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了，妈妈时年八十七岁。
说来难以置信：我不知道妈妈也会饿的。可能妈妈从来不诉苦，我就以为妈妈从来没难处。
也许，妈妈严重的骨质疏松，使她本能地愿意补充奶。三年自然困难时期，她那学校也照例让每个老师自己申报每月的定粮。当时老师可以报三十斤。那个年代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自报定粮的时候，恐怕很少人自愿少报的。但妈妈少报了六斤，只报了二十四斤。我大学的男同学中有人喊饿，我就对妈妈说男生饿，妈妈每次给我十斤粮票。我就回学校送人。而我妈妈，天天晚上喝点温开水就去教课。
妈妈说她只有一件事对得起她的儿女：“我这人从来不生病，从来不给你们添麻烦。”
后来我回上海生了孩子，妈妈当然地觉得是她来带的，我也当然地把孩子留给了妈，现在想来是把自己的承担转嫁到妈妈身上。产假一满我就回京。爸爸是美国留学生，那时不能幸免地成了“美国特务”，被学校红卫兵批斗关押了。家中请了阿姨，妈妈每天中午赶回家，然后再赶回学校。上海的夏天中午酷热，学校到家四五站路，妈妈舍不得花四分电车钱。
爸爸妈妈善待所有的人，可是不会精打细算，家里常常拮据。爸妈一有什么事，他们就讲英语，不让我们知道大人的难处。我的英语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不记得那时我几岁，一定很小，所以基本听懂了英语，但不懂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会因此而为大人着急。我无忧无虑地长大，全然不懂世事，甚至也不懂妈妈。记得我十四岁那年，妈妈带我在淮海中路的一家果品店里，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那时我从没想过能喝上汽水，那种装在玻璃瓶里的透明的梦幻的黄色液体，再插上一根吸管，用现在的话叫饮料。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瓶饮料。现在想来，我怎么就不知道妈妈在一旁看着我喝？我为什么不懂得要妈妈和我一起喝？
昨天我一走进我家的“美国”，妈妈和护工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一看见我，小孩子一样伸出双手喊着：“妹妹！”一边就站起来要扑过来，但是她一下就跌坐在沙发上。我和护工慢慢扶她站起，她一劲儿欢笑着喊：“妹妹！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
妈妈从来没有“教育”过我，不着痕迹地赋予我一个自由的心灵。她老说：“我的三个孩子都好，就是妈妈最笨。”妈妈只上过高中。后来有了三个孩子，为了和爸爸一起担负起这个家，她自学了高中的各门学科，她教过几何、代数、语文、历史、政治等，甚至俄语。我的了不起的妈妈！
妈妈的一生，或许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爱。
妈妈曾在美国我弟弟家一住十好几年，她的思维便常在中国和美国间自由切换。有一天妈妈说她的护照不知哪去了，没有护照就回不了中国了，在机场要检查的。护工和她说没关系，你可以坐气球飞回中国。妈妈睁大了幼儿般天真的眼睛，说坐气球就不用检查护照吗？护工说不需要。妈妈松了口气说：那就好了，现在科技太发达了。
妈妈有点好吃的都给外孙，自己塞饱就行。我儿子就老问她：外婆，你到底最喜欢吃什么？这个问题，从他五岁一直到去年妈妈住院，也还是不得而知。直到她心如幼儿，想吃什么吃什么，大家才明白，她最爱吃甚至几乎是只吃奶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奶酪、奶油。看她一勺一勺往嘴里送奶油，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了。护工笑：奶奶就是喜欢吃奶油。我说，“奶奶”这两个字的写法是奶油的奶，最会吃奶油的人就叫奶奶。
我想起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带奶油味的面包。我到北京工作后，每年探亲回上海，最令人期待的、最欢欣鼓舞的时刻，就是妈妈带我上淮海路的面包店去买面包。妈妈拉着我的手过马路，她的手那么绵软，过了马路就是面包店了，那种临界点美感！现在每想起那种对面就是面包店的感觉，软软的，绵绵的……现在我成了京城一家面包店的常客，买最好的奶油蛋糕，给妈妈。
她去年摔断腿，就是因为骨质疏松。
孩子的户口在京，人在上海，孩子十一岁来京，那之前，妈妈十年多不吃肉，每月的肉票全省给外孙。妈妈是影迷，我两岁时她就老抱着我上电影院。为了外孙，她十一年不看电影，她说有这时间她可以给孩子纳鞋底呢。
妈妈去年下床时，不知怎的就摔倒在地，我先生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我永远记得这个叫我心痛死的4月3日。那天我正在重庆，当即买机票回京，直奔医院。单间病房很宽敞，尤其一面墙是玻璃窗。妈妈最喜欢明亮，她告诉我这里是美国最好的医院。从那以后我知道，她这一摔，就有些糊涂了。
