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那多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那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了下来，头垂得很低，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

年长的窑姐站下来，回过身。她确定了这个中年神父问的是她，才微微的屈一下膝，上身端得笔直，回答说：“叫玉墨。文墨的墨。”

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

严歌苓是近年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一位华裔作家，在华人文学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最后被浓写的那一幕慷慨奔赴日本军营，十三个妓女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她们已经清楚决不能送鹿肉入虎口了。她们风尘卖笑的本事使她们轻而易举地装扮成娇羞的少女，所谓的刺杀不为别的，只为报复，不计成本的报复。妓女们在战争中成长起来，懂得人格和尊严，懂得爱与被爱，懂得获得与牺牲。这就是她们的转变过程，一群身带耻辱的女性从不懂自爱到为他人而悲而死，以洗去她们所受的所有委屈。这是她们共同的成长过程。

此外，书娟对这群妓女的感受的变异贯穿着全文。其情感走向在一个只有14岁的少女心里熔铸着复杂和微妙。（本处不多议论，这是次要点。同时也是篇幅的限制。）

然而她命运的曲折并非她所能预想，被轮奸被羞辱的豆蔻在奄奄一息时还念叨王浦生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豆蔻作为一个完整的女人的觉悟。而这种觉悟在兵荒马乱里被践踏得一无是处。

日本军人搜索在逃中国人。当日本中佐抽刀向王浦生劈去，玉墨这么想：“这时一对小两口一个那样留在阳世，一个这样身首异处。”我相信这是所有窑姐感受。她们依然愤怒了。后来她们一身素裹站在亡灵前祷告，我想在心里她们诅咒了日本千万遍。亲近的人的死亡使她们虽恐惧但更悲愤。

窑姐们最初是有意闯入美国教堂的，她们的楼船已不能维系其安全。这群不速之客鲁莽地和神职人员交涉，以至暴露身体亵渎神灵，脏话没有遮拦地涌出，大俗的举动不断呈现，避难的她们似乎没有想过外面人的生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天四顿的餐饭上。红菱为了一坛女儿红可以委身给陈乔治，她们简直无视爹娘生养的身体。

受伤的中国军人被收容进来，与他们同命相连地躲藏。他们在最危急地当刻相遇并感知，她们甚至懂得了自我的处境，也重新找回一些自己的定位。比如陷入爱情甜蜜的豆蔻会一时昏了头脑，跑上没有人迹的街市购买琴弦，在临别时为他的心上人弹奏一曲别歌。

而金陵十三钗的举动并非她们的独创。莫泊桑早在他的小说《羊脂球》里就提起过，羊脂球是个人人嫌弃的妓女。但战局变坏、羊脂球的同胞生命垂危时，羊脂球贡献了自己的身躯给敌军长官以保全他们的性命。不起眼的妓女有她的生命价值，国难当头她们反而是国家尊严和国人性命的维护者。在重读《金陵十三钗》之后，我发现不能单纯从故事框架上否定作者所着意渲染的人物。因为她们有着不同的动因，不同的心灵发展史，而繁杂的是人性不是故事表层。于是通过整理大致理出下面“十三钗”转变的几条主线。

英格曼在矛盾斗争里接受30多名妓女的避难，并向他们提供物资及安身之所。当他即将对中国军人说抱歉赶他们出教堂时，军人的一个军礼把他的成命收回。英格曼始终都是彬彬有礼的，对他的随从和雇人严加管教，虔诚地面对上帝严格地对待自己，比如他多方设防把尚年幼的孩子转到国际安全区。当他感觉到美国教堂可能是日本人的目标时，会为担心辜负家长们的委托而扶梯叹息。在战争环境下自身难保而有这等坚持，英格曼神父实在是个特别的人。他面对日本人的刺刀面无惧色，反倒讽刺日本人的十二把刺刀在威胁他。他的威严他的正直在和日本军的数次交锋中显露无余。在首都沦陷的次日，他教育所有女孩为国家为民族而哀悼。他的血性与良知在这里得到展现。

赵玉墨领头引十二个姐妹向明知不能回头的地方走去，这构成书娟的震撼与不安，此前的只由于家庭原因的怨气消退了。以书娟的忏悔为前调，继而引出十三钗的悲壮出行，把落差和惊讶留给编辑与读者们。

2.历史与复杂人性

起先我感觉《金陵十三钗》里，突出的人物不是那十三个代唱诗班少女受罪的妓女，而是美国教堂的英格曼神父。英格曼神父是个天主教徒，有着众生平等的先进理念。他没有任何歧视中国人的意思，在战争中原本不必对中国人施以援手的他是破例地一次接一次地，顶着生命和教堂灭亡的风险帮助濒临危亡的中国妓女、军人甚至一个个被强奸的路人。

“我姨妈书娟”贯穿了1937年12月12日直至12月27日这15天里所有在美国教堂的事件。圣诞前夕之前的叙述以时间为单线结构，平铺开来。接着日期跳向27日，记述书娟向英格曼神父忏悔的经过。她懊悔于她曾心生恶念，意图加害妓女赵玉墨。而她父亲的这位情人想与她和解，却被日本兵带走而失去最后的见面机会。由此书娟回忆起24日下午至晚上的经历。恶毒的黄军对唱诗班的少女产生邪念，以一种堂皇的理由，一张体面的请帖，并施以强权的手段使美国神父服帖。在这个关头13个妓女站出来表示他们愿意代替唱诗班的女子前往日军营帐，她们各怀凶器打算与日本人拚命。书娟之所以忏悔该是因为后面赵玉墨代人受死的勇气。

比如说《金陵十三钗》里多次写起教堂以外侵略军对中国人所犯的罪行，要换作第一人称来写显得拘谨，第一人称本身的局限使它不适宜在这篇小说里采用。“我姨妈书娟”是个自由游弋的个体，偶尔消失于文本也不会破坏整体感，反而使我们更深入地接触那段历史的其它人其它事。这些人这些事构成小说的要素，比如装扮成唱诗班的十三个青楼女子的执意投险，刺杀的片段作为小说的最后一幕，却被演绎成不倒的绝唱。

作者以自叙的口吻，讲述她的姨妈书娟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的所见所闻。用一个老者的回忆作为切入口，进行全篇的布局，把读者的目光直接引向炮火纷飞的现场。这是个高明而实用的手笔。如果以姨妈作为当事人来复述自我的经历，反而没有比作为第三方听证的作者的引述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作者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以一个听众的身份亦兼以叙述者的姿态与读者交流，这种直面交流相当直接有效。而且引述的方式避免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困境，这种方式的自由在于它可以调节叙事节奏，插入作者回顾起历史来的看法及作者与读者的潜性对话。比如说《金陵十三钗》里多次写起教堂以外侵略军对中国人所犯的罪行，要换作第一人称来写显得拘谨，第一人称本身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