬼脸。年青女人打开车门，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坐下。我因为光着脚丫，感到有些不自在（在车子里光着脚丫总归不太雅观）我跟她解释道，我的脚有些冻僵，说真的，有点像风湿病，可能是由于血液循环不好而引起的，我自己倾向于是风湿病。是的，风湿病，或者是有点关节炎，这就算是上上大吉了。她问道，你是否去看过医生？我答道，没有。她说，因为你可能得的是痛风病。痛风病！我叫了起来，脚上得痛风病？是的，是的，她说，是痛风病。我们都笑了。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我和她。她开到第一档，又重新启动，总是睡意蒙胧的样子。她跟在一辆驾驶学校的车子后面，果断地按喇叭。我感到在她身边有点不舒服（谁知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否表明爱情已经来临）。我们到了煤气站，这里也是一个大的停车站，有好几幢房子和一个车间。车间的门口有一位机械师，他负责收费，一面在手上吹气。我发觉加油泵后面的玻璃橱窗是一个自选商场，我指望能在里面找到香烟，就跳下车，对年青女人说，我得进去买包烟，身边的烟都抽完了。我刚在平台上走上没几步，就回过头去问她要不要给她捎点东西，三月牌糖果或者果仁，银河牌巧克力或者香脆饼干之类。她说要炸土豆片，就笑了。这时，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回头看着我们，有的看我，有的看她，对我们俩人的话很感兴趣。我对她说，你不要来点更有趣的小玩意儿吗？我搓搓手指头提议道，咸核桃仁，什锦干果、开胃小吃等等。好的，她说，随你的便好了。她打开汽车后箱，拿出煤气瓶。好吧。我不必再多说什么了，就买开胃小吃吧。谢天谢地。我不紧不慢地向自选商店走去，进了旋转栅栏门。商场里顾客寥寥无几。一个穿着羊皮大衣的亚洲商人正在付款处结帐。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向里面走去，在商场里转悠，打量着货架上的各种商品：有千斤顶、车灯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玩意儿；包装各异，有塑料的、亦有纸板箱子的。我走回付款处，经过食品柜台，开始选购各种小吃，堆放在我面前的小车里。那收款处的店员正在接听电话，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后来，我把所有的食品逐一放回陈列架上，我决定还是买炸土豆片。我绕过柜台，从陈列架上取下一包炸土豆片。我问，该付多少钱？那男店员一只手放在电话听筒上，目光盯着我看。我说，这包炸土豆片多少钱？一只手指着我放在柜台上的钱（看来什么都得告诉他）我走出商场，绕着房子转了一圈，发现不远处有个公共厕所，平顶灰墙的亭子，亭子边的场地上堆放着微微冒烟的橡胶轮胎。这地方真脏，虽然厕所里贴着白瓷砖，墙边有个粗麻布的拖把。一排固定在墙上的小便池，那高度正好适合只到我肩膀身材的人。厕所里还有几个小间，小间的门都开着。我伸着脑袋一间间地看过来，选中了最后的那一间。这是我的惯常做法。我把小间的门关上，插上门销，将塑料做的单眼告示牌拉下，开始坐下来撒尿。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墙角处的裂缝，墙后有一只水龙头正在一点一点地滴水，远处有人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我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目光停滞，我在安静地思考，舒服地沉思。我应该说小便是思考的好机会，一旦坐下来，用不了十秒钟，我就会隐匿在我的思绪组成的朦胧而有规则的极乐境界之中。一旦我的身体休息下来，我就在思想的壁垒中急切地隐蔽起来，然后达到一种超然解脱的境界。我拿起刚才放在地上的那小袋炸土豆片，打开来，心存疑虑地往里面看了一会。我拿了几片，放进嘴里。我感到不必急于停止这种完美境界。我认为思想是一条流动的河，最好不去打扰它，让它在不知道自己流动的情况下像鲜花那样盛开，自然地分解成为无数美妙的支流，最后又神秘地汇聚成一个不动的逐渐消失的点。如果我们高兴的话，要在中途将某一种思想单独地分开，将它仔细察看，翻来复去地认真观察，我们就有了一种愿望，将它在心中反复推敲，就像对付一块雕塑用的泥团。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接着要将它明确地表达出来时却会令人失望，就像化学中的沉淀作用，絮凝反应越使得奇迹显现，化学的沉淀就越是显得可怜和微不足道，就像实验用的玻璃涂片上一点小小的尘埃似的沉淀物。不，宁可让思想平静安详地忙于流动，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轻轻地受到喁喁细语的催眠，无声无息地走向对现实真谛的认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我的行为准则。
