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4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Age of Catastrophe）。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GoldenAge）；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本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

其三，或许主要是属于一种反应，一种对20世纪文化革命，即在传统社会常态、纹理即价值的解体之下，产生的回音。

第二个现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体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大陆之内，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内贫富差异愈大的现象

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

因此危机二十年的主要影响，即在于贫富国家之间的鸿沟日阔。

共产主义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半球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式国家计划领导的社会主义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

可是危机二十年政治生态的最大特色，却在于当政者的受挫，不见得就能使在野者获利吃香。

简单地说，在危机20年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固有的稳定政治结构开始分崩离析。

意大利主张分离主义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以及1992年竟有两成的美国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将一票投给了一名党外怪胎的得克萨斯州富佬。1989年和1990年，巴西和秘鲁，甚至真的基于“此人名不见经传必然值得信任”的原因，分别选出了新的总统。而英国则全亏采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unrepresentativeelectoral system），才免于70年代以来不时有第三大党诞生的危机。

不景气的现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重整，使得危机二十年的时代充斥了一股阴霾的政治低压

这场危机二十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

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西方那一批专门在企业管理科系发表高论，写作“管理学新章”的所谓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丛书是现今出版最多的宠儿），于是都急忙浏览孔老夫子的教训，或许他老人家对此等成功的企业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