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思达

他说：“监狱里做过很多，有你这样的和服，还有那啥，那个，女士的内衣。”

我偷偷跟朋友讲，这个师傅恐同！肯定的！上来的是同性恋乘客，就一定要挑坑多的路走，目的是颠死同性恋。然后我们就在后座笑。

他驶过一个坑，可能错误估计了车的减震性能。我们又撞到了篷。

她面前好像站了个鬼一样，要把她掳去了。我仍能想起她的表情，如此仓皇惊惧。她的眉眼提到了最高的地方，嘴巴大张，腮边的褶皱和脖子相连。像是眼睁睁被夺走一切的惶恐，可确是被夺走一切的疯狂。

坐了这么久的蹦蹦，唯那么一次，这个师傅，异常地遵守交通规则。晚上，行驶中间我说：“我到褡裢坡啊，师傅，您这么走不绕了吗？”

因为都在一个地区趴活，蹦蹦师傅们互相都认识。不止一次途中车没电了，师傅就顺势把我丢给另一个师傅，让他的朋友继续拉我。我经常能够看到，他们会在行驶过程中彼此笑一下。

蹦蹦这种交通工具，十分简易与危险。车体无非就是一个电动三轮车的动力系统，加上由铁皮围成的乘坐空间。蹦蹦的诞生十分不考究。车型有大有小；有全包围、半包围。蹦蹦师傅个性不同，除却几乎统一的红色车身，在自己赚钱工具的设计上，各有发挥——有的师傅考虑到乘客的舒适，把座位的垫子加厚；也有的师傅在车内的框架上围上塑料叶子或者镶一圈蓝色的小彩灯，赋予这一方寸空间以审美创意。

类似“嘿，你看，我在这儿呢我到那儿呢”“嘿，你也在这儿呢”“哇，你刚去那儿了。”

这辆蹦蹦的垫子很硬，坐起来非常不舒服。而最关键的是，路过减速带的时候，师傅根本没有减速。我的头直接撞在蹦蹦的篷上。两次，很疼。但是我压根就不敢说话。

一个城管站在蹦蹦前面，用双手撑着车前把，阻止车开走。那师傅，一个中年妇女，面对离她半米的城管，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喊。

晚上在青年路，我叫了辆专车。往窗外看，车很多，来来往往，公交站下排着长长的队。我应该是很久没听见那么大的哭号的声音了。

“我拉过你，穿着和服，喷着香水，是不是你？”

开蹦蹦的师傅们覆盖着一个十分粗放的年龄层次，二十多的有，五六十的也有。他们有男有女，彼此熟知。

社区摆渡车与蹦蹦应对着同样的需求。但是摆渡车之所以在市场份额上远远落后于蹦蹦，受限在本身的数量与灵活程度上。在传媒大学这边，八百年见不到一辆摆渡车，一辆车要等着十来号人坐满才发车，司机也远不如蹦蹦师傅殷勤友善。好笑的是，那些车上面的标语是“为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相当不吉利。

“我不是绕啊，我这是顺行啊，要不然不就是逆行吗？”

“啊，是是是。”

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我偶尔确实会想蹦蹦司机能不能和我们一样识别出一个人是否是同性恋。话再说大点，他们会不会和我们共享一套对陌生人的认知，会不会觉得他帅、她漂亮、他面容可掬呢？

我说：“我是中国人。”

蹦蹦的主要生意时间是早晚高峰，需求来自于通勤一族居住地与地铁站的天然距离——这段距离走起来有点远，打车又不划算。这种切割后在夹缝中诞生的细节需求，由于北京人多，自然养活起了很多蹦蹦师傅。

这条路旁边有一个建材厂，每天进进出出都是些12轮的大卡车。柏油马路承受不住这么大重量，下面的尘土早已漫升。前面的车把土卷起来，再飞到蹦蹦里，落在我的和服上。司机的光头上面蒙了一层汗，他的条纹短袖被风鼓了起来，看起来特别健壮。

“监狱里做衣服，那个脏啊那个恶心。有人手上长疮，一挤，完了就在内衣上一抹。你说哪个女的穿了这裤衩儿那儿不得长痔疮啊？”

有一次我坐着蹦蹦去上班，穿着无印良品那种和服。拉我的师傅说：“你是日本人吗？”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蹦蹦上发生事故，据他所说，坐着蹦蹦穿路的时候，侧面驶来一辆车，直接把蹦蹦顶翻了。他本人飞出了两米远。而他为了补偿蹦蹦车的损失，赔给师傅1000块钱。这个故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但考虑到这个朋友买手机卡牌游戏“锁链战记”的“精灵石”就已经花了几千块钱，我倒也不觉得奇怪了。

后来我和朋友又坐了一次这个师傅的车。他认出我来了。

这个蹦蹦的玻璃上写着字，天黑我看不清。但是是用笔一个一个写在上面的，似乎是篇文章。夜间透过路灯，黑黑细细的字，甚至有那么一点惊悚。仔细看才知道是一组主题混乱的人生励志七言长诗。句句押韵而不知来由。