我于第二天晚上搭机返回巴黎，我感到有点疲倦，因为这次旅行，因为这样地来回奔波。当我离开奥尔利机场时，天色已黑，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位沉默寡言的女士，她的身边躺着一条狗，我们在公路上奔驰，那条狗在座垫上打瞳睡。黑暗中，车里的控制仪表板上灯光闪烁，不时地有别人的车子驶过，车灯短暂地照亮我们的车厢内部，我们换了一条公路，我看到天边泛出亮光，五光十色的光团在夜空中闪耀。行驶了几公里之后，司机换道来到一个停车场加油，我下车离开停车场抽了支烟。我看到远处奥尔利机场南部的大楼灯火通明，飞机上的红灯在闪烁，慢慢地靠近起飞跑道。后来，我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巴黎的马路上游荡，沿着台阶走向塞纳舸边。那里光线昏暗，河水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淌。我回到巴黎了，是的，我站在一棵孤零零的菩提树底下，站在河岸上看着塞纳河的流水，我想着那架被扔到大海里的照相机，现在它正在四十米深的大海底下生锈。我想象中，它正在英吉利海峡底下的某地方，周围是黑色的不透明的海水，它斜倚在泥沙之中，外壳的壁上附着尖尖的海藻叶子。
以后，我瞪着眼睛坐在黑暗的大厅里，因为睡不着，我干脆走出大厅在船上的走道里东游西逛，走道里这里那里的地上都躺着人，我走的时候时时得脚下留神。在上层甲板的一个平台上，我发现那里有些声响，转过身去一看，是一个男人正专心致志地盯着一台电子游戏机，屏幕上出现的是载着直升飞机的航空母舰，他要让直升飞机尽快起飞，击沉对方的船只，以避免对方的攻击。那男人离我只有一米不到，他趴在游戏机上，双唇紧闭，肚子贴着游戏机，狂热地操纵着手里的两个控制器，他让直升机突然俯冲下来，全速打出一束束电子炮弹，击沉一艘艘敌舰。这时空中出现了一架敌机，他浑身肌肉紧张，用力抓住两个控制器，后退着（差一点碰到我）打出最后一排炮弹，在空中将敌机击落。游戏结束后，他转过身来平静地向我借个火，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神态是十分正常的。我们用法语交谈了几句，我问他船上这时还有没有开着的酒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向我道了声谢谢，他的手指头有点哆嗦，眼皮也有些打颤，他告诉我说，自助餐厅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我走下楼梯，来到渡船的下层甲板，走过几步就到了自助餐厅。餐厅里昏暗肮脏，墙上有几个油腻腻的舷窗，窗外一片漆黑；桌椅固定在地上，用的是浅色的防火胶板和金属杆扶手。有十五六个顾客正在桌旁用餐，他们面前是一大堆脏盒子，满满的烟灰缸和揉皱的香烟盒。我拿起一只托盘，走进沿着柜台带有轨道的走道，在饮料柜取了半瓶桑赛酒。收款处里一位胖子正在打瞌睡，油腻腻的头发和汗水粘在一起，他穿着白衬衣、黑裤子，衬衣领子敞开，露出布满汗水的亮晶晶的大堆胸脯肉。他在他的身边放着一瓶打开瓶盖的啤酒，双手交叉在胸前，冷冰冰地看着我向收款处走来。我走得很慢，将托盘放在轨道上向前滑动，竭力维持着那瓶子的平衡。我看不到玻璃杯，只见柜台上有一堆塑料杯子，我走过去对胖子说，我能否要一个用玻璃做的玻璃杯。玻璃杯，什么，一个坚实的杯子。为什么，这些不是杯子吗？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那堆塑料杯。我说，是的，这些是杯子，但我对他解释道，我喜欢用玻璃杯，如果你们有的话。真正的玻璃杯？他又问，对，玻璃杯更舒服，我说，一面用手指在柜台上神经质地敲敲。他朝我看看。你同意吗？我低声说，好的，你要一个玻璃杯，是吗？他有些不太高兴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一个玻璃杯，我想这个要求不算太过份吧。我喜欢带脚的玻璃杯，我小心翼翼地补充道（在生活中，宁肯绝望，也不发脾气，不，决不）。
