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十一、佚名:大师大迁徙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看到这种情形,已有女人抽泣起来,母亲一哭,孩子也跟着哭了。有些男人劝着,有些则斥责着,这样一来,女人们就哭得更伤心了。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冻得哇哇直哭。但管理处就七八间民房,几百人就是撂也撂不下。后面陆续还有其他场的汽车开来,一车又一车人,在屋外站了好几层。最后,处里的领导就说,妇女领着小孩到屋子里来暖和暖和,轮流来,每人在屋里待十分钟,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坚持坚持吧!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吃住,你们青年农场建场的地方叫拜西布拉克,你们新建农场的番号叫红星十五场,快去吧,不然这里要被挤破了。
我们住在重碱区,还有成片的沼泽地,冬天冰冻了还好点,其他季节即使人走在上面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开冻的季节,汽车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里离农场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也顾不得了,都去运粮。场领导也说了,如果饿了,可以吃。大家见了粮食,都哭了,都往嘴里塞着生面粉,这哪里像人呀,简直就是一群饿痨鬼。
没有收成,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男人们没钱买烟抽,就抽一种叫“胖姑娘”的植物叶子;女人生孩子,没钱买红糖,领导就写个条子到场部商场领两斤;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钱都没有。就这样,我们靠双手开出了两万多亩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万立方米。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播种六点三万亩,当年收获面积近四万亩,超过了哈密全垦区的总播种面积,收粮食三百多万斤。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99lib•net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关键是粮食越来越少。粮食都是从哈密走时带的,带不了多少。这里的气候潮湿,玉米面捂霉了,但也得吃。最后,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就去买老乡的苜蓿苗吃,还有的职工把头年就已死掉的羊、马挖出来煮了吃,还有的就用盆子煮蝎子草吃,或到老乡地里捡已冻烂的洋芋吃,还有个职工吃了断肠草,死了。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饿死人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女人们把娃娃看护好,他们睡了,不要把他们弄醒了,深更半夜,黑天黑地的,没吃没喝,连个羊圈也没有,娃娃们弄醒了不好哄,男人们都下车来。场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最后,连“高产饭”都断了。每个农场都在告急。我们场的职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级报告断粮的事,饿得在路上晕倒了,等他醒过来,双腿已不幸被冻残,他是爬到博乐去的。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曾到过甘肃明水,新疆鄯善、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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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总是失望而归。后来,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一干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到了吗?真到了?女人们像是有了希望,纷纷把头从车里探出来。
而我们拜西布拉克的条件又是最艰苦的。
一个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声使女人们抽泣,男人们落泪。哭声使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家。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算得上是大迁徙了。
车被风刮得摇摆着,刮得篷布发出“乒乓乒乓”的声响,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们唯一的藏身之所毁掉。
阿拉山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这里的风不分时节,下午两点起风,清晨风止,风速每秒近六十米,常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风口地区夏天特别热,大多在四十摄氏度以上;冬天又特别冷,常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近十天来,大家呼出的气在篷布上凝结成了很厚一层冰霜,人们坐在里面,跟坐在冰窖里一样。
我们就这样把一块荒原唤醒了。现在,这里已找不出当年荒凉的影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已老了,当了祖母,但这里的绿洲是年轻的。我们吃过苦,我们的儿子吃过苦,但我们的孙子再也不会吃我们当年的苦了,这是我们这些祖母们深感欣慰的。
荒原上没有公路,我们一边探路,一边前行,走走停停。到拜西布拉克要经过一条干沟,大风将两边山脊上的雪都堆在了沟里,有些地方的积雪厚达一米以上,车子像一头觅食的猪,拱着雪,艰难地前行,有www.99lib.net时车爬上去了,又滑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减轻车的重量,大家只好下车;为了不使汽车陷住,大家在前面挖雪前进,车子在后面跟着,有些地方还必须用绳子拉车。直到半夜,我们才走出干沟,又走了一会儿,管理处带路的干事说到家了。
几天之后,在博尔塔拉的荒原上,就诞生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除了这块冰冻的土地,没一间房舍,没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男人们背对着风向,弓着腰,蹬着腿,以防止被大风刮倒。
我们日夜兼程七八天,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在路上没吃一顿热饭,没喝一口热水,没睡一个囫囵觉,本想到了博乐,至少不再如此,谁知还要往前走。
住房是用芦苇、树枝和碱土垒起来的,又低又矮,但总算有了个避风挡雪的地方。最苦的是开荒,拖拉机还没有运来,而春天来了又得播种,没有土地怎么播种呢?我们就先用铁锹、砍土镘、十字镐开荒。地还冻着,挖不动,一镐下去,手震裂了,却只有一个白点子,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但借粮毕竟是有限的,整个国家都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支援,我们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大家都仍然坚持开荒。因为我们知道,粮食只有土地里才能出,只有把种子撒进地里,才有不挨饿的希望。
车灯能照射到的地方,除了雪没有任何东西。夜里只有雪光,茫茫一片。从阿拉山口刮来的风裹着雪,抽打得男人们站立不稳。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而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新疆的粮食大多调往口内,支援重灾区。最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粮食给我们,并无偿地支援榨油后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后留下的糠麸。
但她们一看,心就凉了。有些人又哭了起来。只有孩子们已睡着了,所以只有女人们的哭声。
人们动手清雪,但雪刚铲掉,风又把其他地方的雪搬来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车上。
大地一色,全是白茫茫的雪原,寒风呼啸着,像从荒原上掠过的马帮,一藏书网丛丛芨芨草和一簇簇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看不见任何活着的东西,更看不见人。我们的汽车像甲虫一样在雪原上爬着,显得孤独而无助。
最后,师里作出规定,将一星期吃一顿白面的规定取消,剩余的极少的白面留给重病号吃;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餐两块发糕;再后,又将一日两餐改为午餐吃发糕,晚餐喝菜糊。后来,发糕里掺进了磨碎的玉米芯叶,叫“高产饭”,还有的发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个饿啊,有些人饿急了,见啥吃啥,吃地里的虫子,趴在野地里啃野草,恨不得见了人都上去啃两口!
那所谓的“到家”,就是到了一根拴了红布条的木棍子跟前,看不见炊烟屋舍,听不见犬吠鸡鸣。它是荒原深处的荒原,除了风雪的嘶叫,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息。
越来越冷,车上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也不管用,车里的哆嗦声响成一片,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叫起来。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1952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碱大,全师从1952年修渠,次年建场,到1956年,才开垦出五万亩土地,不如其他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这也许是这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哭叫,尖锐而嘹亮,像优质金属发出的声音,像天籁,风把它一直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女人们也下车了,她们紧紧地搂抱着孩子,紧紧地咬住嘴唇,再不让眼泪流出来。
大家又爬上了汽车。
火是唯一的温暖之源,也是家的雏形。大家围着篝火,把被子打开,铺在地上,然后几十个人盖一顶汽车帐篷,紧紧地挤在一起,入睡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这块处女地进入了梦乡。
藏书网最可怜的是孩子。他们常常在晚上饿得哭起来。只要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也会公鸡打鸣一般跟着哭。就这样,整个驻地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时,最伤心的就是母亲,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孩子吃,只有一边暗暗落泪,一边把孩子紧紧贴在怀里,千方百计把孩子哄睡了。
男人们心里也惶得很,他们只是不显露罢了。他们铁青着脸,最多骂几句粗野的话。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男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司机把车开到向风的一面,挡住风,男人们无声地、狠劲地铲雪,然后把行李从车上甩下来,然后烧起篝火。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