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煜，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一○六一），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子由于是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

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

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

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赛克瑞（Thackeray）；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