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

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

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

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哪个灵魂就一定要进地狱，而哪个则定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可能是善的。

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

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出借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美国人看待这种事情有另外的眼光。在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这些东西无法衡量，也就无法在脑海中登记在册。它们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的老话就说过：“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

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 “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