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波罗阶段中,人的“意志”是如此热烈地希望留在这个世上,是如此与存在打成一片,因而即使自己的悲叹也变成一首赞美歌。
我们所遇到的是旺盛而意气昂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把一切好的和坏的都神圣化了。
那么,当我们假设他们的梦也表示一种线条和轮廓、色彩和配合的精确结果,一种类似他们最好的半浮雕情节时,我们就不可能出错。
我们可以想象后者如何在狄俄尼索斯醉狂和神秘忘我的情形下,脱离那狂喜的大众而不落在地上,以及后来如何通过阿波罗的梦幻灵感,显示他自己的情态,与宇宙之本质完全合一。
正像在巨浪澎湃的海上,一个人坐在一条受着浪头袭击的小船上而信赖这不坚固的小船一样,个人借着个体化原理的支持,并依赖它而静静地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剧烈痛苦之中。
啊!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命运的不幸产儿,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听的话呢?对你们来说,最好的事情是永远达不到的:根本不要出生,不要存在,要归于无物;而次好的事则是早点去死。
我们发现由过剩生命力所产生的痛苦现象,而由这种痛苦所产生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具有积极力量的悲观主义,它会产生积极效果。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悲剧精神或悲剧感,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会颓废没落。
当我们一旦能够直接把握到,不仅是由于探讨而知道,艺术的不断演进是由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二元性,正如种族的繁殖是基于两性间不断的矛盾和协调活动一样时,我们便在美学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前面我所用的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两个形容词是从古代希腊人那里借来的,希腊人曾经通过可靠的具体表现,而不是通过纯粹概念来展开他们神秘的艺术理论。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这两个支配艺术之神,使我们在艺术的起源和目标方面,认识了阿波罗的造型艺术和狄俄尼索斯的音乐艺术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两种创造倾向彼此并肩发展,平常它们强烈对立,每一个倾向由于它对另一个倾向的反抗而使另一个倾向更具有活泼的创造力,两者保持长久竞争的不协调关系,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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