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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间谍梦。那时候七八岁，爱看叶永烈小说，那时候的叶老师，正在写科幻探案小说，一个系列好多本，主人公叫金明，有一个助手叫戈亮，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CP，他俩的人设很简单，都是警察，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英俊非凡，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眉毛微蹙，发现真相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他们的敌人，是来自西方的间谍，他们带着各种超前的科技产品，例如用壁虎皮肤提取物制造的隐身衣，来我们国家窃取情报和搞破坏。但最终，都被浓眉大眼的金明戈亮擒获。
“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灯火只有一步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秘密藏在冰雪深处/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黎明只有一夜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骨殖藏在春天深处”。
读了许多叶永烈小说之后，有了想法，不能任由西方国家给咱们派间谍，我要为国当间谍，我自信不会被抓住，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明亮的金明戈亮。正巧语文老师布置下作文《我的理想》，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作文里，在众多希望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同学里，我显得格外异色，也因此获得了特别的待遇，零分，大段声色俱厉的评语，还有写给家长的纸条。间谍梦就此被扼杀。
人不只有前情前爱，还有前理想，我的前理想，是当间谍和歌手。
我用写作，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逃遁之所，用它来解释我在其它地方的失败，也包括唱歌，也用它接纳我在其它地方的失败，因为我知道不论我遭遇怎样的挫败，也会有写作接纳我。于是，我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成了一个业余选手，以素人的心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事，和我合作的人，很快就觉察了，我尝试投身的那个领地，也很快就觉察了。假如“音乐”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他必然能看出我眼睛里的闪躲，执行时的不坚决，满口应承时的三心二意，被拖出去砍头是迟早的事。
我有没有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
学校运动会，我们围着操场坐了一圈，操场边的白杨树，一身金黄，带点苦香，叶子像编好了程序，隔个十秒二十秒，落几张到头上肩上来，到处都是年轻人，平时被衣服遮掩的身体，有了理由显露出来，像一根根赭色的枫树糖，金，亮，硬，涩，笑声和喧闹声，像从海底传上来的，被海水和阳光滤过，也被透明的小鱼咬过，咬一下抖一下。
我成长的八十年代，是文艺的年代，禁锢之后，猛然开放，种种渴望，像爆炸一样释放出来。人们都疯了，去看电影！去读书！去听歌！去跳舞！去胡搞！文学社遍地，到处都是油印刊物，就连家庭聚会，人们也在讨论文学，随便一本小说的印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五分钱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也让《少林寺》收获了过亿票房。演员和歌手更是多得像星星，隔三差五就出来个陌生的名字，1986年，首体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轻轻松松就汇集了100位歌手。即便歌手这样多，磁带那样贵——国产专辑8块，引进专辑10块，而一个职员一个月薪水不过三四十块，却照样能出现那种奇迹——张蔷在1985到198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推出30张专辑，总销量2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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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收到过读者给我写的信或者留的言，短短几百字，字字珠玑，才华扑人一脸，我追到他们的微博或者博客上，发现他们做的是和文字毫无关系的工作，也并不大富大贵。还有，我去小城里做签售、开讲座，和操办活动的老师聊过之后，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他们的热爱也远比我更纯粹，而讲座就要开始了，我突然变得结结巴巴，觉得那份讲稿不值一提。
有次去他家，看到他做的陶器，件件令我震惊，我马上有了商业计划，租陶窑！批量生产！开班授徒！开网店！因为对陶艺略有了解，我甚至想到了去哪里买陶土，在哪里建陶窑，怎么宣传网店，乃至怎样包装才能减少运输过程的毁损。回头一看，他脸涨得通红。后来，我们曾在许多时候见过他的这种反应，在人们推他上台演出的时候，在交际场合，人们给称他是诗人和音乐家的时候，他的脸，都涨得通红。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真爱他，就让他安安静静地住在小院子里，和猫在一起。
突然间醒了，心花怒放，盯住那些枫树糖，用目光舔舐过去，有人大概被我注视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漫天的碧空黄叶里，对我笑了一笑。二十五年后，我在深夜里收到一条短信：“挚爱”，总算明白了那一笑的来由。我也是一根枫树糖吧，彼此彼此，幸好幸好。
就在那时听到郑智化，他的每首歌都有画面，深夜里靠在路灯柱子上吹口哨的少年，台北冬夜里，向人靠近的流浪汉，被嘴唇划过的蕾丝花边。热爱必然导向另一个结果——去了解他、去模仿他，以及，去变成他。是因为对他的热爱，也是因为，一颗少年心，必须要有突围的方式。自己不懂得爱和绝望，能向一个略微年长者学习爱和绝望，也是突围。我很快摸清了他组织旋律的方式，他的常用词，他画面的情调，开始动手自己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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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长这样，这首叫《靠记忆过冬的鸟》，写于1995年：
有的。在我手里有二十多首歌的时候，我开始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样带，他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我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标准格式，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云云。
