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维奇回到俄国来，完全像一个英国人。他那剪短的头发，浆硬的高领，有着多层活领的、豆绿色长裾礼服，一脸不满的神气，生硬而又冷漠的态度，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没有表情的、突然发出的笑声，板着的面孔，专谈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谈话，对半生不熟的煎牛排和葡萄酒的嗜好——他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大不列颠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满大不列颠的精神。

这个温文善良的人儿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尘世生涯，就像一棵幼树不知为什么被人从养育它的土壤里拔了出来，立刻被扔在一旁，根部曝晒在太阳下面；它枯萎了，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印，也没有人为它伤心。

此去前途渺茫，也许是贫乏威胁着他，但是他终于离开了可憎的乡间生活，主要的是——他没有辜负他的导师们的教诲，果真把卢梭、狄德罗和《La Dè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l＇homme》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且身体力行了。

钱是由一个邻人周济的，那人是一个退职海员，终日喝得醉醺醺的，心地极其善良，最为喜欢，照他的说法，一切“高尚的事情”。

他从小在里面长大的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现在却对他飨以闭门羹

楼上，在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房间里，在悬挂在晦暗古老的神像前的灯光下，拉夫列茨基坐在一张圈椅上，臂肘撑在膝上，把脸埋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