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划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致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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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年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89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她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九-九-藏-书-网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然后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餐馆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从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身,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份的错误结合?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光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很孤独,除了妈之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借故就走掉。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份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治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性。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份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坛、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九九藏书击我。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借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所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纪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哨。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