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拍电影累心
一九四二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象。会后,我们俩坐在树荫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他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比利时航拍公司的遥控技师没有辜负人民币的邀请,按照我们的要求出色完成了上午的航拍内容。组里土法架设的“飞猫”俗称“过江龙”,试来试去以撞坏云台宣告失败,早知如此也应该请国外的飞猫公司来。我们的电影工业太落后了。在预算允许的范围里尽可能给观众交足功课,要不怎么好意思说诚意奉献呢。
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因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拥有一百三十余年历史的美国柯达公司将面临破产。这个不幸的消息意味着胶片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九四二》将是本人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个时代翻篇了,挥之不去的是胶片留在心里的味道。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九九藏书,让我不要再流泪。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的灾情。
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
因为拍电影走了不少地方,统一的印象是:暴土扬烟,杂乱无章,脏。无论发达与落后的地区所到之处无一幸免。所以我盼着下雪。下雪的好处是,遮丑,掩盖了所有的不堪;坏处是,雪化成泥水使得原本的肮脏变得更加不堪。我希望一场雪接着一场雪,把所有的不堪都深深地掩埋,我年事已高,我恐惧看到真相。
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扮演美国记者白修德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
www•99lib.net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触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开机宴全组聚齐,工作人员五六百号,光司机就百十来人。震云兄感慨,人力物力耗费如此之大,如果编剧不尽责,剧本苍白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那真是无地自容啊。我说,许多编剧攀比片酬,却要求在合约里注明只写一稿。云曰:他们都是聪明人呀,我是个笨人,原与兄长共进退。
她唱道: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挑了十九年的担子,交给了观众,心里很不踏实。担子里的货色不同往常。影片上映两天,观众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踏实了。能与诸位在《一九四二》风云际会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缘分,冯导演小刚与有荣焉。温故而知新,是我们历尽坎坷矢志不移拍摄这部影片的价值所在。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拍轰炸的戏,埋了一公里的炸点,动用上千群演,请来国内航拍公司,结果搞砸。连基本的悬停保持直飞的动作都不能完成。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想抬举国内的公司,但他真不给你长脸,还得掉头请老外。技术不好可以练,最可怕的就是什么都敢应,事到临头掉链子。得,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吧。再不敢相信了。
我拍了这么多电影,没有一部像拍摄《一九四二》这么困难。有一九_九_藏_书_网次,拍轰炸的戏,正赶上张少华老师发高烧。炸点儿都埋好了,不拍就得炸,拍了,硝烟粉末老太太又怎么受得了?我当时特别矛盾,其实我不是那种只要把戏弄好了,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挺不是东西的。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两千群演的概念是:40部大巴运输,两千人餐食,群演劳务费,发放两千人的服装道具至少需要七八十个工作人员。拍摄一次的费用大约35万元(不含服装道具制作费)。《一九四二》全片故事发生在逃荒路上,150个拍摄日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场面大约30次,仅群演一项费用就达1150万元。用电脑特效则更贵,多么恐怖。这还只是灾民这一块,还有军队哪。震云是这样描写的:军队浩浩荡荡,逆着逃荒的人流,坦克、炮车、卡车、吉普车拥挤在路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日军的轰炸机群批次出现,炸弹次第落下——制片主任放下剧本,彻底颓了。我在组里宣布,出于人道的考虑谁也不许当着制片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读剧本时最令制片心碎的句子就是:逃荒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因为“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八个字意味着少说也得两千人,按每部大客车乘50人算九_九_藏_书_网,运送这些群众演员需要40部大客车。令人痛心的是,这八个字在震云的剧本里反复出现。制片求震云改剧本时手下留情别老写这句话了。云爽应,遂以“漫山遍野”取而代之。
拍布劳迪和罗宾斯的戏,期待两位影帝联袂奉上精彩演技。问二位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这样一部艰苦的电影,布劳迪说:他看剧本时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而他母亲曾经也是难民,13岁时因为饥饿从匈牙利逃亡。罗宾斯说:写人性的黑暗并不难,最难的是在黑暗中写出希望。肖申克就是两个字“希望”。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漫山遍野”的逃荒灾民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1995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一九四二》终混,对于导演来说,影片出了混录棚这件事就算画了句号。好赖就是它了。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有点九九藏书网像谈了十几年的恋爱终于领证结了婚,新婚之夜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蓄势待发,魂飞魄散,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织毛衣织毛衣,谁也没有不待见谁,媳妇也确实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不淡。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拍了三个多月,每天风里土里,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渐渐度日如年。对电影的爱越来越淡,对这样的生活也开始感到厌恶,也许真的到了要和它说分手的时候了。想想还有近两个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约里还有四部影片要拍,怎么挨过去?拍电影如果没了企图心,就像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就剩受罪了。
不少朋友惊讶布劳迪和罗宾斯加盟《一九四二》,难以预计我们要花去多少银子。说老实话,他们两位不是用钱能砸得动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预算。他们决定出演皆因被剧本打动。他们对电影的这种诚意是对我们多年执意坚持拍摄此片的一个回报。何平、国富知道,当初邀唐纳德、萨瑟兰拍《大腕》也不是用钱砸来的。
组里演员为靠近灾民角色连日伪绝食,所谓伪绝食就是到不进饭堂怕扛不住食物的诱惑,躲屋里悄默声煮些米汤嚼口菜叶充饥。今晚排练,演员多,临时安排在主创的餐厅对词。每分钟都在吃的欲望中挣扎,走路都打晃的“灾民”们嗅着红烧肉的余香喉咙咽着口水对词,国立含泪说:“在餐厅对词,你们太缺德了。”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在山西老宅里拍夜戏,从里屋到堂屋两次头撞在门楣上,尤以第二回撞得最狠,脖子都快戳进去了,直接撞回里屋。我不算高个,走路还驼背,难道百十年前的大户人家身高都是一米五几吗?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