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只是那时的我没顾得上或者说是还不懂得彻底的分享吧！
所以，如果真说起想改变的，第一位倒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忙碌状态，而是很想有个能够随时倾诉的朋友。我希望自己从小到大所有发生和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并不需要他能够给我多少建议，而是希望他知道所有，所以他能懂，懂就已经是最好的反馈了。
也许青春就是这个样子，记住一些，忘掉一些，保留一些，丢掉一些，但所有最珍贵的，一直都会在心里。就像那个挂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毕业那年的心情，却一直被放在心里随时够得到的地方。
不过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正如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从“正青春”的梦想热血到领悟出“来得及”的乐观哲学，理解其实在深化。而关乎讲心事，我的观念也随着内心的成长在转化。
而我就这样，在父母和周围人的各种关爱下，在匆忙和波折中，迎来了属于我的毕业季。
三年级阶段的阿拉伯语的学习越来越辛苦，语法难度升级，也有越来越多的词汇和课文要背。
一直以来，确实一切都好。
三十岁的时候，毕业已经很多年，我还保留着之前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不爱讲心事。
冷静回想，那个时候的我还是要得太多了，什么都想做好，将自己置身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里。这样的慌乱可能也是青春期的一种普遍状态，因为不是特别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很多事情都处在一个努力尝试、努力要做好的阶段。当然这样的慌乱阶段也并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也许是一定要自己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才知道要如何选择。
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成长的，我们也许会告别年少青葱，但不等于告别了成长。人一辈子都要保持着一个学习的状态，每一个小小的领悟，每一次愿望的达成，都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的成长过程。而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人生中一个最美好的毕业季。
我有那么多好的学习机会，也遇到很多给我机会的人，就算偶尔有一点小小的心事或者坏情绪，也是不足以给外人看的。在我的生活被分割成各种不同部分的大学生涯里，学校里是一个何炅，电视台里是一个何炅，父母面前又是一个何炅。我在尽力做好每一个我的同时，的确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彻底分享我的内心。我那时固执地认为讲出来的心事和放在心里的时候已经变了样子，被别人听去又加上了他们的理解和观念，所谓“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后来听到这句歌词，觉得简直就是自己当时的观点写照。
这可能跟大学的生活有关。虽然我和同学的关系很好，他们一直保护我、纵容我，但是回想起来我和他们实际交流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少。我在央视做少儿节目的状态他们几乎是不了解的，我也不是那种主动将人生所有细节都要跟别人分享的人。我会参与宿舍的卧谈会，他们的话题我可以非常开心地参与，我也偶尔会讲一部分自己的事情，但也有不少事情没法和他们分享。在央视做节目时，节目组的同事对我也很关心照顾，但他们同样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部分。而和最亲近的父母，我们之间是什么都可以分享的。但远隔千里之外，通过电话或者偶尔的见面团聚，我也不会特别提起心事。我本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使再累，我也不可能立刻打个电话跟妈妈讲我特别累，通常在妈妈问起我好不好的时候说一句“我很好”。
其实，毕业最美好的回忆，对于每一代人的记忆可能都差不多，忙着告别、拍照、散伙饭还有毕业晚会……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外的图书馆就在我们阿语楼的旁边，那里有一条全是树的路，我们穿着学士服，在那条路上跑来跑去，找地方拍照、合影。
毕业那一年，我拥有了第一部手机，那部手机是我爸送我的毕业礼物。因为从大三开始有主持的酬劳，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已经可以自理了，爸妈觉得我太省心了，就送了我这个手机。那是1997年，一部手机居然是爸爸几个月的工资，多可怕！
何炅，主持人，导演。@何炅
如果可以有重返二十岁的机会，我会选择让生活更饱满有趣一些。比如，好好出去玩一玩，北京有那么多的博物馆，我应该去看看；我也许还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谈个恋爱；也可以多跟同学们在不错的天气里一起出游。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试着很快地圆过去，不想麻烦别人来搭救我，因为很忙乱，也没有时间等别人来开解我，所以我就靠自己圆，或者用这件事的成绩圆那件事的压力。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解决问题，像拍《栀子花开》的时候，我试着表现出不像是第一次导演作品的灵活，尽量将很多突发状况迅速地圆过去。比如说有一场戏，剧本写的是四个女孩一起发生的一个场景，但是因为拍摄计划的改变，其中一个演员那天来不了，或者改天拍，或者说找个替身站位，改天再想办法补演员的特写，在认真思考了各种可能的利弊之后，我决定修改剧本，将这个女孩改成提前离开，剩下的三个女生完成这个情节，甚至围绕这个不在现场的女孩，加了有趣生动的调侃细节。就这样，这个让统筹挠头的困难顺利地圆过去了。
记得有一年春节在北京过，娜娜他们几个朋友赖在我家,他们在谈心事，我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一个朋友指着我说，炅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流。是的，其实我不会交流。我可以和大家一起K歌、一起看电影、一起玩乐，但是聊天我常常提不起精神来，我是真的不擅长讲自己的心情。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候的状态，就是“疲于奔命”。
二十岁的时候，我大学三年级。
四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拥有了一种能力——自我排毒。
那时候，我们还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挂历，在毕业前的一个月贴在门背后，宿舍里的成员每天轮流在上面写一段话。我们宿舍里的六个人，在那个挂历上记录下了最后一个月的心情：比如，“今天最后一天考口语，我好紧张。”“苗，今晚一起睡。”……可惜的是，后来这个挂历下落不明了，肯定没丢，可就是想不起来谁最后收的，收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一份记忆，就真的存在记忆里了。
宿舍里，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然后扛着大包小包离去。我因为是从学生宿舍楼搬到教师宿舍楼，所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的离开像蚂蚁搬家一样，每次带一点东西，渐渐地离开那个待了四年的宿舍。
做导演，拍电影，这是一个要打上“何炅”这个名字的作品，我也是在圆一件事、圆一份胆量、圆一个作品。
现在的我慢慢地在学习说心事。可能真的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发现自己之前担心的误解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又或者是随着朋友的陪伴越来越深入，懂自己的人也越来越懂，更重要的是自己慢慢领悟了，说心事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懂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交流、表达和抒发。心事不是说给别人听，是当着别人的面，说给自己听。
那时候手机还很少,大家打电话还都得去公用电话亭排队，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把手机拿给同学用，可想而知当时我人气爆棚的程度！哈，其实是因为疲于奔波的大学生活，如果不是同学们罩着我，根本没法想象我要怎么撑得下来，无以回报，手机当然要乖乖交出来啦！
我觉得这种能力很适合我，它让我不别扭、不纠结，也不会为难自己和身边的所有人。
而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还担任着学生会的工作，兼任文艺部和宣传部的“要职”。此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也有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经由刘纯燕的邀约，我开始在央视主持节目。因为节目组的信任，每期节目的台本也交给我来写。节目是日播的，平日撰稿录影，有时还要出差去外地录制，作为学生兼职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那时我经常很晚才回到学校，同学们可能已经下了晚自习，甚至都已经睡了，而我只能先在学生会里将自己学生干部的事情都做完后，再回到宿舍开始背第二天上课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那个年代，学校是限制用电的，每晚要按时熄灯，所以回到宿舍后，我只能搬把椅子去水房学习。因为在整栋宿舍楼里，只有厕所和水房的灯是一整晚都通电不拉闸的。水房的灯为了节约用电都是声控灯，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咳嗽一声，或者轻轻地跺下地面，让灭了的灯再亮起来。多年之后回想起校园的学习生活，这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