不过我的性情在家里是得到自由释放的，高中时酷爱篮球，直到打到上海篮球队要给我发球衣的前一天，我因打球过猛病倒，休学了半学期。妈妈没有说我一句。高三毕业前，信心满满地要考大学英语系当笔译。那时艺术院校先招生，上海戏剧学院来要我去考表演系，我一点不喜欢当演员，招生的人来了四次，不去。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你是团员了，团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我就这样被“分配”去了戏剧学院，只是实在不愿演戏，进了戏剧文学系。从我差点进上海市篮球队到“误入”戏剧学院，妈妈没说过一个“不”字，更没给过我任何一点她的建议或意见，好像我做什么她都高兴。然后我又把戏剧扔下，开始写文章。那时没有电脑，我的文字很多是她一篇一篇抄出来的。一万字一篇的，五万字一篇的。而且一个个字像“正”字那么工整！而我的字像一个个无拘无束的毛线球，在稿纸上滚来滚去。毛线球的无拘无束，是因为那成万成万个“正”字筑起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大地。
世上树木多少种，至今最爱是梧桐。
妈妈摔后上街主要得靠轮椅了。但我的老家破旧而新家没有电梯。妈妈术后出院前，我们好好装修了老家的一居，总想给妈妈一个尽可能好的空间。妈妈走进她的新装修的卧室，往往就以为那个陌生的房间是美国。她一跨出卧室的门槛，又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妈妈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可爱。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她那么好看。她俏小的个子，穿一条浅蓝底粉玫瑰的棉裤，上身是一件圆领小红花镶着红边的绒衣，外加一件暗蓝的格子毛衣，秀气的脸上，是一双单纯已极的眼睛。她一见我高兴得张开双手扑过来，我只觉得她是我的小女儿。她一边连连喊着：“妹妹！”上海人很多管女儿叫妹妹。她总说：看见你真高兴！可是你那么忙，我不愿意你来。你看我好好的，你干吗要来？我说来看你呀。她说：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长得好看，你的下巴只有张曼玉比得上。可妈妈还在顺着她的思路说：你多长时间不来都行，只要你自己身体好！
我高中的时候，妈妈天天午夜十一点左右教夜校回来。我经常趴在我家三楼的窗口，等待街道的梧桐树叶间，蹦出妈妈的清咳。只要街头有第一声咳嗽，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妈妈回来了！然后那清咳好像在梧桐树叶的缝隙间下跳棋，一直跳进我家的门里，妈妈！
妈妈在美国时，六十几岁腰就驼得厉害了，我弟弟带她去检查，美国医生说妈妈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看得出从三十五岁左右就开始了。我一算，那时，正是她每月二十四斤甚或十四斤粮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采访中偶知大城市之间房子可以对调，我把上海老家的房子调到北京，老家的东西，包括红木家具，我没有精力处理，除了几个相本，全不要了。我带回的东西还有一件：一只已经坏了的妈妈做针线活儿用的铁盒，里边有一双我儿子五岁时穿旧的布鞋，我妈妈做的。
我上高二时老是抱着一个洋娃娃。我喜欢洋娃娃，可家里没钱买。妈妈用棉花和布做了个洋娃娃，五官都是她用毛笔画上去的。我满意极了，一点不会怕同学嘲笑我的娃娃。直到有一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入团吗？因为你太幼稚了，你怎么还抱着个布娃娃上学？为了“改正缺点”，我再没抱娃娃上学。
妈妈要不是这次摔断腿，她这辈子没看过病，没花过一分钱的公费医疗。她连感冒都没有。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她的补偿。我爸我妈都是中学老师，爸爸学校很远，我和弟弟小时，他天天给我们讲水浒、西游，或是教我们诗经、唐诗、宋词、史记、古文观止等，让我们背个昏天黑地，还要写诗填词。妈妈就把家务包了下来。一年四季清早五点就去菜场买菜了。妈妈只有一早把菜买回择好，午饭和晚饭才来得及做。周日可起晚些，她有时问我们三个孩子想吃什么，我们一溜睡在床上，露着三个小脑袋。我说我要吃毛豆。大弟说：豆腐！小弟说：豇豆！现在想来，妈妈节俭，我们自然没有奢侈的要求。
妈妈总是营造了太温暖的家庭，我一直不懂事，小时候不懂事，长大了不懂事，后来，妈妈像我的小女儿了，我才开始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