整个白天我都呆在家里，读了一会报，处理了一点邮件。黄昏时分，我又一次不经意地经过驾驶学校。我推门进去，那位年青女人看到我，以为我来她这儿登记。我不得不再次向她解释道，准备文件的事正在办。我已经复印了护照，正在考虑怎样提供身份证的文件。她困惑地看了我一会，顺带提醒我不要忘了带照片（对，对，我说，四张照片）。
我又回到甲板上，走向一个僻静的角落，躲进一条通往上方甲板的金属舷梯后面，坐在一只放置救身衣的木箱上。我在黑暗中呆着，双手抱在胸口，后脑靠在潮湿而又冰冷的金属栏杆上。船正在不断前进，我听见马达的轰鸣声和浪涛拍击船舷的声音。甲板上，这里那里的灯光照亮了船身木质装饰的平行板条。我坐在阴暗处纹丝不动，大衣口袋里的那架照相机，在我的大腿上隆起一块。我没有交出去，没有，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又在甲板上来回走了几分钟，再次靠在栏杆上。远处的地平线，并没有陆地显现的迹象，夜空一望无边，大海伸展开去，与天空融为一体，有时，对，死亡与我擦肩而过。我站着一动不动，朝下面看着波浪，把我口袋里的照相机拿出来，让它从手里掉了下去，它在船舷上碰撞了一下，掉进了大海，消失在滚滚波涛之中。
这时开始起风了，我听见风吹动船上的绳索，并发出有规律的磨擦滑轮的声音。我的四周是船上的绞车、救生艇和金属舷梯的纵横交错的影子。我老想着怎样处置这架照相机，我想回到餐厅去把照相机放在老地方，然后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但如果在半路上碰到失主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解释？我不知道。我离开甲板，在楼梯上我留着神，不希望碰到任何人。走到餐厅门口，我站在墙边向里张望，想判断里面的情况。餐厅里只剩下十来个人，里面仍旧很安静，不像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样子；我走进餐厅拿起一个托盘，走进取东西的栏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收款处的胖子在盯着我看。他的目光盯在我身上，使我感到不自在，我的手一直在大衣口袋里，夹紧那机壳，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再向前走上一步，我呆在栏杆前，看着柜台的里面。
我们在半夜时分抵达纽黑文港口，列车缓慢地停靠在昏暗而又宁静的月台上。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的是一排排仓库，几台耸立在铁轨上的大型吊车，以及停放在调车道上的货车厢。大雨夹着旋风猛烈地扑向月台，远处，港口车站的探照灯投射出一道道光来，灯光下看得见密集的点点雨幕。我叫醒帕斯卡尔，她在我的对面睡得死死的，我们收拾起座位上的报纸，跟着其他的旅客一起下了车。港口的大厅里光线明亮，人们拥挤着走过通往码头的人口，帕斯卡尔一屁股坐在海关前的条桌上，立刻又重新睡着了。我让她头靠旅行袋休息，自己在大厅里转悠起来。这里有公用电话亭，还有轮船公司的柜台和一家免税商店。店门已经关闭，我站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外面，里面黑黑的，架子上是一排排各种酒瓶。当我继续漫步走得更远的时候，我发现海关办公室的旁边有一个自动照相站。这是一个旧的金属材料做的亭子，外面挂着灰色的帘子，里面有一张圆凳，—凳脚前的地面，油漆的颜色已经退掉，这里和那里还有一些潮湿的脚印。亭子外面的玻璃下，镜框里面陈列着一些照片的样板，还有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如果按说明做就可以拍出成功的照片。我摸摸口袋，发现身边还有足够的硬币用来照相，就走进亭子，将身后的门帘拉上。
这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四叉路口，四条干线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里汇在一起，附近有一个公有电话亭，亭子的门半开着，四周黑沉沉的，什么也没有，田野静悄悄的。天空中的月亮有一大半被乌云遮住，云层很厚，在月亮的光晕中可以看得见月亮朦胧的轮廓。我站在路边，掏了掏口袋，发现身边只有一枚硬币，我穿过空旷的马路，走进电话亭，我点燃打火机，想看清这里的电话号码。这时正是凌晨两点不到，我拿起话机，想拨帕斯卡尔的电话。电话的声音在黑暗中变得格外响亮。我闭上眼睛，慢慢地开始按动帕斯卡尔的电话号码，很快，对方的电话铃声在黑暗的电话亭里回响。我听到有人拿起听筒。在黑暗中，我用手将耳朵紧紧地贴住耳机。我听到了帕斯卡尔睡意蒙咙的声音。
