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要强的人，那晚她抱着我头也不回地从祖父家出来，走上旋转的木质楼梯，回到自己家。我家在这栋老式房子的顶楼，一个平改坡的阁楼。有两扇很小的北窗，每次开窗都得蹲着走过去，把身体躬成一只虾。冬天北风凛冽，母亲会拿棉花把窗缝塞紧。我是家里唯一喜欢这扇北窗的人，小时候我看了很多童话，喜欢靠坐在小北窗，把它想象成囚禁公主的城堡。母亲弯下腰从北窗取下风干的腊味，开始烧我们的年夜饭。
渐渐地，母亲不再带全家去外婆家吃年夜饭。外婆变得越来越孤僻自锢，她逐一将母亲和舅舅们骂走，她明明有四个子女，却活得像独居老人。母亲在屡次示好被赶走后，也放弃了外婆，不是因为外婆孤僻古怪的性子，而是她与外婆之间，隔着一个秘密，一个永远无法取得谅解的秘密。那个秘密她谁也没说，包括我和父亲。
我越来越不喜欢过年。饭店里坐满了团圆的欢乐人群，红红的灯笼高高挑起。爆竹烟花腾空绽放。我害怕这一切。那些年，我们都是一家三口吃年夜饭，可我却连片断的记忆都没有，选择性遗忘了。年夜饭后的正月初一或初二，我会随父亲去祖父祖母家吃饭，那是母亲最不开心的日子，我却很快乐，像从低气压中短暂释放。
我在母亲的墓地前久久站立。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外婆同她一样，是民间传说的信徒。得了绝症的母亲多活了二十年，身体健康的外公却意外过世了。她无法原谅这调错的命运，却始终没有说出口。这些年外婆同母亲背负了同一个秘密。
大舅木着脸，声调古井无波。
母亲认定今生不去祖父家吃饭的誓言随着祖父的过世失去了时效。几十年后的一个大年夜，她重新踏入公婆家的门，那时候老房早已搬迁，大姑与祖母一起住，烧了一桌菜。祖母和她同坐在卧室里的小桌边，拉着她的手，仿佛久别重逢的旧友，生疏讨好地寒暄。吃完年夜饭，我们三个坐公交车回家，烟花的色彩倒映在车窗上，爆竹声此起彼伏。父亲问她菜色还好？母亲说，辛苦大姑了。父亲说那明年也一起吃吧，母亲没有反驳。第二年，仍是和祖母大姑一起，却没有第三年。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人能预测第三年的饭桌上，谁与你共同举杯，听窗外爆竹声声，回响到无声息，夜空寥旷孤寂。
“两份人家。”父亲轻声重复了这个陌生的词语。
“他说，今年要不要两份人家一起吃年夜饭？”
窗外寒风凛冽，手机信号被高楼的钢筋隔得时轻时响，我仍听清了他的回答。
每次男友的母亲在厨房喊着我的小名说开饭，我都大声答应着跑去饭桌。已经很久没有人喊我的小名叫我吃饭。
祖父有家规，所有孩子要进门必须先叫人，长辈应了才许进门。我的父亲虽是长子，但祖父向来不喜他，而孙女这个性别更让他失望。小时候我找表哥玩，站在门口叫“爷爷”，祖父置若罔闻地坐在太师椅上，我一遍遍地叫着“爷爷”，没有任何回应。母亲抱起我上楼，认真地教我：“以后再也别叫爷爷。”她不是一时意气，这一句话她重复了十多年。
祖父的葬礼，母亲因病未出席，她一如往常地开着电视坐在沙发上打毛衣。从小我和我爸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亲手织出来的，我刚进青春期，不爱穿笨重老式的手工制品，但母亲仍然织了一件又一件。自从生病后她便病休在家，有时她和父亲吵架，父亲气上头会说你生病在家，都是靠我在养。每到此时，母亲总气得打颤，这句话是生性要强的母亲绝对无法忍受的。她竭尽所能地为这个家做她仅有的贡献，她料理家务，她十年如一日地织着毛衣，尽管已经没人爱穿。
外婆是个孤儿，外公是她人生的第一个亲人。后来有了母亲，大舅，二舅，三舅，她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再后来，母亲和三个舅舅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外公的死，使她重新变回孤儿。她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做法事上，为外公超度，给他买大面积的昂贵墓地。她哭喊着烧掉外公的衣服，那都是全新的衣服，她不舍得让外公穿，总想着等重要的日子再让他穿，然而她并不清楚什么日子才算重要，而这重要的日子直到外公身故也没有等来。
祖父过世那晚，表哥在深夜敲响我家的门。那时表哥还是个半大孩子，他骑行40分钟的夜路摸到我家报丧。全家都是一惊，在昏暗的客厅灯下呆立了一小会儿，母亲穿上外套说：“快去吧。”
“走了？去哪里了？”
母亲在病榻上度过了第三年的新年，那时她已目不能视，耳不能闻。于是，我又选择性遗忘了这个年。凭着倒推年份我才确定，这一年母亲还在，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过了新年。
距离我最后一次喊“爷爷”，祖父大约十几年没听到我喊他了。每年我过去他总是板起脸说“人也不叫”。他的脸是下垂的长相，这种面相看起来严肃威仪，但或许是他已年老，或许我已长大，我已经不再惧怕他。况且他说我时嘴角还有隐约的笑意，他的眼神已没了寒冷，只剩下温暖。好几次“爷爷”这两字滚到了舌尖，还是吞了下去。他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不再叫他爷爷，不是陌生，不是害羞，而是源于母亲的命令。
