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千千的幸存者的记忆以什么方式保存，又以什么方式为后世的人所记起呢？个体的记忆一定要发生在集体的情境中，否则就等同于做梦。记忆如果要产生意义，就需要有人听到。因此，灾难记忆如果仅是幸存者的独白，会很快消失；它需要成为“集体记忆”，在社会框架中获得意义。历史事件要转化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就要进入到“文化记忆”的循环之中。只有幸存者的记忆进入了文化，例如口述历史、纪念馆、博物馆、纪念活动、文学、电影等等，它才开始进入“文化记忆”的循环，并为后辈所记起。“文化记忆”的方式越具有震撼力和创造性，越有可能在历史中留存，并获得丰富的意义。
没错，灾难是人类发展的“绊脚石”。暂停赶路的脚步，关注脚下的“绊脚石”，倾听那些逝去灵魂的声音，尊重灾难记忆的文化价值，我们才不致再次摔倒，才会知道该往哪里走。
物证是激活记忆最具力量的媒介。印度的英迪拉·甘地纪念馆展出了她和她儿子被刺杀时的血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从“万人坑”中挖掘出的遇难者遗骨；二战期间纳粹党卫军屠杀了奥拉杜尔的六百多名村民，战后法国政府保持了该村的原貌，没有进行修复，只是在村口立了一块写着“记住”的牌子。血衣、尸骨与废墟并不美丽，但真实而有力。
摘自《书屋》2010年第12期
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灾难，我们在震惊之后，又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记忆？关于汶川地震，我的一些艺术家朋友是这样记忆的：把遇难的孩子的名字刻在孩子们喜欢玩的弹珠上；收集死难者生前的用品、照片、文字，辅以他们的生平资料，让他们的生命变得丰富，而不仅仅是死难数字中的一个。这样的记忆方式，让我想起德国的艺术装置《绊脚石》：把二战时犹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卒年月刻在黄铜上，将城市街道的砖头翻开，换上这些刻有名字的石头。
灾难的毁灭力量在于它不仅摧残生命、夺走我们熟悉的家园，更在于它摧毁了我们对世界的信任，拆解了生命意义得以确立的信仰。灾难带来的创痛并不因遗忘得以抚平，而是潜藏在幸存者的内心最深处。对灾难的记忆应直面这个“伤口”，只有理解灾难，才可能有勇气去面对灾难，从而治愈创伤。如果幸存者的经历不为自己所理解，或者不为聆听者所认同，他就会如祥林嫂那般变得加倍恐惧与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