在写作领地，我就好一点么？其实也没有。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小说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十二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并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两个文件夹，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我变成了现实。
十四岁，感冒好了。
感冒痊愈的标志，是突然看得出人的美。
聚会上，某个默不作声的人，突然接过吉他，弹了一首曲子，剔除因为生疏而导致的瑕疵，基本就是大师的水准，朋友说，他现在是个小生意人，其实也并不怎么赚钱。KTV唱歌，一个孩子妈妈，唱了一首歌，尽管是在音响那样差的地方，她也唱得无可挑剔，话筒一放，她脸上的光彩又消失了，重新窝到角落里，接了个电话，似乎是在向丈夫解释晚归的原因。火车上，陌生人看到我在读书，以书为由，和我聊天，随后给我看他写的诗，就存在锤子便签上，句句都令人惊艳，火车到站了，他提起行李，默默消失在站台的人流里。
也只有少年，有放不完的春心，原上青草一样烧不尽的欲望，必须要以不断更新的曲库，去收纳这些离离不尽的欲望和心事，必须要霸占更多歌，去拓展欲望的边界。而老去的真正标志，就是不再听新歌了，因为不再有心事需要收纳。我们和衰老之间，就隔着一个不再更新的IPOD或者云音乐库。
还有朋友老柳，写诗、写歌、唱歌，也做陶，以前去过很多地方演出，也组过乐队，后来离开了，那支乐队后来成了大神级别的乐队，但这都和他没关系了，他生活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没想过要出去，也没想过要“做些事情”，他安安静静地住在一个很老的小区里，和女友还有一群猫生活在一起。
而那时，我正蓬勃，不再满足于给别人的歌当二手主人，还想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来当一手主人。我写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上高二的时候，有天放学路上，突然有个旋律出来，回家去就记下，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欢颜》，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长长的歌名，而那名字还一定在歌曲中间出现，作为一个主打句子。为了写歌，攒钱买吉他，学吉他，练声，读诗。
他们没有成为作家、诗人、歌手、画家，他们没有获得过什么认证，连小范围的、来自别人的热爱都极力抹杀。他们是外星人，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渐渐让那些特别之处，闷声长牢在自己身上，就像石头是石头，树木是树木，就像杜鹃有自己的生长地理，海葵有自己的颜色，番茄有自己的味道，它们之所以成为它们，不外是因为这些独属于它们的特质。他们唯独保留了感冒痊愈后的清醒，懂得看，懂得听，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送给他们的礼物。
我只是听，只是跟着唱，倒没想过要当歌手，更没想过要写歌。许多创作，诗、歌、画，其实都是荷尔蒙结晶，少年春心才是第一推动力。十二三岁，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年纪，和世界还隔了一层膜，看什么，都有种暧昧不明，像感冒后，康复期的发蒙，有点晕陶陶的，似乎还很幸福，但到底是小病不愈时的幸福。
可能是因为怕，怕自己不能胜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怕自己并无才能，怕自己唱不到某个高音，怕自己没有构架长篇小说的能力。为了不让这些可能变成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逃遁，从不开始，以素人的心态，在许多个领地穿梭。
歌手梦稍晚。
后来四五年，我写了三四十首歌。
我曾以为，我遇到过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同类。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得过各种奖，见过许多专业人士，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拿，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知道写作或许更适合我，所以我从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从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即便在普选阶段就被刷掉，也从不耿耿于怀。
我从此安心，安然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亿，拥有一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一天，弹不对最简单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懂得听和看的外星人。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
样带是我用声宝录音机录的。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声宝录音机，我就用它们把我的歌都录了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然后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有和声的效果。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们，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帮我加伴奏进去。
歌也是少年春心。是经过伪装的情爱，是较为委婉的欲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春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春心，甚至每个人生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春心。歌是这些春心的储存器，我们把当时的浴火、辗转、绝望，把当时的气味、颜色，刻录进这些歌里，每个音符、每个和声，都是密码。尽管歌有自己的作者，有自己的主人，但一旦我们把自己心事和欲望放进去了，我们就成了它的主人。
起初，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欠缺一份“对人世的信心”（我讨厌胡兰成，但我喜欢他这六个字），在逃遁中慢慢磨折了自己，消耗了一份雄心。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待自己，就像神佛待万物，创造一切，收回一切，丝毫不以为意，丝毫没有慈悲和怜惜。他们不留恋赭色枫树糖一样的青春，不用创作延续自己的春心，也不热狂地让自己的青春无限延长，用诗、歌、画、金钱这些丹药。
更重要的是，少年春心稍纵即逝，过了某个年纪，对于用歌寄放欲望这件事，就不那么积极了。我的歌手生涯，就在这个年纪到来之前结束了。
少年对早夭的恐惧，少年的哀怨，其实都是撩拨，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特别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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