“爷爷”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称呼，而是抉择，如果我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背叛了母亲。母亲向来是孤军奋战的，无论是对抗病魔，还是祖父的家规。就连我也不常在她这一边，唯有这一句，是我对她的守护。直到祖父去世，我始终欠他一句“爷爷”。在我心里，我早已原谅了他，如果他曾为往事愧疚过。“爷爷”两个字我在心里叫过，他没听到。
盛夏的一个普通日子，大舅敲响我家的门。母亲正在给我洗澡，她拿着脸盆开门，看到大舅，说“你怎么来了？”，又端着脸盆往外探头：“那爹爹呢？”
应该是从那一年起，我有了过年的记忆。那个大年夜，母亲搂着我坐在祖父家的厨房里，透过通往卧室的房门，看祖父和小叔把我父亲按在床架旁打得满脸是血。母亲尚年轻，不懂得把我的眼遮上。我哭得喘不上气，那一幕我一直记得。
2016年最寒冷的冬日，我在电话里征求父亲的意见，把男友的话重复了一遍。
“爹爹走了。”
母亲去世的消息没有通知外婆，怕她伤心，也怕她不伤心。几年后的冬至，舅舅说外婆知道母亲已经不在了，她说母亲是做了错事才会离世。
“好，今年两份人家一起吃年夜饭吧。”
这一年，新的亲人走进我的人生。
她和外婆的那个秘密是外公去世后才有的。她开始讨厌一切节日，每当节日来临，她总要找些细碎的由头，和父亲争吵。然后，那个节日就在死气沉沉的冷战中度过，包括过年。
一个人的离去对这地球而言，就像树掉了一片叶子般平常，外公走了，外婆的人生也像叶子一般凋零了。
父亲在吃年夜饭前被打，母亲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她终其一生也不愿意再上门乞食，哪怕后来祖父母多次邀请她也坚定如初。后来的大年夜，她领着全家回娘家，和娘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或许是平淡让人健忘，我们在外婆家吃饭的记忆已经被岁月磨平，只剩下不连续的片断。充满香精味的橘子水，二楼推窗外的烟花。那段时光很长，在回忆里却缩成寥寥几幅画面，翻过一页，便消失了。
父亲生性爱热闹，不记仇。大年夜被打的事他并未看得很重，况且他了解祖父的脾气。但母亲不了解，和一个家长制的大家庭楼上楼下地生活是她平生第一次经历。她嫁到这个家的第二天就背上了债务。祖父说父亲结婚的钱是他借给他的，借了钱得还，夫妻双方一起还。祖父在解放前是个生意人，他谨小慎微地做着卖米的生意，照顾六个弟弟妹妹，承担一个长子的重任。他威严，不容拂逆，对金钱的计较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母亲出生在农村，在那个时代，她的贫农身份使她自由，勇敢，像个战士，她并未想过她嫁的人身处一个等级深重的家庭，她忍耐地背着债务。直到两年后某个夜晚，祖父的一句“还钱”像一盆汽油泼到了残留的火星上，她反抗的本性像爆燃的烈火，使她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她一声不吭地离开家，在深夜中敲响同事家的门，把借来的钱扔给祖父。
那年初秋的清晨，母亲离开了那张禁锢她的病床，也离开了我和父亲。她的秘密终于来到日光下，从她身上剥离，如烟而逝。
那时候母亲已经生病，是癌症。她预感到了自己的病，仿佛天数已定。她平静、状似坚强地接受了这个天数。从确诊到治疗结束，她只哭过一次，只有几分钟。她的骄傲压过了眼泪，她不想在祖父面前抬不起头，她拒绝所有人的同情，她怕那同情背后是笑话。外公的意外过世对病中的母亲来说是无法言表的打击，外公宽厚的笑容曾是倔强的母亲唯一可以撒娇的地方。她回忆童年时，那个小女孩的平凡生活里角角落落都是外公的身影，外公在，她才能是个小女孩。
“爹爹走了，他不该走的，该走的人是我，他是代替我去了。我偷了爹爹的寿数，才活了这些年。她一定知道，所以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
男友问我今年的年夜饭是两份人家一起吃吗？我说要与父亲商量一下。
我从葬礼上回来，坐到她身旁。她依然头也不抬地织着毛衣，毛线针一上一下机械规律，电视机里的爱恨情仇均带着电磁化的扁平声音，听起来很不真实。母亲说：“我没觉得开心，我觉得空荡荡的，我已经不怨他了。”
母亲走后第一年，父亲带我去祖母家一起过年；第二年祖母高龄过世，我与父亲两人单独过年，坐在一家小饭店里吃年夜饭，吃了大半小时便结束了；第三年同大姑家一起吃，还有她的亲家。我知道这些平淡孤独的年夜饭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我完全地遗忘，所有的伤痕都会平复，那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未来。然而，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人能预测明天的饭桌上，谁与你共同举杯，听窗外爆竹迎新，夜空烟火绚烂。
外公死于一场医疗事故。他好端端地走进医院，吊了一瓶开错药的针，一句话也没留下。很多很多年后，母亲从医院看病回来，哽咽道：“刚刚医生给我吊针，就是给爹爹吊的阿托品，我搭着自己的脉，心跳过了120。这药是加速心跳的。我爹爹是去医院看心脏病的啊。”
母亲的秘密被牢牢包裹在她患病二十年的岁月里，谁也不知道它发酵得有多庞大，庞大到她不敢见外婆，害怕每一个本该亲人团聚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