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闻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

二十出頭，在湖南衛視時，我采訪

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我说：“我想做。”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

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