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灾区的新闻报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大员们一开始并不重视，战争期间，大人物要操心的事太多，中国这么大，某个地区遭灾饿死一些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照理说，像这样巨大的天灾，政府理所当然应承担起调集粮食进行赈灾的责任，但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难处，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已经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综合国力的衰竭也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河南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日两军的重兵集团隔黄河对峙，在河南境内，三面临敌的中国驻军达几十万人，其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通道，就是西面的陕西省。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

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也表示赞同：“蔡督战官言之有理，现在部署还来得及！”

蒋鼎文不以为然：“你们怎么就能断定日军准在这两个地点过河？这极可能是敌人故弄玄虚，我们不可上当！再说了，85军抽一个师到中牟，他们守临汝的任务谁来代替？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了临汝你们俩谁负责？”

蔡继刚急了：“长官，这两个地点正好是郑州的左右两翼，如果同时被敌突破，郑州将三面临敌，实在太危险了！郑州一旦失守，马上会变为日军的前进基地，此地又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敌军接济极为方便，而我军战况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蒋鼎文干脆转过身子，慢条斯理地说：“小蔡啊，作战计划是军令部批准的，现已实施到位，怎么能临时变更？我负不起这[...]

4月8日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大早，汉王城守军阵地上传来一阵阵铃铛声，几个老百姓牵着牲口向阵地走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壮实的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他左耳上夹着一支铅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腰围布腰带，还把长衫的前后摆撩起塞在腰带间，显得很精干。另外两个牵驴的都是短衣打扮的精瘦年轻人，黑布裤腿高高挽起至膝盖，一看就是庄稼汉。

一个国军少尉拦住庄稼汉：“嗨！往哪儿走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去去去，离这儿远点儿。”

壮汉摘下帽子朝少尉鞠躬道：“老总，俺是西面王村镇铁匠铺掌柜，听说队伍上卖炮弹皮，俺来上门收购，也省得老总们费时费力往集上送。”

少尉[...]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忧心如焚的蔡继刚连连向重庆发报，汇报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存在严重偏差，同时申请动用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新修复的黄河铁桥。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在电话里训斥着蔡继刚：“我说小蔡呀，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是军令部依情报编制下达的，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各部执行落实，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越权干涉，你这么干是两头不落好，以后不该说的话少说！再说，美国驻重庆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准备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怎么？你小蔡比美国盟军的参谋官还高明？”

蔡继刚忍着气说：“厅长，卑职并不认为官阶低就该闭嘴，这是关系到几十万大军生死存亡的大事，卑职明明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却不说[...]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政府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