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束缚，现在已成过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离开中国而重返者，可以发现中国女子之体力与智力的状况变迁得如此广博，几难以置信。现代妇女之气质、装饰、举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所谓时髦姑娘。这种变迁乃由于各方面的势力在发生作用。总括地说，它们可以称为西洋势力的影响。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民国，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Pericles）、阿斯帕西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克勒斯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的典型。唯利是图，诈谲[...]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或琉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弗朗索瓦·维永（Francois 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Johnson）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

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

卻是爲什麽緣故？因爲中國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種程度的頑固的特性。中國的繪畫或詩歌裏頭，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倫理學中，絕對沒有非現實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繪畫和詩歌中，仍富含純粹而懇摯的愛悅尋常生活的顯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籠罩一層優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圖逃遁此俗世也。無疑的，中國人愛好此生命，愛好此塵世，無意舍棄此現實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們愛悅此生命，雖此生命是如此慘愁，卻又如此美麗，在這個生命中，快樂的時刻是無上的瑰寶，因爲它是不肯久留的過客。他們愛悅此生命，此生命爲一紛擾糾結之生命，上則爲君王，下則爲乞丐，或爲盜賊，或爲僧尼，其居常則養生送死，嫁娶疾病，早曦晚霞，[...]

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如见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国伟人传记,每劝服一个强盗或隐士,使之与家庭团聚而重负俗世之责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学理论;至遁世绝俗,则都出发于道德的观点。在中国文字中,这两种相对的态度称之为“入世”与“出世”。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斗,以其战胜对方。即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或评比两种思想也会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举一个眼前的例证,则为梁漱溟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

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