原来一直就叫它“电动三轮车”。

蹦蹦师傅把车停在地铁口，只要有人路过，就问“去哪儿？”他们不会问“坐车吗？”，这是一种实践检验出来的典型话术，在销售们那里来看，也是一个技术动作。听到“坐车吗”，人会本能反应“我才不坐我不要花钱”；听到“去哪儿？”，人就会想：“我要去哪儿，那里是不是走起来有点远？”师傅们的话，简单粗暴，却也为术。

后来我在车里还发现贴着一张大纸，写的也大概是类似的内容。开篇一句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边上画着一箭穿心。

“蹦蹦”这个词我来北京才知道，它十分恰当地描述了这样一种交通工具的特性：一颠儿一颠儿的、短距离的、穿梭式的。

在一些特殊地点，比如三里屯，晚上面对一群醉鬼，蹦蹦师傅不妨漫天要价。走路不过一刻钟的距离，二十三十都有人给。反正你没喝多，你不给，总有喝多的，多少都给——除了这种地方，常规的市郊居住地区，蹦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格生态。

我会挑剔一辆车轮毂的颜色，或者抱怨某个航空公司的配色。但是我坐在这样的闪烁的蹦蹦里，却顿时失去趾高气昂的姿态。这种想法未免矫情，可这份矫情着实因蓝光变得丰沛。

在北京，他们飞驰。而说到底，他们的营生中，总会迎来无数次城管的恐怖袭击——那时候，无论是认为“穿了那内裤那里会长痔疮”的师傅，还是精心用蓝色彩灯、厚厚的坐垫布置车子的师傅，还是在纸和玻璃上写满诗句、坚守交通规则的师傅，都会顷刻逃离——

而人们对于这些蹦蹦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有碍观瞻、行驶混乱，这是实情；又有很多人的通勤，在目前的状况下，离不开这种原始而暴露的交通工具。社区拿出的解决方式是数量有限的摆渡车；行政的解决方式是出动城管进行周期性围剿。面对着被扣车、罚款的危险，有的师傅想出的办法是在挡风玻璃上贴着“自用”——你看，我不是赚钱的，我是自己开的。这方法应该多少让没装挡风玻璃的师傅们悔不当初。

褡裢坡地铁站到传媒大学地铁站，就是10元钱，无论什么蹦蹦，什么师傅，都要10元钱。如果不到传媒大学地铁站，只到传媒大学西门，就是8块钱。他们以“十字路口”、“红绿灯”、某个“大门儿”为关键站点，流传着一套共同遵守的精密的价格体系。倘若谁多要，这个师傅，就是价格体系的扰乱者。师傅们共享一个消费群，你不能让我的潜在消费对象觉得蹦蹦贵。从开车第一天起，就应有人告诉他，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多少钱。

我说：“哦。”

而无论他们是否用心布置自己的蹦蹦，一种“交通规则概念”的缺失，几乎是他们的普遍特征——随便插道、逆行、闯红灯。这种车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对交通规则冲击的意味，而师傅们在灵活与守法之中，往往选择了前者。

他说：“监狱。”

我想也是，只不过我用十块钱支持着其他人扰乱交通秩序已经习惯了，师傅这么一说，我瞬间成为不文明的那一个。

我突然间发现，对于文化的崇敬是人很基本的需求，与人的生存状态似乎没什么关系。说不定在这个师傅家中，还躺着一本他自己的练字帖，又或者是一本被翻烂的格言文集，甚至是从网上看到喜欢的心灵鸡汤式便抄写下来的笔记本子。眼前，我很难晓得这样一句“岂在朝朝暮暮”，给了这个老实的师傅怎样的生命见地，那些励志的话语又给他多大的动力，在旋下油门的那一瞬间，让他比别人更为泰然坚定。

他说：“你这衣服我也做过。”

我说：“嗯。”

我听到“监狱”二字后就不知道怎么继续对话，该说些什么了。他继续说着。

他说：“你这衣服，不错。和服。”

飞驰的他们，要逃离到哪里呢？

我特别欣赏精心打扮蹦蹦的师傅。在严密的价格体系下，多一串彩灯不见得更吸引人，却一定有更高的成本。一晚，我坐着带蓝色魅惑小灯的蹦蹦，戴着耳机，叼着烟，看眼前的蓝色光芒扑闪，忽而心竟有浪漫经过——漏风的破车闪着蓝光，在十万、二十万、一百万的汽车中间飞驰，不带走一丝云彩。我倒是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便是自得其乐。尽管这种“乐”是如此的脆弱与低廉，乃至像印着广告的塑料扇子一样，即便可以扇风，却也让人嫌弃。

我的车行过一百米，依然听得到那恐怖的、超乎想象的嚎叫。

我说：“您在厂里工作过？”

最为残酷的时刻，可能是城管的到来。所有的蹦蹦落荒而逃，但也不歇业回家，就在城管目不所及的角落中停靠。猫捉老鼠，老鼠还要盯着奶酪。毕竟又可能是十块钱呢。

也许是曾有人告诉她，只要你喊，把他吓跑，你的车子就不会被没收了；也或者，她就是怕了，她很害怕，她太过害怕了。我从没想过在这个时代，会有一个成年人恐惧另一个成年人到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