午后三四点钟，我们返回驾驶学校时（我们还是没有换到煤气，没有，这是不用再说的啦），年青女人发现她的父亲正在校门口闲逛。他手里提一只草包，头上戴一顶羔羊皮带护耳的软帽。我们在人行道上由年青女人作了相互介绍。这位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胖乎乎的，长着波罗的海人的颧骨，俄国口音很重。他听了女儿的一番解释之后，掂了掂手里的草提包，提出马上陪我们一起上克莱特伊去换煤气瓶（走吧，孩子们，跟我一起上路，他说，他让我们坐上他的小车，那是一辆破烂不堪的胜利牌）。商业中心比较远，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在环城大道上驾着他的胜利牌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我坐在后车座上昏昏欲睡，同时想，我碰到的现实，远远没有表现出丝毫气喘吁吁的样子，反而变得越来越坚硬，看来我已经没有能力从这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的像石头一样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我现在看到我那如同拉力般涌现的冲动永远被这石头禁锢起来。我真想现在喝上一点麝香葡萄酒，在这汽车后座上呆着一动不动，冷冷然，昏昏然。我偷偷地感到高兴，让事情的进展任其自然，我不想再在这件事情上多费心思了。到了商业中心，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去打听换煤气的地方。在接待处，他向一位冷冰冰的女店员询问，一面颇有风度地做着手势，一面用闪闪发光和矫饰的腔调作解释，而我却悄悄地溜走，在商店里闲逛起来。我买了一袋一次性使用的剃须刀和剃须膏。在付款处排队付款的当儿，我看见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正在人口处的告示牌前看什么东西，他不知道我正盯着他看，他在通讯录上抄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很快地把刮胡子小刀放进塑料口袋，走上前去找他。他再一次核对了告示牌上的地址，合上通讯录，眼睛里流露出神秘的满意感。他对我说，我们必须走出商业中心，煤气站在停车场的人口处。换好煤气之后，我们把煤气瓶放进车子的后箱，钻进车子里去躲雨，一面等他的女儿回来，她这会儿正在商场里买东西。我坐在汽车的前座上，波路加也夫斯基先生坐在方向盘的后面，车门敞开着。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个水洼，雨一点点地落入水中。车中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支优美而又伤感的歌曲。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不时地点点头，仿佛我们正在相互怜悯。接着，因为他的女儿一直没有影踪，而那首歌的调子又变得声嘶力竭起来，老先生就转过身和我聊了起来。他说，她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他钻出汽车，双手插在口袋里，想看看她是否回来。十分钟以后，帕斯卡尔终于春风满面地回来了，拿着一大纸包吃的东西。我把前面的座位让给她，坐在汽车后座上，并把她那一大包东西搁在我身边。她父亲开始启动点火，他试了几次（这车不肯动，他说）后来，我们只得再从车上下来，他的女儿和我——什么样的家庭——在他父亲前后矛盾的指令下，冒着雨推车。老先生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埋怨着我们。我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决定再试一次。帕斯卡尔坐到了方向盘的前面，这时车子正处在一个斜坡上，他的父亲和我，我们两人各站在车的两旁，再次用力推车。这时，汽车发出颇令人感到有希望的一阵抖动声，我们加倍地用力，并叫喊着让帕斯卡尔换成全速档，最后我们终于放弃了努力。我们的鞋袜全湿透了，我们回到帕斯卡尔那里。怎么啦？她的父亲弯腰向着车里（她死火啦，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