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托德·司徒尔特，我的爷爷，他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的创建人，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妇女教育的倡导者。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父亲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学院、杰弗逊学院以及肯德基的森特里学院，他毕业后做了四年的老师，然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1868年，身在中国的约翰·倪维斯博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使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传教事业。这一年，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三名传教士到中国。他们先到纽约，穿过巴拿马海峡，到旧金山，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横穿太平洋到达了上海。

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约翰·林顿留了[...]

我到中国没多久，美国的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就在南京联合开办了一座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双方共同管理。

委员长坦言了对于雅尔塔协议的看法，对在中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涉及中国事务表示了不满，

我真诚希望立刻给国民党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技术上的指导，先帮助国民夺回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然后在当地进行民政管理上的改革，保证人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

马歇尔将军还是抽时间询问我，在和谈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我回答说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第一，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军事顾问上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改革，然后视改革的效果考虑进一步的援助；第二，采取中立的态度，先观望，然后看形势见机行事；第三，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努力，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我个人选择第一项，如果非要在二和三中选的话，我宁可选第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